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活水源头

　　目前，学界关于新型城镇化有个较为一致的说法：由于国情不同，中国不能再走欧美国家的城镇化道路，而应探索一条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然而，这条新道路究竟是什么？各地对此都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对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目标也并不明确。中国作为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与欧美各国不同，城镇化道路可否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新型城镇化这一提法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引导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本文试图从世界城镇化及百余年来中国城镇化的漫长历程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以此探究这一问题。

　　城镇化的典型个案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镇化都是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双重结果，实行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因而，城镇化总是伴随着政治民主与经济转型，而非单纯工业化的结果。

　　英 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1761年到1851年，英国用90年的时间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50%的国家，基本实现城镇化，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毫无疑问，工业革命是英国城市化的催化器。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工业革命前夜，英国议会与国王已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通过后，英国初步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基础。其重大意义在于为人人平等、理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思想的禁锢一旦去除，代之而起的是科学的创新精神。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盈利活动相适应。此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发展，促使曼切斯特、伦敦等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法国

　　欧洲各国中，法国的城镇化进程很值得关注。在法国大革命后，民主被载入宪法，但革命党人以专横的方法来对待民主，理解民主。加上缺乏规则和自由，民主成为僵化的教条和暴政的工具，导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工业化和城镇化受到极大影响。

　　法国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了近60年。18世纪晚期，法国就从英国引进了蒸汽机、珍妮纺纱机等，但工业革命的萌芽状态在专制统治下难获发展。直至19世纪40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为缓和国内矛盾，不得已实行改革，国家政策才逐渐向自由主义演变。此后，法国工业革命开始起飞，城市化亦随之展开。1853年起，奥斯曼开始主持声势浩大的巴黎改建，使巴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人口从1846年的百余万增长到1886年的230万，并带动了全国的城市化。1870年，共和政体最终确立，法国城镇化也随之获得大发展。1931年法国城市人口达到51.2%，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基本实现城镇化。法国城镇化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后起典型，城镇化起步比英国晚了半个多世纪，耗时也多了30年。这或能从其民主宪政建构中所走的弯路找到答案。

　　尽管美国的城镇化进程与英国、法国不同，但仍然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工业革命双重作用的产物。欧美城镇化的进程表明：宪政民主和工业革命其实是城镇化顺利进行的两个助推器。二者是一种“镶嵌”的关系，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近代中国城镇化的经验教训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殊性与中国城市的历史特点有关。“大一统”下的中国政治体制，虽并不一定完全构成专制，但却无法避免中国社会形成崇尚权力的单一的价值观念。中国城市作为“大一统”精神的重要载体，在城市体系和布局方面包括人口、建筑、商业等都强烈地体现了这种皇权至上的特点，即以权力为中心的城市特点。这并不利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 这种思想文化上的的统一，使中国城市保持了一种高度的整齐。在发达的官僚系统之下，城市行会、会馆等社会中间组织依附于官僚而存在、发展，并无独立性。官府随时可以征伐城市财产，盐、铁等产品不能自由出售，皇室以专卖的方式将其牢牢地控制于自己之手。

　　在这样的体制下，处于士农工商之末的商人，不仅社会地位低下，而且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将财产投入土地，以买田置地的方式而非投入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处置财产。此种中国商人典型的生存方式从另一侧面诠释了中国资本主义仅产生萌芽而不发展状态。 除了历史的延续以外，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殊性亦与近代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学习的纠结心态相关。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以大机器生产的方式拉开中国工业化的序幕。此外，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试图改变中国政体，变积贫积弱的中国为强大的中国。

　　然而，由于缺乏自由精神，民主再次成为暴政的工具。“五四”以后，赛先生和德先生来到中国，但中国在逐渐党治的过程中，迎接了赛先生，却冷落了德先生，更不知二者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合力作用。如今看来，中国政治体制虽经历近百余年的改革，但任务尚未完成，经济也未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城市作为权力中心而非商业本位城市的这一历史特点，又继续延续下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始探索如何在中国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但因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抵抗，城市竟在一段时间内被作为资产阶级的温床而遭到批判，致使城市发展迟滞，功能单一。80年代初，及时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城市焕发生机，各类城市成为改革开放的重地。1984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将只能由城里人居住的的城市体系向农村打开一个缺口。至1985年底，以各种渠道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人数就不少于3000万人。中国的城市发展开始步入正轨。1992年，小平同志的“黑猫白猫”讲话，从理论上及时纠正了国人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国与西方对立起来的思想误区，中国城市开始在市场经济的旗帜下获得发展，市场经济所遵循的自由思想开始蓬发，中国城市获得大发展。

　　打破思维误区，实现真正的“新型城镇化”

　　总结世界城镇化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可以探寻出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一些历史依据，而不是将视野局限于大、中、小城市如何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如何升级等具体问题上。 中外城镇化的道路都清晰地展示出城镇化是包含政治民主、工业创新、个人思想解放的一个全面而统一的过程，而不仅是单一的工业化推动的结果。在这三大因素中，政治民主不仅是工业创新、思想解放的前提，同时亦是其重要保障。离开了民主的社会土壤，人的思想受到禁锢，任何技术革命的创新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单一的社会价值理念不仅固化了人的思维，亦使社会上升的通道越发狭窄，作为人的个体尊严和价值无法真正体现出来。 然而中外各国在建构宪政民主道路上的不同结果，又时刻警醒后人：民主是一种方法，而非目的。民主的目的是社会进步，是保障人人共享城市文明的机会和权力。民主在让多数人说话的同时，亦要保障少数人说话的权力。同时还需提供一种制约的机制，以免民主成为强权玩弄的工具。因而，只有建立在科学精神上的民主，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恩赐的民主。

　　城镇化的历史已经证明：唯有三大因素的合力，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才可能打破瓶颈性的障碍，取得突破。离开了这些因素，而单纯以“新型工业化”的方式单向推进的城镇化，必将使新型城镇化的道路困难重重。 与新型工业化一样，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实质是中国特色的概念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道路上的投影。所谓新型城镇化，其实就是在概念上、理论上突出中国城镇化道路的个性、特殊性，并在未来的城市化道路中努力探索并试验这种“特殊”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此种思维实际上已为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做了一种先验性的定论，即中国要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的发展道路。这种力求“不同”的思维，暂且不论对错，其实质仍是延续中国自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先进文明时，力求保存固有文化的一种纠结心态。这种心态，不仅与从历史依据出发、从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出发的科学精神相去甚远，也与“白猫黑猫”理论所折射出的不要自身设置思维障碍的指引不同。 毋庸讳言，中国有自身的国情，中国城市有自己的特点，但这种城市的特色能否进一步理解为城镇化道路的特色，并成为其立论基础，这确是要仔细探讨的。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是否是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实要等这条道路走至路的尽头才能归纳、总结。如果尚在路的开端或路途之中，就慌慌张张地标榜自己是新的、与众不同的，这就如同20世纪初国人在信仰危机之时，饥不择食地选择各种主义一样，容易将理想的主义和现实的问题隔离开来，无益于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 在此基础上，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已不单单是一个人口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以科学的精神和多元的思维去思考城镇化的未来走向，打破“大一统”的思维习惯，实事求是地面对各个区域环境、人口、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在各地的实践中探索前行。同时，中国各地的城镇化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因此，只有真正理解了城镇化的三大必然因素，城市的生机和活力才可能自然喷涌而出，才能打破“与西方不同”的思维误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才算是真正走出一条特色之路。 （作者系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