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金融创新看中国

　　5月23日，201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新常态、新金融”在北京召开。来自“一行三会”的主要负责人、国际金融机构决策者以及学术界、金融和实业界共2000多人齐聚清华大学，共议“新常态”下的全球和中国金融业的机遇和挑战。

　　“钱是能发出声音的”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悄然变化。“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倡议之下，‘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以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制的出现，其影响力更加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副部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龙永图在发表演讲时表示。

　　龙永图指出，当年作为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曾经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可惜由于美国人没有钱，也就不了了之了。这次，中国人主动出资，真正开启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和组织。“钱是能发出声音的”，中国过去在国际舞台上并未发生过令人深刻强大的声音。龙永图说：“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们在国际体制当中基本上采取随大流的立场。这次作为一个长期参加国际经济合作和谈判的一位工作人员，我确实感到十分振奋，这对我们中国整个来讲，特别是对中国金融体系来讲是一个发挥自己重大作用的机会。”

　　针对美国暂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问题，美国财政部原副部长Frank Newman表示，他对美国不加入亚投行（又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没有顾虑，但相信美国今后会加入。他说，我个人并不理解美国为何不加入亚投行。

　　Frank Newman进一步解释道，亚投行有一个很不错的开始，组织运营得很好——清洁而又绿色。亚洲需要建设许多基础设施，因此我认为有很多机构可以帮助，这个机构就可以为我们提供极大的帮助。

　　互联网金融前景乐观　　

　　互联网金融的诞生，给金融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对于中美互联网金融对比的问题，凯鹏华盈创投基金主管合伙人周炜认为中国比美国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是金融领域市场无比巨大，这个领域前景不可限量，在互联网和金融结合产生诸多10亿美金公司的过程中，风险控制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中国金融模式创新领先于美国，事实上，互联网领域越来越多的模式创新出现在中国。

　　“创新型金融服务有四个层面，”周炜说，“第一是服务和渠道创新，帮助金融行业更好的更有效率、更低成本卖产品；第二是高铁绕道式结构创新，之前叫高速公路绕道式结构创新；第三是社交化媒体带来革命式的创新；第四是比特币，我称之为天雷地火式的创新。”

　　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蔡鄂生似乎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抱有乐观期待：“大数据来了，互联网来了。我觉得好的问题是，如果能解决透明度（的问题），能够降低成本，就能实现整个金融发展的好处。你不能说，现在由于互联网金融出来以后，利率还那么高，那不就乱套了吗？”

　　对于即将出台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细则，到底应该“严管还是宽管”的问题，蔡鄂生认为要突破“面儿上”的概念，去看问题的“根儿”——“对互联网这个东西，如果像对传统银行规则定的那么成熟，是不现实的。但是其实最根本的还是离不开作为金融的核心的元素：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

　　蔡锷生强调说，最关键的所谓监管的概念，从理念上来讲是为了保护投资者——不是简单为了保证好坏。“防风险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防风险而监管某些机构。而是因为这些机构有风险，这种风险是什么？对投资者的损害，对经济的伤害，这才是真正问题。”

　　金融杠杆需适度运用　　

　　当前，中国金融的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较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王兆星表示，金融杠杆是双刃剑，我们不能否认金融杠杆在现代经济当中神奇的功能，但金融杠杆不能被神化，金融杠杆上加杠杆、证券化上再加证券化的兴奋随之而来就是去杠杆的痛苦，银行放贷能力萎缩、失业提高、经济衰退。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杠杆可以大有作为；金融杠杆必须运用适度才能够远离危机；不论对金融宏观调控者还是对金融监管者来讲，往往最难的也就是如何把握、如何控制金融杠杆的最佳水平，这也是我们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金融监管者所面临最大的挑战。”王兆星说。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吴晓灵也发表了相似的看法。她表示，中国金融业高杠杆的情况下再增加信贷无异于饮鸩止渴。银行不能总是要央行“放水”，还需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另外，中国动辄几十亿非法集资，说明中国不缺钱，缺的是合法的渠道让资金投到实体经济上去。控制货币、搞活金融是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吴晓灵指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应对提高投资效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挑战的重要措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我认为如果要是完成这样的任务，希望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在完善宏观调控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搞活市场投融资活动；第二，要强化市场主体财务约束，让资金价格反映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风险状况；第三，要尊重居民财富自主权，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第四，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