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的动力分析

　　1 中国的城镇体系日益集中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中国的城市在过去几十年都呈现了爆炸性的增长。据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了50%的关口，2014年已经超过54%。然而，城镇化的实际程度及城镇体系的结构依然是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目前没有统一的、普遍接受的“城镇化”定义。另一方面，城镇化的测定极为复杂，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标准，包括人口密度、经济结构和城市建成区。在中国，城镇人口的测量尤为复杂，加上城市历来是以行政管辖来定义的。因此，按照其他标准，中国许多城市的某些区域无疑会被归为农村地区，而另一些地区虽然被划分为农村，却人口密集，且村民从事着非农业工作。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同时通过对比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城镇化，本文根据实际聚落形态和劳动力市场流动，将城市定义为功能经济体，确定“城市功能区”，而不是以行政边界为基础。这类似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大都市的统计方法，它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中国城镇化进程。如果采取这种衡量标准，中国超大城市的数量将发生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对政策和治理产生影响。如果治理无法充分反映城市现状，那么服务供给、基础设施投资等政策可能会发生扭曲或失调。因此，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整个世界，将城市作为真正功能经济体而不是分割的行政单元进行管理显得日益重要，尤其是考虑到协同环保、交通和土地利用等问题，否则孤立决策常导致苦果。

　　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镇体系比官方的中国城市数据所显示的还要更集中（参见图1）中国拥有不少于15个超大城市——人口逾1000万的城市功能区。相比之下，当年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仅有6个超大城市。2010年，这15个人口逾1000万的城市功能区人口总数达2.6亿，而在官方认定的“城市地区”中这一数字约为1.9亿。此外，人口介于500万到1000万的城市功能区还有23个，人口总数为1.48亿，其中9100万为城镇居民。总体而言，人口至少达50万的城市功能区有292个，居住着约7.9亿中国人口，其中逾4.9亿居住在城镇化地区。此外，这种集中性是与日俱增的：在2000年至2010年间，特大城市的城市人口总数增长最快，其平均增长率与城市的大小等级直接相关——人口总数在500万至1000万区间的城市增速高于150万至500万区间的城市。以此类推，唯一的例外是人口在20万至50万之间的非大都会城市功能区，其人口增长率比人口介于50万至150万的略高。然而，这几个大类下的城市增长率均还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一些中型城市功能区正在蓬勃发展，人口年增长率在2%以上。

　　需要注意的是，主要基于聚落形态和通勤方式的城市功能区包含了城镇居民与非城镇居民，这与中国官方数据界定的城市一样。这种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很多人住在大城市的偏远郊区，但在市区上班、消费及享受服务等等。因此，2010年城市功能区的城镇人口不到5.1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城镇化程度比数据所显示的可以说更低。据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化率为50.7%，但是对城市功能区的分析发现，当年生活在人口至少在20万以上的城市功能区中的城市居民人口仅占中国总人口的38%。

　　另外，也有约1.7亿人生活在城市功能区之外的“城市地区”，这些小型城市或城镇都是中国当局所定义的“城市”，但是大小、密度和距离并不符合独立形成城市功能区或成为其组成部分的标准。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功能区分析显示中国城镇化程度高于城镇化率的标准。2010年人口20万以上（含非城镇居民）城市功能区的总人口占中国全部人口的61%以上。这点耐人寻味，它意味着中国五分之三的人口都处在重要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功能区以内。

　　2 城市规模越大，经济表现越强劲

　　众所周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往往高于农村，这一关系是所谓的“集聚经济”的作用。集聚经济拥有较大的规模和人口密度，这主要是由于其劳动力市场更密集，专业性的人才层出不穷，且具有知识溢出效应。城市功能区的分析调查了中国的集聚经济，分析显示：在中国，城市规模和生产力之间有一层明确的（即使不完善的）关系，即城市规模越大，生产力往往就越高。如果聚焦于城市功能区的城镇人口，这点将更为清晰明了。

　　但若从人口总量来看，“人口——生产力”的关系仅仅清楚地体现在总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功能区上，人口低于这一水平的，二者的关系则平平而已。然而，如果着眼于“人口密度——生产力”的关系，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上升，生产力则逐渐趋于平缓。这可能正如人们所料，在特定环境下，人口密度加大的代价可能会对效益造成消减，甚至高于人口集聚的效益。反之，就人口总体分布而言，生产力随城镇化比例的提高而提高。总而言之，中国似乎尚未耗尽其城镇化和人口集聚过程中的经济潜力，而人口的融合和集聚在不同层面都在发挥作用。

　　如果按照规模将城市功能区进行分组，人均GDP增长最快的是特大城市和人口在150到500万之间的城市功能区（参见图2）。根据计算可以得知，城市规模（以人口或面积计算）与增长的强度并不相关，只与高水平的收入和生产力相关。

　　另外，根据2010年的数据分析，人口密度与人均GDP呈显著的正比关系（弹性高达14%），城镇化和流动人口也体现了显著的正比关系。然而，一旦分析包含了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的比例，这种影响随即消失。换言之，最富裕的城市拥有更高的城镇化率和流动人口比例，但规模不一定是最大的。当然，城市内部流动人口究竟是促进了收入的提高，还是被城市的高收入所吸引，这点悬而未决——尽管二者可能是相互作用的。但是，根据分析得知，城市制造业雇佣人数越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经济表现也就越强劲。

　　然而，人口在500万至1000万之间的城市人均GDP增长较为缓慢，这不一定就说明这些城市缺乏经济活力。如上所述，人口增长与城市规模直接相关，这主要是因为更大型的城市正在吸纳更多的流动人口。由于城市初来乍到者的生产力可能低于现有居民（尽管他们在新迁入地的生产率已高于其迁出地），人口高速流入城市可能导致人均GDP和生产率增长放缓——即便是在一个增长强劲的城市或地区。在这个意义上，经历了最快人口增长的特大城市同时也记录了最快的人均GDP增长。这一事实极其引人注目，也证实了这些城市非同寻常的活力。

　　3 社会与环境的双重挑战

　　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幸福的保证，人们愈发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的非凡结合带来了一些其他问题。如上所述，社会不公日趋加剧，这在许多情况下都与户籍制度息息相关。这一制度将人口分为城市或农村居民，使居民在接受教育、医疗、养老金、社会保障系统及其他关键服务以及土地权利等方面存在十分明显的区别。户口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户口的作用是限制城镇化，让农村居民与土地不可分割。如今，户口的使用更为灵活，但正如当前的状况，户口仍会是劳动力市场割裂和歧视的根源。因此，户口将继续影响个人与公司的区位选择。

　　进城务工人员在中国城镇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大，且还在不断攀升。虽然这并不会让他们成为任何意义上的“非法”流动人口，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他们受制于诸多障碍，遭受着各式各样正式或非正式的歧视。事实上，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一种城市劳动力双重市场，破坏了公平和效率。中国城镇化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公民和决策者日益关注的问题。总而言之，中国需要制定一套既可解决城镇化所造成的社会、环境负面影响，又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

　　（本文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区域发展委员会《中国城市政策评估报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