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调 助力新经济增长点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已进入新常态，而其第一个表现即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通过分解中国前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可知，经济高速增长大部分依靠资本的投入，贡献率高达60%以上。但是，当年的资本驱动模式原因在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加上人口抚养比长期保持下降趋势，从而促成最高的基本积累率和较高的投资率。此外，人力资本的供给、劳动力农转非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提高了生产率。简言之，就是人口红利。然而，劳动年龄人口自2010年开始负增长，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逐渐消失，传统经济增长引擎也随之减弱。那么，在正确认识经济减速原因后，该从何探寻新的增长源泉呢？

　　转方式、调结构，探寻新经济增长源泉

　　经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的减速是阶段性和结构性的变化，而非短期周期性的因素影响所致，因此，一个重要的应对方法就是不要寻求超越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被生产要素、资本、土地、环境等约束，在生产率的进步被约束的情况下，强求发展相当于要求运动员不顾自身所能而追求速度，容易适得其反。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方法是努力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依靠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实际上，这是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最主要手段。从投入驱动型转向创新生产力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才能使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据分析，尽管目前实际增长速度下行，但它与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刺激性、周期性的办法并不可靠，而必须靠改革、转方式、调结构来提高生产率。土地、劳动力、资本流动到最有效的经营者和创业者的手里，这本身是资源重新利用的过程，是提高生产力重要的源泉。根据模拟测算，今后生产率必须要达到70%—80%的增长速度，才可能维持原来的增长速度，这是最理想的状况。

　　创造性的破坏利于产业调整。过去通常是增量的产业结构调整，这是最简单的方式。由于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力不对等，生产率也比较低。当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时，实际上就获得了资源重新配置，生产率自然提高，这是宏观效应。未来这种趋势将减弱，会远离二元经济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因此，未来的资源重新配置、生产率的提高，就必须靠“加减乘除”的混合运算：既要有产业之间的转移，也要有行业之间的转移和企业的重组。归根到底，要让生产要素流到效率最高者手中。实际上，没有效率的企业退出经营，新进入者相对容易能获得资源。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其实是未来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京津冀协调：经济增长重要区域支柱

　　京津冀协调结合了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是新常态的发展理念和改革红利的良好结合，这是支撑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区域支柱。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解决城市化的集聚效应与大城市病之间的矛盾。欧洲、日韩、北美等发达地区出现一个新的经济规律，即经济越来越倾向高度集中在少数的都市圈。其原因归根到底在于人才的聚集、创新的集中和各种资源高效率使用，称之为“集聚效应”，这是城市无可替代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中国现已形成了一个二元的社会结构和体制结构，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城市病”，且城市越大，“病”越严重。因此，形成了集聚效应和“城市病”之间的矛盾。这是难以避免的“成长的烦恼”。如果把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散化，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也是在避免“大城市病”的同时，发挥集聚效应。

　　京津冀协同形成整体区域的比较优势，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的发展往往会有一个先行者和后行者，先行者的产业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会失去比较优势，届时会进行产业转移，因此，形成了一个“雁阵式”的产业转移模式。迄今为止，中国经历了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但是，京津冀地区既在地域上接近，发展水平也没有形成巨大落差，优势互补的效应至今没有产生，甚至还会继续发生“灯下黑”的情况。如此一来，需形成一个整个区域互相依赖、互相补充才能存在的比较优势，各自都有比较优势，但其比较优势又互相依赖。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地的繁荣也就带来另一地必然的发展，而不是一地的发展以另一地的不发展为代价。

　　京津冀协同产生进一步辐射效应，优化产业结构。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同城化，北京的创意优势、总部优势以及天津自贸实验区的开放优势，将产生进一步的辐射效应，与之配合，河北省的产业转移即可发挥新的优势。总体来说，这延长了华北地区、甚至中国的人口红利，并且优化了三地的产业结构。为取得这个新优势，中国未来的发展归根到底要靠改革驱动。因此，在教育体制和户籍制度方面，河北省可以率先改革。因为，京津都属特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户籍制度的推进会面临特殊情况，速度也会相对缓慢，而河北省如能抓住京津冀一体化的机遇，在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推进，则可取得新的人口红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