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仍需琢

　　城市精明增长起源于美国，是美国规划师、学者们为了解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城市扩展中存在的无序蔓延、低密度扩张的问题所提出的。本世纪初，城市精明增长理念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引进。

　　尽管中美两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存在诸多不同，如规划体制不同、政府行为驱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但是美国在实施城市精明增长时所采用的政策工具，对我国目前的城市发展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因此，对于今后的公共政策选择，针对我国城市发展的以行政指令约束为主、手段较为僵硬单一、重约束控制而轻激励引导的问题，可以学习美国城市精明增长的做法：

　　第一，对于完善城市布局结构、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除了通过规划和政策进行硬性的规定以外，可以考虑通过市场杠杆进行调控。

　　第二，通过政策激励来引导城市发展，不仅要对开发商和居民进行激励与引导，对于地方政府一样要进行激励和引导。由于我国各个地方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中央政府不可能为各个城市一一制定合适的城市精明增长政策，但是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激励与引导，如财政支持，激发地方政府自发探索城市内涵发展。同时，对于城市中的投资者、居民，通过在信贷、补贴等多方面的差别化政策引导，从而实现对城市扩展的方向、位置、多少的有效调控。

　　第三，为了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与合理配置，应该突破行政界限的限制，对区域内的资源进行配置。由于我国目前各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的机制驱动下，竞争为主而缺少合作，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重复建设和土地低效利用。因此，有必要构建地方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在美国，一般是由州一级的政府对辖区内各个地区之间进行协调，通过划定功能区、设立保护区等方式进行调整。相对而言，我国目前尚缺乏这种明确调节机制来整合区域资源，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更多的是约束，而没有为地方政府之间协调资源配置的义务。

　　引进和学习城市精明增长理念，虽然对解决我国的城市问题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但是中美两国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单单靠照搬美国的做法，无法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中美两国在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美国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保障自己辖区内人口分布、就业分布等空间布局最有效率，从而可以实现公共服务设施效率最大化、公共财政效率最大化，保障中心城区活力与留住税基；而对于中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着追求任期内政绩最大化的非理性冲动。本质驱动力方面的不同，使得美国的精明增长理念对于中国而言，无法完全解决中国城市发展的问题。因此，我国要实现城市精明增长，就必须要剔除发展中的非理性因子，回归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道路。

　　（作者系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