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门槛高

　　12月12日，国务院颁布了《居住证暂行条例》，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而此前，《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也正式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这两项关于流动人口的落户政策一经公布立即引发了全民关注，但“漂”着的人们看到希望的同时也表示，北京的落户门槛太高，门太窄，挤进去的机会不大。

　　到目前为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市区常住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均已提出或实施各自的积分落户指标体系。但是相比沪广深，北京的积分落户政策确是“史上最严、门槛最高”。 除了尚未可知的分数线让“北漂”们感到茫然外，一些交不了社保的外来务工人员也直呼与落户无缘。

　　广深受众广 京沪重“高端”

　　广东省拥有2000多万的外来务工人口。广东省副省长李春生表示，外来务工人口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大贡献，要首先解决这些人的落户问题。

　　据了解，广东从2009年开始率先探索积分落户制，去年，广东开始的新一轮户籍改革宣布，每年要实现100万外来人口落户。到2020年，广州要解决700万外来务工人员的落户问题。广东省公安厅户政处处长黄成龙说：“一个外来务工人口进入广东珠三角地区，广东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配套措施上大概投入20到25万，每年100万人落户，财政还是可以承受的。”

　　如今，广州、珠海、深圳等地都在探索实施积分落户制。记者对比发现，广州、深圳两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受益范围更广，并非仅限于高端人才和高学历人才，还明确了大学本科以下教育程度申请人的积分。

　　在深圳，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具有高级技师资格或专项职业能力一级的申请人，可以获得和博士研究生一样的100分加分。而广州市则明确表示，围绕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广州积分入户政策还为环卫工、公交司机、医疗人员等一线人员开辟入户新通道。此外，参加无偿献血或者义工、青年志愿者服务的申请者均可加相应的分数。

　　而此前上海的积分落户制因倾向高学历、高端人才而饱受诟病。据报道，2014年，上海通过积分制得到当地户口的只有6000人左右。“上海市重点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比较好拿户口，班里的同学基本都能落户，居住证满七年再申请户口就没那么容易了，要排队等名额。”一名2014年毕业，今年年初落户的上海高校学生对记者说。

　　而就北京《征求意见稿》来看，教育背景依然占了很高的比重，不同学历间的差距也很明显，对高学历人群的倾斜力度比较大。

　　专家表示，与北京、上海面临较大的资源环境承载压力不同，广州和深圳自身发展空间和环境承载力好于京沪，同时广深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都较强。因此广深指标体系面向受众范围更广，京沪更强调“高端”。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发院研究员杨宏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出台积分落户政策的目的，就是让高素质的外来打工者、居住者看到希望。其实北京的积分落户针对的是高素质人才，并不是800多万外来务工人口。预计每年的落户指标不会超过5000人。

　　居住证“托起”外来务工人口

　　北京市“十三五”规划指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151.6万人，也就是说，未来5年内，每年将只能增加30万人。

　　对此，专家纷纷表示，积分落户的实际覆盖范围相当有限。既然积分落户惠及的只是很小一部分高学历人才，那800多万外来人口怎么办？

　　杨宏山建议，对于这800多万外来人口主要还是靠居住证来覆盖。“让居住证更有‘含金量’，让外来人口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而不是都去走积分落户这一条路。”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张翼也表示，积分落户实际瞄准的还是“高精尖”人才，在积分落户本身无法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就应当发挥居住证的作用，为暂时不能落户者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做好“兜底”工作。

　　在国务院颁布《居住证暂行条例》之前，《北京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也已公布，但是其申领条件却遭到诟病。

　　记者发现，北京《居住证管理办法》规定申领的前提条件是“来京人员办理暂住登记已满半年”，办理暂住登记则意味着还要办理暂住证。但是上海、深圳的居住证申领都没有暂住登记这一规定。

　　如今国务院的《居住证暂行条例》已颁布，专家建议，《北京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并不符合国务院的目的和精神，应取消暂住证这一门槛。

　　北京落户应规定具体的指标数量

　　《征求意见稿》提出，北京市政府根据年度人口调控情况，每年向社会公布落户分数线，积分落户每年申请一次。对此，有网友表示担心，是否会出现权力寻租？

　　此外，据了解，目前尽管多个城市表示将对积分排名和最终获得落户资格的个人进行公示，但是目前鲜有对积分分数线作出的说明以及获得落户资格个人积分数值的公开。

　　对此，专家建议政府对于积分落户具体实施和政策调整过程还应该更加透明，避免积分体系、指标数量、分数线的人为调整可能产生公众疑虑与权力寻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目前一些城市采取的每年根据申请数量决定积分标准线的办法，还需要商榷，首先人为调整可能会有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每年的分数线都在变化，很容易出现寻租空间，应该增加透明度，操作过程中也要严格流程，防止内部人员随意提高、降低标准。

　　而杨宏山则建议，要设立总量控制，北京应该借鉴广州、上海等城市的经验，给出明确的总量标准。“在具体的实施细则中应该做出规定，每年年初的时候公布落户的指标数量，明确到底是1000，还是2000，这样外来人口的预期性就会更加明确一些。”杨宏山说。

　　记者还发现，不同于上海、广州对落户区域的加分导向，北京出于人口向城市中心区以外疏解的压力，对申请人就业地和居住地进行了加减分区别对待。

　　对此，杨宏山表示，居住地转移加分还有可行性，就业转移加分并没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北京的金融业、服务业等就业机会都在城六区，转移至其它行政区并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