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20年东北地区 “二次振兴”的趋势与策略

　　东北经济减速且走势陡峻，既有全国性的普遍特征，又有其鲜明的区域个性。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开始了深度调整，而东北特有的结构刚性和体制粘性的阻滞使其再度成为“问题地区”的机率非常大。要改变“把产生问题的原因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调控思维，需将防范风险、产业创新和深化改革作为稳增长的政策着力点。

　　东北地区经济下滑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很长时间都是中国的“问题地区”。自2003年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东北经济进入了复兴期。2008-2012年年均增速达12.5%，高于全国均增速3.3个百分点。但2013年再度低于全国水平，2014年落差加剧，GDP逐年下滑。

　　从供给角度分析，三省的第一、三产业增速基本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唯独第二产业增加值出现了下滑，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能源原材料是此轮经济下滑冲击最严重的部门，这是东北工业下滑的首要因素。

　　从需求角度分析，此轮GDP下滑是投资引发的，而影响投资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房地产投资。2014年东北房地产业销售额约5700亿元，同比下降30%以上，房地产业的市场规模超过旅游业、电子信息、汽车等支柱产业市场份额的总和。房地产市场的动荡直接影响了五十余个相关行业的发展。因此，东北工业下滑的主因是房地产产业下降过快导致。

　　东北经济下滑的深层原因

　　中国经济进入双调整期，东北地区固有的产业结构是引发东北经济快速下滑的深层原因。这一深层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城镇化深度调整与东北城镇化动力不足。过去十年，我国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构成土地城镇化的主要产业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事业，而两者的背离不断扩大，必然引发市场的强制性调整。东北的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背离幅度与全国基本一致，但东北更为严重。研究表明，东三省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都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吉林省2008-2013年全省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了25.5%，而城镇人口却只增加了1.8%。此外，近十年（2000-2010年）东北净流出人口达325万。可见东北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动力弱于全国，受城镇化规律强制性调整的作用力更甚于全国。

　　工业化调整与东北经济结构刚性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两条互为因果的主线推动了中国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目前，两者都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城镇化的强制性调整也引发了工业化的强制性调整，这是中国经济呈现新常态的本质原因。东北是此次调整冲击最大的地区。2003-2012年东北振兴的内生动力主要是中国重工业化和土地城镇化对重化工产品的需求。东北偏重的产业结构正好与之契合，经济随之繁荣。然而，这一契合也强化了东北地区原有产业结构的刚性，导致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与新常态下的全国趋势相反。

　　创新发展与体制粘性。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最为严重的老工业基地，东北已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突出表现为沿袭计划经济的思维取向和行为模式处理发展问题。比如，采取资源动员方式推动发展驾轻就熟；对通过市场经济方式推动发展，缺少办法和热情；对经济的控制欲望强烈；官本位思想主导地域文化等等。可以说，东北的体制粘性强化了结构刚性，结构刚性又反过来作用于体制粘性，二者互相咬合、互相促进，形成了城镇化大扩张、工业化大跃进的发展路径和地域景观。

　　东北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

　　如果将2003-2012年视为东北第一轮振兴，那么2015-2020年将是东北的第二轮振兴。要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主线，着力突破体制粘性和结构刚性，一手抓产业创新和深化改革，一手抓防范风险机制和社会保底政策的建立，实现东北的“二次振兴”。

　　防控风险。首先是控制房地产风险。一方面是要进一步稳定需求，可采取降低公积金、银行贷款和落户政策门槛等措施；另一方面是压缩房地产供给。同时，支持东北地区实施棚改和保障房资金能购买存量商品房。其次是控制资源衰竭型城市的社会风险。如建立资源型城市产业救助基金，尽量延长资源型产业生命周期和发展替代性产业。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支持资源型企业到境外发展等等。最后，区别化处理金融风险。用市场化手段和政府调控双重手段区别化处理债务风险。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切实将中央的各级政府改革要求落到实处。尤为重要的是，不能简单地把权力从上级下放到下级，而是把属于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强力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推动国企改革。

　　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既是突破结构刚性的策略，也是突破体制粘性的策略。在产业选择上，要收缩战线，集中政府资源，推动需求弹性高、产业关联系数大的战略新兴产业率先实现突破性发展。大学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要支点，要加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体制创新力度，推动创新源和创新人才走出高墙，并与地方经济整合。针对东北地区商业文化相对落后的特点，各级政府不仅仅要关注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关注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两类创新人才要加大奖励力度。

　　（第一作者系哈尔滨经济研究所所长；第二作者系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