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与公益创投怎么走？

　　编者按

　　作为“2015天津公益行”系列活动的一次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京津冀社会组织协同发展与公益创投论坛于6月16日在津召开。会议由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院和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联合主办，针对如何借力公益创投助推社会组织成长、如何制定简明有效的项目运作制度从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发挥沟通政府与行业的纽带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现将其主要理论观点综述如下。

　　公益创投的理论阐释

　　截至2015年3月，全国社会组织已达61万多个，基金会突破4000个。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社会组织面临资金筹措渠道狭窄、缺乏充足资金吸引高素质人才等问题，从而难以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完成其具体的社会使命。在此背景下，公益创投的创新模式给社会组织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成为推动社会组织成长的重要因素。

　　在理论层面，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张燕处长从概念、特点、构成要素等方面对公益创投进行了全方位且深入的阐释。她认为，公益创投并非简单的慈善，而是结合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它应当包括综合性能力建设及员工志愿者在内的全方位协助，为公益组织提供永续经营的机制。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翟磊副教授对创投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补充。她认为，两者之间应当是一种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但由于公益创投的投资目标的非营利性特点，公益创投在本质上不同于商业投资。

　　天津市青年文化和平培训中心主任杨凤玮从社会组织的受益角度阐释了公益创投。她认为，公益创投就是把经济生活中的“风险投资”或“创业投资”的理念延伸到公益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之中，为初创和中小型的公益组织提供创业及发展资助，最终目的是培育发展具有创新性的优秀公益服务组织，有效满足和解决社会公共服务需求。

　　关于公益创投的构成要素，张燕基于Frumkin总结的“三条腿的凳子”（即资本化、参与和绩效管理）观点，引入项目退出的概念，将公益创投的构成要素扩充为四个要素。

　　那么，公益创投会对社会组织带来怎样的好处？对此，杨凤玮总结了两点：第一，由于政府“购买服务”的高标准，不够专业的社会组织难以依靠创投达到预期效果；加上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公益创投有利于培养具有一支专业化队伍的社会组织，使其进入良性轨道。第二，公益创投通过有效的宣传手段，开展与社会相适应的特色活动，有助于提升社会组织的品牌影响力。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案例分析

　　近年来，政府参与公益创投的运作模式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也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议。天津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杨书文教授首先对其内涵进行阐释。她解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分为两类。比较常见的一类是政府将原来由自己直接承办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交由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承接，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这也是政府参与公益创投的一种方式。另一类则是政府部门为了履行服务社会公众的职能，通过政府财政向各类社会服务机构的直接购买而实现政府财政效力最大化的行为。

　　针对政府参与公益创投的现象，与会的公益创投实践者也分享了数个案例。杨凤玮从政府参与公益创投助力社会组织发展成熟的角度进行了案例展示，她以天津市青年文化和平培训中心为例，展示了其示范项目“新市民成长计划”。近两年来，天津市青年文化和平培训中心连续承接市政府与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积极链接资源，借政府之力引进智力资源，形成了100余人志愿服务团队与40余位各领域的专家队伍。同时，天津市青年文化和平培训中心在承接项目过程中不断创新，规范服务，从而创立了良好的人员管理机制、项目保障机制与完备的培训活动体系，形成了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

　　此外，石家庄学院苑丰副教授谈了京津地区农村公益和社会组织案例中所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等难题，并从“内驱式”要素角度，提出了内置金融合作社等解决方案。目前，京津地区由社会力量主导的社会组织、文化培育等建设往往存在有模难有效的问题，加上对农民合作的研究又较少涉及合作的核心——信用合作问题，导致京津地区农民合作尤为低效。对此，他认为，当以农村内部互助金融为切入点，以城乡融合为目标，以闲置土地、房屋流转为手段，以资产经营为核心，在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下，探索有效导入市场要素的发展模式，实现“内驱式”的发展主体、动力和路径创新。简言之，即是公益契入、经济促动和综合发展。他具体分析了内置金融合作对促动农民的深度合作的积极影响以及筹建的可能性和相关路径。

　　公益创投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尽管当前社会组织越来越壮大，公益创投也正在蓬勃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张燕从政府参与公益创投角度，总结了四点矛盾：从内容上，政府购买导向与社会组织自身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从事件上，项目运作周期与服务供给的持续性之间的矛盾；从效果上，眼前效果与长远社会收益之间的矛盾；从方式上，有序退出与“沉默式资助”之间的矛盾。对此，她也提出了四点建议：鼓励政府参与公益创投的社会运作；完善政府参与公益创投的法律法规；开展政府参与公益创投的科学评估；建立政府参与公益创投的退出机制。

　　针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估，杨书文补充了五点具体要求。她认为，衡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是否买得值，在于是否增加了服务供给，是否优化了公共服务质量，是否节约了行政资金，是否减少了行政序列人员，是否提高了公众满意程度。此外，她对承接公共服务项目的主体做了明确界定，认为尚未在民政部门登记但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暂不宜作为承接主体，特别是为防止“两头占”的现象；既符合购买主体又符合承接主体的机构也暂不予以考虑。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北京负责人王维娜根据自身经验，谈到了第三方支持对公益创投以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影响。她认为，应当建立公益咨询机构，进行社会效益评估监测、公益课题研究、项目规划等，从而为政府、企业等提供专业化、定制化的公益咨询服务，实现社会资源持有者与使用者的共赢合作，并与公益伙伴们一同助推中国社会资本增量。

　　对于具体措施，王维娜简单介绍了第三方支持性评估体系。这种评估体系需从机构管理层面、服务使用者影响、外界环境政策变化三个大方面进行系统整合评估，进而根据评估结果提出全流程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正确进行第三方支持性评估体系可以推动社会组织项目化运作及管理能力；提升社会组织公信力，建立信誉体系；发掘标杆项目，为社会治理注入新能量。此外，王维娜对公益创投提出了“四个一”愿景：一粒种，即社会组织公益项目；一滴水，即公益创投种子资金；一个生态，即健全的政策支持与资源匹配以及舆论推崇；一种生活，即社会公益成为风尚，引领全新的生活方式。 

　　京津冀公益创投当如何一体化

　　面对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趋势，张燕总结了五点有利于京津冀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提议：第一，允许社会组织跨域、跨界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第二，建立京津冀一体化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平台；第三，建立京津冀社会组织交流合作机制；第四，建立京津冀社会组织征信体系；第五，建立京津冀公益服务项目绩效评估。

　　翟磊以天津市为例，从理论上对社会组织公益创投的规程进行了研究论证。首先，她认为规程拟订的总体思路应当是征集市民、社会组织和专家的意见，结合资金投入、规划目标进行决策；设定项目标准、组织项目申报、专家评选、入选项目的规范化申请等；对入选项目进行资金拨付，对社会组织的实际执行项目内容进行实时监督；规范结项流程，要求各组织对项目实际执行情况、资金使用状况以及成果进行汇报，提交文字材料；最后专家组、市民以及接受服务的群体对已结项的项目进行评价，积累经验，纳入社会组织发展考核。通过规程的规范化管理，希望可以规范公益创投项目的开展，促进政府在组织公益创投项目方面的能力提升，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从而提升协同治理水平。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魏朝阳则站在京津冀三地协调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四点有关公益创投的建议：第一，三地需建立联动机制。京津冀需经常沟通情况，分享彼此的经验，联合制定并联合发布三地关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从而实现社会组织管理的区域一体化。第二，搭建服务平台，加强三地社会组织交流、沟通和协作。社会组织在三地协同发展中具有天然优势，其非政府性特征使他们更容易突破体制的障碍，因此，围绕三地的共同目标，可联合开展活动，使社会组织成为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的重要主体和支持力量。第三，小幅放开公益市场。他以北京市的资助体系为例，表示北京市政府对资助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不存在地域门槛的问题，无论天津还是河北，都可申请资助。同时，北京市还有专门的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管理办法，只要符合条件，允许全国各地的社会组织进行申请。第四，倡导三地公益组织走基层，多去边疆和贫困地区。他表示，下一步引导北京的基金会把目标聚焦在京津冀，率先把公益活动开展在京津冀地区，带动三地的公益活动，进而推广到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