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两年迎转型关键期

　　2010年，我们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根据麦迪森的各国长期经济增长数据，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二十年或更高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结束后，增长效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下降幅度达到50%左右。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战后高速增长的日本、韩国等经济体表现得较为典型。

　　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我们当时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在2013年以后下一个台阶，我国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阶段。按照美元计算，2014年中国人均GDP约为7565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11000国际元左右（1990G-K国际元），已经达到国际经验所显示的增长速度转折时点。

　　开始提出这一观点时，还缺少共识。然而，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这不仅是逻辑推论，还成为了正在发生的现实。我国经济在2010年达到增长高点后，开始增长放缓，近两年都在8%以下。广东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前几年已经率先调整。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需要强调的是，这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同于对增长速度的主动调控，不是说我们想让它高起来就能再高起来。从国际经验看，今后一些年，如能保持6-7%的增长，仍然是相当高的速度，所以称其为“中高速增长”。然而，我们要警惕“数字幻觉”，正确看待这种变化。随着增长的基数持续增大，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很大。例如，2000年时，一个百分点对应的新增量约为1000亿，近两年则达到5000-6000亿。

　　在新常态下，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重要的是要具有长期意义的结构变化，转换企业盈利模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保持财政的一定增幅。目前，我国金融财政风险有所加大，但仍在总体可控制范围之内；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仍面临很大挑战，但随着经济降速，将会明显改善。

　　因此，我们可以用“转型再平衡”来描述增长阶段转换：由以往高增速时的均衡点转到中高速或中速均衡点；速度下移伴随着相应的结构变化、动力变化和体制环境的变化；触底成功后，有可能在新均衡点上稳定增长较长一个时期，形成新的增长平台。

　　然而，实现“转型再平衡”需要三个条件：第一，需求侧，高投资触底。若实现高投资触底，三只“靴子”（出口、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需落地；第二，减产能到位。由于与需求端减速不相适应，供给端收缩较慢，一些行业（钢铁、煤炭等）从而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企业盈利明显下滑。若改变这一现状，出路就是较大幅度减产能，促进价格和利润回升。但是，出于人员安置和债务负担压力大等原因，地方对减产能并不积极。由此导致我国当前经济正真的挑战是企业盈利水平下降，财政减收，下一步有可能加大金融财政风险。第三，新动力形成。新动力体现在制造业中的高技术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升级，例如，机器人替代工人，精致生产；新的技术、工艺、商业模式等的创新。

　　未来一两年将是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金融风险的集中释放化解期、新旧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期。可见，以速度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确立发展质量导向，“以质取胜”应当成为新常态下的大战略。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