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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继“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之后，又有这样一群朝阳社区居民，他们组织起来不是为了除暴安良，而是为了打造更好的社区环境。他们不像“朝阳群众”那样轰动全国，却也在践行着利己利他的一份责任。当然，他们也不是自发组织起来的。
“我们一直在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进来，然后培养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这是一种思维的转变，让他们由被动接受服务到主动服务集体。安贞社区的老年人大概占到该社区人口的三分之二，我们想让他们老有所为。”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在北京安贞街道裕民路居委会附近见到了活动的组织者孟京芳。
社工行业人才缺口很大
孟京芳是北京一家社工机构的普通社工。亲切、自然，没有距离感，是记者见到她的第一印象。这大概是社工特有的亲和力。此前一直在居委会工作的她看到了社会工作的前景，在进修了社会工作专业之后转而从事社工。“这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能为他人解决问题，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孟京芳说，“但是，目前群众对社工的认知度仍然不高，开展工作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然而，像孟京芳这样对社会工作的前景十分看好的大学生并不多。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内蒙古1500名社工专业毕业生仅2%干本行”“四川省社工专业毕业生8成选择逃离本行”“找对象难，佛山近六成社工单身”。“今年我们专业的毕业生三分之一都选择考研，也有考公务员，进入其他行业的，从事社工的同学很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也想留在高校教书，社工的工资待遇太低，社会认同度也低。”一名刚刚从安徽大学社工专业毕业的学生对记者说。孟京芳也对记者表示，北京社工的工资待遇普遍偏低，自己所在机构的待遇在同行业还算比较高的，一线社工工资大概3000多，中层5000左右，高层可以拿到7000左右。
“北京社工的生存状况确实不容乐观。他们的收入不高，主要原因是政府给予项目支持的力度较小，很多项目只有几万元资金，看起来项目不少，但是总金额不大，所以社工机构很难有力量来改善社工待遇。然而，北京生活成本太高，低收入对高支出，社工的生活质量当然提高不了。”北京市民办社工机构委员会副秘书长、立德社会工作服务联盟发起人张跃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北京一些社工机构负责人反映，社工行业目前面临很大的人才缺口，很多项目没有专业的社工队伍去策划执行。而深圳的人才流失也相当严重。2015年初，深圳市社会工作协会发布的2014年深圳市社工行业年度数据显示，2014年深圳在岗社工流失率为22.2%，呈逐年上升趋势。据深圳市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闾晓文介绍，行业薪酬偏低是导致社工流失最主要的原因。
此外，据记者了解，一些三四线城市更缺乏专业的社工队伍。“有资质的社工都会选择留在大城市，选择来我们这里的社工要不是因为祖籍在这里，要不就是在周边城市读书。像我们这种小地方，三线城市都算不上，只能通过和山东高校的老师建立联系，让他们推荐学生过来。”山东省东营市一家民办社工机构负责人尹胜辉对记者说。
一二三线城市发展差距大
困难不一
尽管全国很多城市都面临社工人才匮乏的局面，深圳的社工流失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说到社工行业的“排头兵”，深圳仍当之无愧。早在2007年，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深圳社工“1+7”文件，这是全国第一个围绕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而出台的综合性地方文件。
“除了有政策保障外，经费的支持也很重要。深圳市政府从福彩公益金、年度财政经费预算中对购买社会服务提供经费保障，对于服务及办公经费，还会结合地区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弹性调整空间。此外，深圳毗邻香港，政府会引入香港专业的顾问、督导来提供相应的支持。”深圳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总干事韦宗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深圳全市登记的民办社工服务单位共135家，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证书人数累计达7070人。在5268名从业人员中，一线社工有3732人。如果按深圳1300万常住人口计算，深圳每万人拥有专业社工服务人数已经超过3人。
同时，韦宗均也指出，如今机构的发展已经遭遇瓶颈。其运营和发展对政府的依赖非常大，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自身缺乏造血能力；与其他社工机构的服务相比同质性较高，不像香港社工组织那样具有明确的服务定位。
而北京“立德社工”的张跃豪则认为，如今税收是很大的问题。“政府向我们购买服务，我们还要再次缴税，这样一来购买资金变相缩水。作为提供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我们也要跟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一样，缴纳企业所得税。这让社工同行都烦恼不已。”
在青岛也开展项目的他还告诉记者，在青岛这样的二线城市，他们开展社会工作也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政府购买力度相去甚远。他举了一个例子，2015年，北京朝阳区政府拿出1000多万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而青岛李沧区才100多万。此外，青岛的专业社工人才和志愿者也都远远少于北京。
尹胜辉也对记者表示，项目资金是个大问题。“我们针对‘空巢老人’有一个项目，政府购买资金才24万，合同期为1年，由5个专职社工来做。如果按每人月工资2000元来算，人力成本都要花去12万，何况还有运营经费、办公经费等等。而一些大的基金会、企业也对我们缺乏信心，不愿意投钱。”
社工机构前进之路坎坷 谁之过？
除了资金问题、人才缺口，接受采访的各地社工机构负责人还说到社工发展面临的一个问题，即社工机构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干预太多导致社工机构缺乏自主性。“很多街道办事处把政府购买服务当作他们政绩的一部分，催着社工机构赶快出成果，所以对街道、乡镇领导的考核指标需要调整，否则社工组织被行政干预得太严重，就会失去社会服务项目的本真。”“社会工作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政府也要给予一定的空间，让社工机构得以成长和发展。在转变职能时，真正做到‘放手’。”
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郑广怀对社工机构负责人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目前最应该解决的是社工行业的独立性问题。政府在推动社工行业发展时不应该设定范围或者全部包办，有些官员也不能为了自己的政绩一味求结果。干预太多，社工行业的专业自主性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对此，郑广怀建议：“社工行业的从业人员要开始反思，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不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关系，而是一种契约关系，是平等互利的。他们要为了行业的发展和使命做出改变。”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社工的发展在方向和路线上都有大问题，不是政府的问题，是社工界和学术界的问题。社工界盲目照搬照抄国外的经验，而高校的老师缺乏实践经验，仅教授学生书本上的知识。社工专业毕业的学生没有实践能力，只能自己在实践中摸索。”
一名曾在社工机构实习的社工专业学生也告诉记者，她觉得在学校学习的理论知识大而空，都是很宏观的内容，不知道如何运用到实践中，有时只能用到书上一些很小的技巧。
据统计，目前，全国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已达3500多家，社工专业人才有40多万。“社会对社工是有需求的，但中国社工行业的发展之路该怎么走？我们的社工是不是要和国外一样？工作模式是否要一样？当理论和实践出现冲突该怎么办？这些问题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搞清楚。所以社工发展到今天，总量是大大增加了，但问题却非常多。经验借鉴过来，怎样本土化，怎样符合中国国情，把这些问题想清楚，社工才能继续发展。”杨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