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文化与古代社会性贪污（下）

　　 明代血缘文化的发展与贪污关系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从宗法制度中培育出来的，从其一出现就带有很强的血缘文化的特点。晚清谭嗣同一针见血指出君主专制制度的掠夺性质和社会文化的无原则性质。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君主是百姓的君父，“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这是家庭“父权”的扩张和绝对化。由此产生出世袭制。“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传统政治体制下，父死子继、皇位世袭的特权，可以说是在用人体制上任人唯亲的最主要的表现。至于宗室外戚与朝臣高官恩荫子孙的制度，更可以说是对皇权世袭制的一个重要发展，从而使任人唯亲的范围成几何数地扩张以至于有限的监察机构及其职能形同虚设。”这个基础决定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官僚系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在这种关系复杂、利益均沾、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网络中，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自然是官官相护，以捞取最大的私利为根本目的。”正是有了这张关系网的保护，官员们才敢于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受贿，贪污。圈子文化是血缘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官场上的圈子文化就是血缘文化或意识在官场上的镜像或放大。

　　在生存的压力下，每个社会成员最大的心愿就是脱贫。但要安全脱贫，单独一个人是没法办到的，总是要有几个人才行。大家组成一个小团体，形成一个闭合的利益圈子。一般地讲，任何朝代的贪污都存在一个从个人偶发，到松散合作，再到紧密联盟的过程。越是环境压力大的时候，人们组织化的自觉程度越高。在重要资源（实物和信息）都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的情况下，政府官员成为圈子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这正是官场腐败的宿命）。租用权力和权力寻租都会在这个闭合的利益圈子里进行。官员权力的实虚、大小在决定了圈子质量的高低，圈子的质量决定了利益结果。官员拿到了租金，商人拿到了社会资源的处置权。利益圈子不合法，但合情。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圈子，贸然闯入别人圈子会感觉到一种戒备和敌意氛围。因为这种圈子的文化是专属的，不能随便进入。人在圈子里都是“童心”展露，在圈子外则是道貌岸然。社会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利益圈子上。

　　血缘文化反映在朝堂之上就是朋党。朋党现象，一直为世人所非。孔子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荀子曰：“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宋代思想家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指出：“小人以利为朋。”他说：“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除此之外，清圣祖也说过：“今人多结朋党，究其结党之意，不过互相攀援，以求富贵耳”，并认为宋明亡国悉由朋党所致。官僚集团拉帮结派，相互攻讦，排挤整肃。朋党对皇权形成巨大威胁，历代最高统治者都对此痛恨不己。

　　中国历史上对朋党打击最厉害的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他为了强化皇权，禁止官员私相引荐，结成朋党，形成与皇权抗衡的力量，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党禁政策。《大明律》还规定：“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鞠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为了防止内外廷串通，《大明律》还规定，各衙门官员不得与太监及皇帝的近侍官员交往，“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安置。”将严禁官员结党列入法律条文中，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反映了明初统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朱元璋鉴于前朝之鉴，于洪武五年六月铸申诫公侯铁榜，严禁军官接受公侯财物，榜词规定：“凡内外各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总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财物，受者杖一百，发海南充军，再犯处死。公侯与者，初犯、再犯免其罪附过，三犯准免死一次。”崇祯年间，又将这一限制扩大到所有官员，即严禁官员之间互相馈赠礼物，“凡馈人与受馈，并罪；馈而不受，未馈而单款有名者，止罪行贿之人。”为了防止官吏的亲属依官仗势，形成势力，魚肉乡里，朱元璋甚至曾发过专门的谕令，试图予以限制：“洪武九年秋八月，有司钦奉诏条，凡在官者，其族属有丽于法，听其解职还乡里。江阴令饶公玄德，其族属适于法有相值者，于是得白于有司，去归其乡邑。”

　　此外，官场上最有代表性的血缘文化就是科举制下的座师与门生的关系。中国社会流动的模式是从社会底层选拔人才到社会顶层的模式，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大多数举子来说，社会底层的贫贱生活和上层的奢侈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在其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象。考中的人第一个要感激的是赏识自己的恩公。“拜主司为门生，自唐以来然矣”，当然这种答谢方式的功利性世人都心如明镜：“今人之所最急者举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时受业之师，富贵之日非但忘其恩，并且忘其人矣。”但座师门生这种虚拟血缘关系建立起的利益联盟是很脆弱的，一旦遇到“厉害切身之日，戈可操，石可下也，何门生之有哉？”第二个要感激的是那些曾支持过自己能把书读完并参加考试的人。明清小说对此多有生动的描述。《醒世恒言》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中有个书生赵贵，因当年未达时，家道甚贫，靠蔡武的父亲老蔡指挥的资助，后来连科第，直做到兵部尚书。思念老蔡指挥昔年之情，将蔡武特升了湖广荆襄等处游击将军。一个上好的美缺，送与蔡武。再如《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都出身寒门，平常连饭都吃不饱，突然间有人往手中塞大把银子，心里早失去了平衡。如周进听说几位商人要出二百两银子帮他捐一个监，感激地爬在地上直磕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范进家里穷的只剩下一只老母鸡，两三天都没有揭开锅了。中举后先有张乡绅送五两银子和一个三间套的房子，又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周老爷、范老爷为了还“债”，一到任上自然是先忙着搜刮。

　　明代虚拟血缘文化 地缘关系是虚拟血缘文化的一种。它是指以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而交往产生的人际关系。如同乡关系、邻里关系等。为了避免出现一人做官，全家鸡犬升天，形成家族势力的局面，朝廷一般不允许官员在原籍任官。但这种规定并不能阻碍官员们利用血缘或虚拟血缘文化组成各种利益集团，所以官府中经常会出现地域性帮派集团。明代王振专政时，问三杨曰：“吾乡亦有可为京堂官者乎？”三杨向他推荐薛瑄，于是召为大理寺少卿。薛瑄到北京后三杨来拜访，没见到，就对他的仆人说：“若主之擢，王太监力也，朝罢可诣谢。”有一江西籍一品尚书不愿附和严嵩，就曾被严嵩当面呵斥“若非吾里子耶？何得为他人乃尔！”大臣们“所举或乡里亲旧，僚属门下，素相私比者。”崇祯四年御史吴执御弹劾首辅周延儒“揽权壅弊，私其乡人。”科举考试更被朝中同乡大臣视若网络同党的绝好机会，事实上各地的新科进士基本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进了这个或那个集团。正德三年，刘瑾为了扩充阉党势力，将自己同乡50人的名单交给会试主考官，主考官不敢违抗，只得将名单上的人全部录取。连素有清名的嘉靖朝首辅费宏也曾为老家子弟的前途利益专门致函地方官。“正德初年，凤阳人孙幼真出任江西参议，费宏即以同年身份为其赠言：‘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狭而人稠，闾阎小民虽力作啬，用不能自给，操末技以食于四方者恒十之五……’又称‘大过之时而求大壮之才’，寓寄勤政爱民之盼。”费宏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也不免让人产生利用政治地位徇私的猜疑。

　　会馆文化是虚拟血缘文化的典型。“会馆是明清时期异乡人在客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产生于明朝建都北京之后，发展于明朝中叶嘉靖万历时期，并逐渐在全国通都大邑兴起，……差不多有异乡人聚居较多的地方，就会有会馆的出现，具有相当普遍性。”中国古代商人深谙“工商食官”之道，深晓人情世故，深通血缘文化精义，无不把财力和精力往家乡人身上投，会馆成为“同乡人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京师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年间，最初是同乡仕宦公余聚会之所，后逐渐发展成为试馆。“科举制度的发展助长了地方主义观念盛行，人们为某求本地入官数的增多，不惜由官捐、商捐来建立会馆为本籍应试子弟提供尽量周全的服务，如闽中会馆甚至为试子提供考试辅导和靠后打通关节的服务。”“明中叶以后，会馆服务于科举一时糜成风气。来自不同地域的官吏非常渴望自己乡井的子弟科举及第以便入朝为官，他们开始把会馆做逐渐转而作为安顿来京应试子弟的理想场所。”“有的官绅甚至长期寓居，并允许女眷入居。”例如潮州会馆规定，“凡吾郡士商往来无暇，懋仟交易者，群萃而憩游燕其中。”一个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可能自律，能抗拒各种诱惑。一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显露出其虚弱的本质。他乡遇故知，亲得不行。“惟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亦财聚，此不易之理也。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这时他就可能接受你的帮助，与你建立友谊，最终为你所用。会馆抓住了人性的弱点，将血缘，乡缘，学缘等关系一网打尽，竟成为一股政治势力。

　　结语

　　在古代社会，中国人身处的环境就是这样一个人情、亲情、乡情和友情的大网，没有一定的定力，是摆脱不掉的。有时就连皇帝也要掉到这张人情网里难以挣脱。忠孝难两全，公私拎不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人情社会的长期存在表明古代国家的生存保障功能的缺失或者发育不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发展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是一个松散的文化聚合体。这样的状况下，出现社会性贪污亦不足为奇。

　　（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理事，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