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自2013年启动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以来，截止到2014年底，北京市已累计退出污染企业680家；2015年上半年又退出185家，预计到今年年底，累计退出企业将突破千家；到2016年年底，将提前一年完成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退出1200家企业的任务。
腾笼换鸟提质增效
针对污染企业退出问题，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伯旭透露，北京经信委将会同北京市发改委修订新的禁限目录，按照“只紧不松”的原则，完善现有条目、增补新条目、扩大条目禁限范围、调整条目适用功能区。此外，将进一步调查梳理存量工业企业用地、用人、产品形态、科技含量及经营效益等情况，深入研究分析，细化产业升级转移方案。
张伯旭表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形势下，要对污染型企业的转型升级分成三类区别对待。第一类是严控增量，对于新上项目严格把关，绝不再添新负担；第二类是技改提升，加强对现有产能的技术改造，提升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减少消耗和排放；第三类是关停退出，主要是针对落后产能、高污染高能耗高水耗的行业和生产工艺，要坚决淘汰，就地关停退出。
“凡是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功能都可以认为是非首都功能。”7月16日上午，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卢彦在向媒体介绍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具体措施时指出，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
在一般性制造业方面，北京市要求退出的是“聚人多、占地多、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两多三高”产业。今年，北京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相关目标：关停退出300家制造、锻造、小家具等领域的污染企业，逐步清退镇村工业大院，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有专家指出，这种“瘦身”举措意味着腾笼换鸟、提质增效，通过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减法”，来换取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优化的“加法”。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北京市产业转移的一个地理方向是河北，具体方式也未必是完全搬迁，对于一些污染较严重的企业可能就地淘汰，今年北京市计划调整退出的几百家污染企业主要以制造业为主，位置主要位于北京的中心城区，并不是非常大型的企业，这些企业也并不是完全搬迁，而是采取调整转移的思路。“一些具有技术升级前景、附加价值较高、拥有转移价值的企业，也同样需要加快向津冀地区转移。”
按北京当地媒体的报道：今年，在调整退出300家污染企业的过程中，北京还将加快推进北京现代第四工厂、奔驰零部件产业园等项目的落地建设；协调推动金隅、星海钢琴、日化二厂等一批企业在京津冀范围内优化产业布局。北京万生药业、精雕科技等数十家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高端制造、新型建材、新能源、石化等领域的“明星”企业，计划在今年启动或完成京津冀产业协同对接。它们纷纷将生产性研发、产业配套和制造环节向河北、天津主动迁移，总部研发中心则继续在北京聚集。
污企承接需尊重经济规律
于河北而言，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接纳北京的淘汰产业。赵弘分析道，产业转移的基本思路是完善产业集聚，享受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集聚经济的效应。同类的产业有特定的产业发展平台需求和服务需求，在环境处理、公共平台建设、基础条件完善等多方面更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
污染型企业退出北京成大势所趋，与此同时，承接部分污染型企业也成为了津冀不可避免的问题。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李峰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某些从北京退出的污染型企业是否转移到河北，也要看其与当地环境和产业基础是否配套关联，有污染固然不好，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污染产业都不好。“承接污染型产业，要尊重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律，关键要从污染型企业是否适于当地发展，是否与当地产业形成互补关系，以及当地的治污力度等多方面考虑。”
根据其对河北多地的调查了解，当地对承接北京企业的积极性很高，北京企业也有转移的意向。北京与河北在洽谈过程中会面临用地指标问题、工业项目环境指标要求（碳排放等）、政策衔接问题、资质认定等方面的政策瓶颈，仍需要国家对围绕产业转移的政策编制顶层设计，并进行政策深化和细化。
目前，河北省对于环境保护的管控较为严格，并不排除某地实施创新办法，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来促进承接污染型产业，“如廊坊向国际寻求合作共同探索生态补偿、碳排放等问题就是很好的案例。”李峰表示。“我们可以把发达国家的排污技术吸收过来，发展绿色产业，将排污产业发展成为一个大的行业，这对于河北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