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诊治 四大城市顽疾

　　中国科学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由当初的17.92%增长到2013年的53.73%，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大量城市病也相继袭来，其中尤以资源分配不均、交通拥堵严重、遍地鬼城和管理机制滞后为四大顽疾。对症下药方能事半功倍，如攻克此四大顽疾其他城市病大都可迎刃而解。

　　人口集聚城市问题频发

　　以公共资源均等化疏解人口

　　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是导致“城市病”产生的重要原因，不少专家认为，完善人口迁移与居住政策，控制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是治理“城市病”的最佳选择。

　　然而，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却认为“城市病”的严重程度并不一定与城市人口规模成正相关，他解释说：“在西方国家大城市的成长历程中，它们的人口在不断增长，但它们的城市病却经历了一个从恶化到缓解，不断得到治理的过程。” 

　　那么导致人口膨胀的原因又是什么？

　　对此，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刘成玉为记者解答了这个疑惑。他认为，公共资源布局的过度集中才是导致和加剧了“城市病”的产生的最根本因素。他解释说，“公共资源包括教育、医疗、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而在这些方面，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和农村无法比拟的优势。出于对优质公共品本能地、理性地追逐，人口自然而然就集中到了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虽然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但在某些时候，市场会对水、土地等长期性、战略性、涉及整体利益的公共资源失灵，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进行配置，可能会使这些资源向部分人群、企业和地区集中，影响整体发展。“对公共资源进行“空间管治”，使其得到合理配置就变得尤为重要。”他说。

　　，完善公共资源的配置机制是解决中国“大城市病”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刘成玉看来，完善公共资源的配置机制需要弱化公共资源配置的行政主导，培育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机制；强化公众参与及多方制衡；改革与完善现行政绩考核体系；在公共资源布局上实行存量优化、增量倾斜，尤其是把各级政府的行政中心搬往郊外，实现政治行政中心与社会经济中心的适当分离，从而为民让路，为经济发展腾出土地、创造空间；适当限制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强化对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倾斜，最终实现按照人口比例进行公共资源布局，安排公共财政支出；高度重视城市和城际地铁、轻轨、高铁等轨道交通的发展。

　　道路拥堵出行难

　　发展公共交通缓解交通拥堵

　　人口过度集聚和城市化不断推进还导致了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矛盾的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交通拥堵不仅会导致经济社会诸项功能的衰退，而且还将引发城市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成为阻碍发展的“城市顽疾”。“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用单双号限行、限制购车等方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未免过于低级。”樊杰强调。

　　诚然，无论是行政中心、大型公共设施、公众服务机构和商业机构外迁，还是多中心、卫星城发展战略的实施，都需要发达便利的交通体系来支撑。

　　交通拥堵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也限制了人们的日常活动，使城市活力大打折扣，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会随之下降。交通拥挤也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增多，据相关统计，欧洲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之多。此外，交通拥挤还会破坏城市环境。在机动车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交通对环境的污染也在不断增加，并且逐步成为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污染源之一。根据伦敦20世纪90年代的检测报告，大气中74%的氮氧化物来自汽车尾气排放。交通拥挤导致车辆只能在低速状态行驶，频繁停车和启动不仅增加了汽车的能源消耗，也增加了尾气排放量。

　　据悉，目前全国667个城市中，约2/3的城市在交通高峰时段主干道会出现拥堵现象，全国特大城市基本上都处于交通饱和状态，其中80％的路段和90％路口的通行能力已近极限。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公共交通优先是现代交通发展的基本理念和世界交通发展的共同战略，几乎所有的国际大城市都把发展轨道交通作为其公共交通战略的核心。目前，发达国家大城市的轨道交通运量占城市公交运量的比重早已超过了50%，东京则高达90%。实践表明，轨道交通兼具高效、经济和环保等诸多优势。据测算，轨道交通占用土地面积仅为其他地面交通方式的1/8到1/3，每千米人均能耗仅为私人汽车的8%，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还不到汽车的4%。

　　因此，在“城市病”的治理中应该着重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科学有效的城市交通体系可以很大限度上缓解和化解“城市病”，尤其要着重发展城市和城际地铁、轻轨、高铁等轨道交通。

　　新城建设致空城、睡城频现

　　配套产业需再升级

　　不少城市管理者认为，“新城”的建设是破解人口过度集中于城市的一剂“良药”，然而，当人口被“分散”到新城后并未“药到病除”，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座座没有产业的“睡城”、没有人气的“空城”，这种“摊大饼”似的城市发展不仅没有缓解“城市病”，反而加剧了大城市的交通负担。

　　“新城新区建设的前提是疏解人口、产业和功能。”中科院地理所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坦言。

　　新城新区的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它的发展却需要一定过程。新城的发展伴随着产业的转移可以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新城即使一开始是鬼城，但经过产业的带动后也会有所改观。

　　多数专家认为，新城的建设主要还是要避免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或者为了上政绩工程而搞新城新区，配套设施跟不上，产业发展不起来，造成城市无序扩张。

　　美籍华裔建筑师金世海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城新区的建设并不是解决城市病的唯一良方，他认为，可以将垂直城市的概念引入到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所谓的“垂直城市”指一种能将城市要素包括居住、工作、生活、休闲、医疗、教育等一起装进一个建筑体里的巨型建筑类型。

　　“由于 ‘垂直城市’对土地的极度高效利用，可以释放更多空间给城市绿地和居住空间，保证生态绿地的规模化和居住空间的中低密度，同时集中布置的复杂城市功能和超大体量有利于城市公共中心、活力中心、城市地标的形成；‘垂直城市’依托大运量公交（轨道站点），内部活动自成系统，完全脱离对小汽车的依赖，并可以最集中地应用生态节能技术。” 金世海说。

　　制度欠缺规划实施困难

　　完善顶层设计 城市病“标、本”兼治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困扰，也面临着无视城市规划，盲目建设新城新区的无序扩张风险。因此，完善的顶层设计是解决“城市病”频发的有效手段。

　　由于目前大城市常见的规划是“摊大饼”模式:以老城区为中心,一圈一圈往外摊,就业、消费、公共服务等在老城高度集中,新城则一片空白。城市职住分离,居民两头奔波,连接老城新城的路越来越堵。不少居民对现有城市的规划提出质疑，认为现有的城市状况是由于规划不当造成的。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彼得对此观点并不赞同，他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解释：“‘城市病’并不是由于规划不当造成的，因为城市法规有法可依。只是在过去的城市发展中存在一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因此，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依附工具。破解‘城市病’还是要让规划‘有法可依’、严格执行。”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认为，破解城市病不仅要从规划着手，也要从建立城市联盟、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做出努力。治理“城市病”,应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从“跨区域合作”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