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遵循以产兴城的城市发展规律

　　【编者按】

　　11月10日，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特别指出要做好城市工作，这为“十三五”中国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形成了指导中国迈向城市社会的纲领性框架思路。随后有媒体引述权威人士消息称，时隔37年，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会议的议题或将包括城市规划、住房政策、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用事业运营等方面内容。在城市工作再度被中央提上日程的重要时期，中国城市报社总编辑解树江对话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名誉院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城市报专家顾问委员会主席徐匡迪就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最新热点问题做出解读。

　　关注棚改，坚持普惠与均衡发展原则

　　解树江：时值《中国城市报》创刊一周年之际，首先非常感谢徐主席在过去一年里对我们工作的指导和支持，让我们及时、深入地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等热点进行了全方位报道，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在新的一年里，您认为我们应该关注哪些城市热点话题？

　　徐匡迪：据我观察，《中国城市报》自创刊以来，大家反映还是比较好的，咱们城市报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我们既贯彻了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和讲话材料，也能很好地接地气。

　　新时期的发展中，新型城镇化还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现在要反映的城市情况和十五年、二十年前不一样，那时候反映的是CBD和工业园区，过去城市的发展一直靠招商引资、划地，还有就是旧城中心的城区改造，改造以后打造成所谓的“城市名片”；而现在新时期的城市发展，则要按照中央“十三五”提出的要绿色发展、包容发展、以及协调发展，比如现在中央抓得比较紧的棚户区改造。

　　中央花了很大的力量进行棚户区改造，但进展却不是很快，这需要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家共同来解决，新型城镇化应该做到惠及所有人，且要有包容性。东北老工业城市在这方面就比较典型，城市化绝不能形成和扩大“两极分化”，更不是房地产商的炒金俱乐部。

　　解树江：棚户区改造也可以成为地方和企业发展的契机，神华宁煤集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是神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主营煤炭开采、煤炭制品与煤炭深加工，近年来通过棚户区改造转型进入房地产行业，并取得了很大成功，目前该集团的房地产公司已是宁夏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对于棚户区改造，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哪些问题？

　　徐匡迪：我建议我们应当多关注全国棚户区改造的进展情况。棚户区改造主要有三类情况，一类是老工作区的棚户改造，也就是老城区的职工家属区；第二类是城中村，条件比棚户还要差，其实原来就是农村，没有厕所，也没有上下水，所以改造起来难度更大，例如距离清华大学北面大概一公里的地方，就是一个大的城中村；第三类棚户区，即原来是居民区，但是由于开发区建立起来以后，来了很多外来农民工，没有地方住，那么这些居民区的居民就把原来二层楼的房子增建到四层楼，再出租给外来务工者。自己不务工、就业，靠吃房租过日子，这在珠三角地区比较多，汪洋同志把这些人叫做“二世主”，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富二代。

　　中国的棚户区改造，一方面要使城市化的过程真正惠及所有在这个进程当中出了力的人，另一方面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也要注重均衡化，不能像里约热内卢、开罗那样，既有非常豪华的大厦非常繁华的CBD地区，也有极差、极落后的贫民窟。另外，现在特别强调绿色的城镇化、城市化，所以城市化的过程中还要保护环境，不要搞成水泥森林，再就是我之前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年会上讲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注意中华文化传承、必须着力保护历史文化名镇。

　　保护古镇，守住历史文化根本

　　解树江：关于保护历史文化名镇的演讲文章在《中国城市报》刊登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目前很多城市的古镇都遭遇了“建设性”破坏，古城古镇古村遗产既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教育资源，又是重要的旅游资源、经济资源，所以我们应该呼吁更多人守卫这些古城镇，呵护我国城市的历史血脉。

　　徐匡迪：对！咱们不能忘了自己的根，这些古城镇的根本属性还在于“不可再生性”，希望不要经过五十年的城镇化以后，它们都消失了。古镇，实际上古代的它是城市的雏形，就是从村到城，它中间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镇。据我所知，列入保护名录的中国的古镇就有700多个，这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挖掘。

　　作为我国重要文化旅游资源之一的古城镇，未来毋庸置疑会是一个热点，是拉动内需消费，提高当地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现在大家所热衷的旅游早已经从过去的自然风景向历史文化的传承转移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的泱泱大国，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东西如何能够保留给子孙后代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除了从旅游的角度关注古镇，也还可以从地方政府对古城镇的保护、旅游企业及民间捐助等PPP的投入方式来切入。

　　说到历史文化传承这一块，我再延伸一下，我们还可以多关注各地各城市的特产土产，名点名吃，以避免当前城市化进程中餐饮同质化的问题。

　　解树江：对于您说的这点我非常赞同，这也是当初我们重视城市历史文化的原因，即通过讲述历史上的城市管理者治理城市的经验及治理思想，给当代城市管理者以启迪，比如医圣张仲景，他曾经做过长沙太守，相当于现在的长沙市市长，在他上任期间，积极推行仁政，安抚民心，并以高明的医术救长沙人民于水火，还留下了“坐堂门诊”的千古美名。实际上从传播的效果来讲，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更好。

　　徐匡迪：您这一精彩补充太重要了。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既是水利专家，亦是当地行政官吏。苏东坡贬为杭州知府后疏通了淤塞的西湖，并把淤泥垒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这方面的历史典故不胜枚举。

　　四点着力，全面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

　　解树江：目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相应的进展情况，例如，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如何转移？国际有无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徐匡迪：就近期来说，为了配合中央新型城镇化战略，最大的关注点之一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是习总书记亲自领导，由张高丽副总理直接负责，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领导小组都是国务院和中央的领导组成，包括中财办的领导、中办主任和京津冀三地的书记市长。如果说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城镇化是靠珠三角的兴起、吸收外资来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九十年代到零零年代是靠长三角，上海、苏州、昆山、无锡这一带的兴起助推经济发展，那么二十一世纪，则是希望能够把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京津冀发展太不协同，河北的人均GDP还不到北京的一半，约为天津的一半。你看珠三角，从广州到深圳一路过去，发展水平都差不多，长三角也是，从上海到南京，上海到宁波，都相差不大，但京津冀，从北京到河北的香河，就泾渭分明了，一边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一边则有如西北农村，到处都是土坯房。对此，总书记非常关切，他曾做过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后来去了福建，在福建十七年，又在浙江待了五年，二十几年回来以后，发现河北农村还是那样，各个县级城市也依然破旧。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京津冀三地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如北京的政治文化，天津的“津门文化”，和河北的文化都不相融合。

　　所以，我认为京津冀发展现在的新思路就是要改变过去一城独大的局面。比如说北京，现在已经2150万人了，从资源生态的容量来看已经到达发展的“天花板”了。如此便提出可否引进近30年来欧美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像美国的东北部七个城市，占美国经济的差不多1/4，但这七个城市分工非常明确，其中纽约就定位金融，没有工业，发展全是靠金融、服务业、贸易、文化创意、艺术、展览等；波士顿就定位高等教育，高科技，包括航天控制等，波士顿有很多大学，比如哈佛、耶鲁、麻省、普林斯顿；华盛顿就是政治中心，既没有繁华的商业区,也没有工业园区，不搞科技创新，也不搞新兴产业；费城是历史名城，独立宣言在那里发布，南北战争终结也在那里，现在是文化各城，出版业高度发达；还有巴尔的摩，它是港口，整片北美东北区的物流和港口就集中在那里。就是现代城市群的概念，网格化专业分工，交通便捷，一个多小时快速铁路都可以连接。城市的发展不是“摊大饼”，盲目做大，现在纽约的人口就在不断减少，它依靠的是市场经济规律调节而不是户口管制的办法，如新泽西州和纽约就差一条哈德逊河，河这边纽约房价是那边新泽西房价的三倍，所得税、停车车位、高好几倍，所以许多中产阶级人士和大批白领都迁居新泽西一带。

　　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在京津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群，北京得把非首都功能转移出去，天津也不能都包下来，因此河北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样的话，从秦皇岛、唐山、天津、北京、保定、石家庄，这就是一个城市群了，将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散出去，可能在北京的附近，河北的中心地区，再建若干新型的城市。

　　解树江：刚刚您谈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问题，请问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我们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注具体可以从哪些点切入？

　　徐匡迪：我认为主要有四个点：第一个就是城市群的规划，即初步规划思想，可以对专家组里城规院方面的专家做一个系列专访；第二个是交通一体化，要想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就要交通一体化。过去京津冀的交通都是汇集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发散出去，所以都集中在北京换车。现在我们从天津到保定，从天津到石家庄，从唐山到保定都能直达了，所以专家咨询委员会提一个叫“轨道上的京津冀”的概念，它集合了地铁、城铁、快铁等轨道交通，在这方面咱们城市报可以专门做一个系列报道；第三个是产业协同发展，目前京津冀的产业问题是北京搞北京的，天津搞天津的，没有形成产业链的概念，也没有一个市场的概念。例如北京的汽车，能自己做的就在北京自己做，不能做的就从德国、韩国进口，这样就没有把周边城市的配套产业带动起来，但上海做汽车，则是在上海总装，汽车发动机在镇江做，翻砂的铸造、齿轮箱的制造则包给了浙江，这样就把周边城市相关产业给带动起来了。再如中关村的科技创新很有活力，也是我们国家四大创新点之一，但是中关村的科技成果，接近60%转到深圳和珠三角，接近1/4转到长三角，真正转到河北、天津的，只有百分之十几。所以专家咨询委员会希望能在河北某一个地方，靠近北京，火车当天来回上班都行的一个地方，成立一个创业的中心，把一些高新技术转到那个地方，把它从创意变成一个创造性的产品，然后真正生产不一定在那儿，可以设在保定、天津、石家庄等原有工业城市；最后一个则是生态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是要保证绿色发展、生态发展，再也不能继续过去十年的“十面霾伏”，把京津冀变成空气质量最差的地方。同时还有大家看不到的水资源严重短缺、地下水严重超采的问题，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主要集中在华北和西北两个地方。这水也是限制北京发展规模的一个重要的瓶颈，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以水定城，以水定人。

　　在这四个方面的具体报道上，如何引导舆论，还需非常慎重，不能影响社会稳定。我希望《中国城市报》能配合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一起，既要稳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也要满足社会上大家对京津冀发展的一些期待和了解的愿望。

　　把握规律，以产兴城实现良性发展

　　解树江：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除了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外，还研究了城市工作，并就城市工作发表了六点意见，对此，您有如何看待？

　　徐匡迪：近30年新时期的城市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政府主导、划地招商，就是西方媒体所谓的造城运动，但后来演变成为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并引发了较大的矛盾。所以我们现在要严格控制杜绝该问题再发生，如严格控制开发区、新区的面积；第二个阶段就是城市的棚户、危房改造，棚改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大头。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呈现三足鼎立之势，第一个是棚改，第二个是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交通，铁路、机场等，第三个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大的比如引水的工程、环境的治理等。

　　习总书记此次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非常清晰地指出了我们新时期城市工作里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首先要肯定的一点是，城市还是我们经济生活最活跃的地方，经济发展不能靠农村，得靠城市引领下的城乡协同发展。其次，习总书记这次讲话还特别体现了一种全局的、协同的观念，以及绿色的和包容的观念。目前我们的城市发展过多地追求数字，比如我们的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达到55%，但真正享有市民社会保障的人口却不到38%，这就是说现在居住、工作在城市里的还有很多人享受不到市民的基本福利，有的可能享受了一条，比如父母双方都在北京或者在上海打工，其小孩可以进当地小学就读，但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另外还有城乡医疗、保险统筹，如果农民工有固定的企业打工，企业会给他办理，但如果是小商小贩，家庭保姆，怎么给他们解决医保问题呢？所以现在我们的城市发展还是面临着很多问题，可以说任重道远。这些被我们称之为候鸟式的城镇化或半城镇化的人，到底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些基本权益的保障问题，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重点。

　　解树江：这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习总书记提到的六点意见里，第一条就是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请问这个规律到底是什么？

　　徐匡迪：城市发展最基本的规律就是要以产兴城，以水资源定城，有产业、有了就业机会才有城市。前几年受珠三角城镇化的影响，我们大多通过招商引资来建城，但现在这个方法已经不太适用，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成本都已经提高，生活成本比较高，劳动力成本也比较高，外商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年减少了，即使投资高技术产业，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工，所以现在单靠招商引资来建城的老办法恐怕是行不通了。只能是靠发展产业，以产兴城，有产业才可以就业，就业才可以安居，安居才可以乐业，这样城市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改变某些地区领导的“造城运动”，因为这样做是有违客观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