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问医改

　　编者按

　　在2015两会代表委员“深化医改”座谈会上，各大媒体围绕医改、医疗、医药以及养老、农民工医保等问题向与会的专家和代表发起提问。“九”问医改的背后透露出“久”问医改的无奈。很多医疗、医药方面的问题已成顽疾，到底路在何方，且看各位专家如何应答。

　　1

　　养老与基层医疗体系

　　问：我想从城市方面了解医改问题，比如社区养老，我们在构建养老医疗服务体系方面采取的措施还不足，专家们有什么建议？还有构建基层医疗体系以及县级公立医院的问题，从政府层面来讲，对于基层医疗体系建设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刘群：不管是老年医疗，还是年轻人医疗，都需要医疗体系的构建。基层看病不方便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国医疗机构体系建设上要进行基本化、专业化体系建设。县级这一块，要加强基本化体系建设。同时，要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涉及医生的培养这一问题，要构建医生的培养体系。我国60、70年代的医生培养体系具有借鉴意义，即大医院带中医院、中医院带小医院，这种大带中、中带小的培养机制能够避免大医院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让大医院的专家空下来，能够专注于科学研究、培养更多的优秀医生。

　　而养老医疗可以由社会来做，也可以由县级、县级以下公立医疗机构来做，但是必须由市场体系来引导。医院就是一个市场，医疗服务就是商品，属于商品行为、市场机制行为。市场机制行为既可以是私立行为也可以公立行为，关键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调整利益关系，让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建设好医疗体系，将医生引导到为病人提供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和为更多病人提供服务上来。这才是医改的题中之意。

　　蔡继明：首先，养老问题也和最基本的医疗服务相关，即老有所养。对于低收入的阶层，社会有责任提供最基本的养老服务。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有注重家庭、注重亲情的传统，习近平主席在春节团拜会致辞中特别强调家庭的作用，因此我们比较倾向家庭养老，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养老模式。

　　第二，基本养老水平如同整个公共服务的水平一样，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承受的能力，经济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才会提高。

　　第三，给大家介绍几个新的家庭养老模式。北京老年宜居文化研究协会倡导一种租房养老，将几家老人的房子出租出去，几位老人集中到一家公寓，出租的房费用来支付保姆、医护等各种服务费用。另一种模式在昌平郑各庄得到推行，属于公益性养老。在那里，购买一套房子可以永久使用，里面有各种服务设施，隔壁就是三甲医院，可以实现无缝对接，同时包含迁徙养老，冬天去海南，夏天到五大连池等服务。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养老模式，值得学习与借鉴。 

　　2

　　罕见病

　　问：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去年风靡一时的冰桶挑战，其实，这种需要救助的罕见病还非常多，各位专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来解决这一问题？

　　段继东：我们现在有一个罕见病治疗群，都是由科学家与研发人员组成，但是他们的研究经费很紧张。我认为中国医药产业还需要进一步创新，罕见病这个事情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给予帮助。

　　刘群：罕见病包括尘肺病，都属于大病医疗问题，医疗费用极高。治疗方法上，需要靠大医院的科学工作者、专家进行研究。所以说要改革医疗机构的分类体系，让专家们安心搞科研，做到人尽其才。还有就是资金问题，竞争性医保体系建立后，可以节省大量医疗费用，节省下来的费用就可以用于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吴飞驰：鼓励创新体系建设，药厂的创新与专家的科研创新结合起来，共同探索包括渐冻人和尘肺病等罕见病的治疗。据我们研究，中药对渐冻病的治疗有一定的疗效，我们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希望为罕见病的治疗做一些贡献。

　　3

　　药房托管

　　问：对于药房托管问题，企业都非常反对，为什么行业里还会出现那么多企业参与到药房托管中？

　　段继东：企业反对是因为药房托管在招标基础上又设置了一道拦路虎，所以企业是不会欢迎的。但是如果不参与就只能等死，这是市场决定的。这一现象还得从体制上解决。可以借鉴解决酒驾问题的模式，全国倡导治理酒驾问题基本上遏制住了酒驾势头，规定与制度必须具有科学性、符合人性、符合法治。只有用新模式解决托管问题、解决利益冲突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一现象。

　　4

　　互联网医药

　　问：“互联网+”已经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现了网上卖药、利用网络进行初步诊断等现象，如何看待这一细分市场？与当前政策是否冲突？

　　段继东：在现今医药健康领域，互联网的势头不可阻挡，但是模式还在探索和创新中，如何将互联网的跨界与医药界的专业化相结合还是有研究价值的。我个人认为，互联网也许能改变医药行业的现状，因为互联网体验比较简单、影响力大并且免费，个人比较看好。政府报告中提到“互联网+”要写入顶层设计中，医药行业的顶层设计能否涉及到“互联网+”，代表着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模式，我们可以继续关注这些企业。

　　刘群：我同意段总的观点，“互联网+”肯定会搞起来，并且势不可挡。但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医生多点执业，医生可以在网络任职，开诊所与网络对接；二是可以在网上卖药。此外，资格认证的监管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如果“互联网+”能搞起来，对于中国的医疗和医药将会是重大的推动。

　　5

　　仿制药

　　问：我国有批准文号的化学药品中，大约95%都是仿制药，但2009年进入采购名目的只有9种，而印度有194种，我国仿制药质量究竟如何？

　　段继东：现在国家正在做一项工程，即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区别开指标程序，但是目前工程很大，何时结束还未知。现在中国治疗药品中，创新药的能力与经费都不足，还需大量依靠仿制药，这也是事实。因此，这项工程应该坚持下去且意义重大。我们在国际交流时了解到国外医生对药品的选择和认证都十分严格。

　　6

　　中医

　　问：中医越来越受到国外的推崇，国内遭受冷淡，对于民间偏方与民间专家，有什么保护或挖掘措施？

　　房书亭：中医在国外不是说特别火，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医治病的理念，包括每个人的特异性和总体观念，传授文化中的这一方面已经被国外接受。

　　第二，中医养生、保健的理念也逐渐被接受。中药不好卖，但把中药打造成保健品销路特别好，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国外的观念不同。在中国，讲究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有效，安全性可以放在第二位。而美国、英国不能接受一些药品的副作用。

　　第三，针灸在世界上已经基本上被接受且效果明显。由于文化差异较大，中医被国外接受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关于名中医、中药问题，这不一定是普遍现象，毕竟真正的名中医依然是少量的，其中牵涉到医疗教育、药品质量等诸多复杂问题。

　　7

　　医疗资源分配不公

　　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集中了许多优势的医疗资源，其他城市的居民都涌到这些地方就医的局面何时才能有所转变？

　　蔡继明：许多的医疗、教育、科技、文化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医院要进行分类，除了公立与私立之外，还要进一步细分。此外，要在宣传上做一些工作，地方解决不了的大病可以再来北京等大城市。现在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也要往外疏解。

　　刘群：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让医生多点执业，二是培养更多的医生，还有就是医保制度建设要配合，区分地方医院和北京、上海大医院的报销比例。总体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依赖制度建设。

　　房书亭：我觉得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比如在德国，没有社区医生的诊疗单，大医院不会接待。在社区医院能治疗的病，就没有必要去大医院看了。

　　8

　　新药审批

　　问：之前做调研的时候了解到，我国新药审批严重滞后，影响国家整体医药行业的发展，各位专家有什么建议？

　　刘群：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新药。至于药品审批滞后，我认为是因为国家药监局有能力的审查人员不足。

　　蔡继明：其中还包括程序问题。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规定，在这个地区上了目录，在别的省份却不能使用。

　　吴飞驰：其实，我认为这就是审批机制的问题，如果把审批交给我们行业协会，6个月就可以解决大量成果积压问题。

　　9

　　农民工医保

　　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们都强调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他们由户籍所在地来到大城市后，看病问题怎样解决，医保该怎么报？

　　刘群：我认为，第一，建立国家大医保统筹，建立地区转移支付制度，农民工即使流动性强，也可以解决看病和医保报销问题；第二，建立多个医保竞争体系，其实根本上就是制度建设问题；最后，本着公平正义的体现，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医保纳入一个标准体系。

　　（本报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