清末,邵东有资东、稽古、杨塘三大书院。这三大书院无疑奠定了邵东早期教育的基础,是邵东近现代教育发展的雏形。接下来,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走进这三所百年名校。
几经波折的资东书院
在邵东清末三大书院中,资东书院属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也是三大书院中交通最便捷、信息最流通的书院。它的诞生不但开了风气之先,而且深刻地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清末通过新旧思想、新旧学潮长久地激烈交锋,新学已早呈破茧之势,即使在远离京城和大都市的湘西南,也是呼之欲出。
道光初年(1821年),当地巡检姜镛以及地方乡绅提倡办义学。后来,由于姜镛卸任,义学未办成。道光七年(1827年),继任巡检沈登伍心念前任未果之业,倡建资东书院,陆续劝捐。这次,得到诸多乡绅的慷慨解囊,终于在双溪和黑田铺之间的枫树坳建书馆,名曰“资东书院”。其中,贴于两旁的对联“资水源头会,东山道貌高”的对联,广为士林推崇。
书院院务概由山长(后称校长)主持。山长又是主讲者,也可以聘请教习,受聘的教习一般为举子之流。山长年薪稻谷100石,经理年薪30石,教习因人而定。凡士子皆可入院受业,其中有参加县试未经录取的童生,更多的是没有参加过考试的士子。教习坐斋不常讲解课文,以学生阅读经文为主,有不懂的地方可以执经问难。若有博学鸿儒,由山长聘请来院讲解经文。书院以习八股文为主,教习旬日命题制艺。学生领题作文,没有在资东就读的只要是资东所属范围的读书人,亦可领题作文。一月一总评,名列前茅者给予奖励。多的奖稻谷3石,少的也有6斗。因此,当时的士子,只要作文名列前茅,不但自己生活无虑,而且可以稍许接济家庭。
资东书院不单是教书育人之地,也曾接待过不少革命者和先驱者。“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和著名将军蔡锷就曾经在资东书院小憩或借宿过。然而,民国时期,由于管理不善、贪污浪费、帐目糊涂,资东书院逐年亏损,每况愈下,开始靠借贷度日。借贷无门时,就靠卖田典地“剜肉医疮”。1935年,资东书院难以为继,只有停办,原有学生也就只有远走他乡就读了。1941年,在众方势力的努力下,资东书院重振旗鼓,再次开学。同时,于校门前再添两首对联,即宝贵光阴弥世变,善施教泽及人群。中不偏不倚,心愈用愈灵。
终不改名的稽古书院
稽古书院,座落于今邵东县流泽镇桃斯村的凤形山上。原来,山上有一古刹,名叫峰仙寺。清道光时,即公元1848年左右,因峰仙寺和尚行为不轨,为患乡里。桃斯村大士绅赵昌盛先生见义勇为,纠集亲义、安平、太一三乡大士绅,将该寺和尚驱散,寺产没收,并倡捐重金,用原寺房屋,创立稽古书院。
说起稽古书院的匾额,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捐建书院的乡绅中,有一位叫曾瑞堂的乡绅是曾国藩的族人。曾国藩在中进士后,曾来过此地。因其有进士身份,所以每到一个地方,读书人就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他。再则,他是为敦促修族谱而来的,所以,通常住在曾氏的祠堂里,或是曾氏耆英家。耆英,在古代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当时,他拜访曾瑞堂家,看到大门两旁“仁亲为宝,让畔而耕”的对联,便大为赞赏。走进曾瑞堂家,瑞堂兄弟热情接待他。曾瑞堂的父亲九皋公光大先人事业,家声大振,可惜英年早逝。九皋公夫人李氏施展才华,勇挑重担。既教儿子经营冶铁业,便大作公益事业,修育婴堂、办私塾、建茶亭等等。因此,曾国藩对这位族人颇有好感,并为李氏撰写《慈荫亭记》。
曾瑞堂因此渊源,便恳请曾国藩提笔“稽古书院”匾额,悬挂于稽古书院大堂内。后来,因种种原因,匾额被当做柴火烧毁,所幸曾国藩对这块土地上的影响,并未随着匾额烟消云散。
民国初年,书院停办了几年。1920年左右,由三乡地方推选唐端生为校长复办,改稽古书院为稽古学校。教师由县府委派三人,学生约四五十名,新旧文化兼教,既教经史,又教科学。1923年,由安平乡士绅蒋南甫接校长,扩大招生,有教师7人,设4个班级,学生200余人。蒋任职六年,由亲义士绅周载继任校长,为期六年,扩大5个班级,教师8人,学生略有增加。1935年,由太一乡士绅尹芝湘任名誉校长,李才成负责主持校务,扩大了校舍,新建教室一栋,共6间。整理了校容,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抗日期间,稽古学校按三乡原来捐的资产退还各乡,分办三个中心学校。稽古学校利用原来校舍,改为乡义乡中心学校。拥有教师8人,学生200余人,校长每3年一选,先后由蒋廷跃,熊冲,曾湘凡、赵雅、王典等担任校长,直至解放。解放后,由六区区政府曾钟川接办。1950年下期,曾钟川调十三区工作后,由县府委派周世范为校长,改校名为流泽乡中心学校。1952年下期,恢复原校名“稽古完小”,周世范仍任校长。此后教职员工虽不断更迭,但稽古学校之名却沿用至今。
益学怡情的杨塘书院
清光绪年间,宝庆府水东庙山村董善堂曾炳熙先生,见知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得任上海道。他拥有大量资财,关心桑梓教育,并于公元1901年(光绪27年)斥资2万银元,于今邵东县杨塘乡之兰桥村,创建曾氏族学一一杨塘书院,共历经四载,至1905年落成。后又经同族个人及各房祠堂捐助,又添置学田400余亩,每年收租800余石,供书院经费开支。
初建时,书院座北朝南,整体结构成“田”字形,东西长70余米,南北宽30余米,大小房舍56间,雕梁画栋,青砖粉墙。院内有泉井两口,左曰“蒙泉”,右曰“活水”。四角有小花园,鲜花常开。走廊过道,盆景宜人,名花异草,秋菊尤盛。门前有池塘一方,水面四亩,夏荷露,不染不妖,塘岸垂柳依依,月季芙蓉芳菲。院后有山林20来亩,山上古木参天,郁郁苍苍。书院右侧是小桥流水,潺潺浅唱,环境恬静幽雅,确是读书胜地。办学初期,仍采取旧式教学,每旬逢八由山长出题,门生应课。诸生所作论文,山长批阅之后,击木铎集诸生于讲堂,左右分列,山长据案独坐,点名发卷,就文讲解,指出优劣,最优者给予甸课奖。学规极严,自觉遵守,尊师重道,蔚然成风。门生各以性之所近,选习经史子集,即所谓经世之学者。书院除山长外,别无讲师,门生质疑问道,直接叩问山长,以故山长非宿学渊博能文之士不能胜任。
自书院创始至1927年改制,山长三易其人。公元1906年,即清光绪32年,清秀才曾儒真任第一任山长。1908年,清探花、官翰林院编修,湘乡王龙文(又名泽寰)出任第二任山长,因书院又名曾子祠,他不满意,主张改为孔子祠。与在贵州锦屏授业之曾廉(号伯隅)龃龉其事,一年之后,辞职离任。曾族名望三次赴黔恳请曾廉回乡坐掌书院。自1910年至1927年,曾廉执掌书院16年。
曾廉,清举人,历任清末国子监助教,《大清会典》编修,曾反对慈禧太后,隐避锦屏,著有《元史》《蠡庵集》《蠡庵续集》。
前三位山长离任之后,曾姓族人立其牌位于会辅堂,以示敬重。1927年,书院改制,定名为杨塘师范学校,后因经费支出不够,师资合格者又少,又改名为曾氏会辅小学,内设初中补习班,一任校长曾添生,二任校长曾羽腾。1934年,甲戍大旱,学租欠收,学校停办一年。1935年,族人敦请曾伯兴进省为学校立案,校名为邵阳县曾氏私立高级学校。
曾伯兴,又名曾杰,新化人,老家余田桥,同盟会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办学思想是注重科学和全面发展。1940年,他建议创办中学,曾族名望采纳此议,筹建会辅初级中学,曾杰任第一任校长,之后不到两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长沙猴子石。
1941年9月董事会成立。由民族资本家曾振之任第一任董事长,学校呈请立案,由于抗日挺延未决,至1948年教育部才明文核准。同时决定加捐校产,当时殷实人家和有识之士,如曾敬夫,曾贵初,曾清新等,共襄盛举,慷慨捐助,乃扩建校舍,增添校具。次年3月正式开办,举曾柏兴为第一任校长,先后以高薪聘请名师曾锦章,李信民,刘齐贤,曾颁君,朱成等来校任教,一般教师期薪60担谷,高薪教师100担谷。
(作者系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