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真伪之辩

　　要点提要

　　目前出现的人口外迁，严格地说不是“逆城市化”，而是一种“郊区化”现象。从目前中国城镇化的现状来看，城市化仍然是主流。

　　中国出现的“逆城市化”，同户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单纯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要正视“逆城市化”中的各种利益诉求和权益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理顺扭曲的城乡关系，全方位缩小城乡差距，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目标，让城市居民的生活更美好。

　　“逆城市化” 的思想最早是英国人霍华德于1898年在其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中提出来的。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是在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发生的。1970年代，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经历快速发展之后，进入了城市化进程中的高级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人口和其他资源开始流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郊区小城镇。这种现象在1970年代首先在美国出现，并被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命名为“逆城市化”。其含义是指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大量城市人口向郊区流动或者农村流动。美国在“逆城市化”阶段的时候，人口流动有着一定的阶层秩序——富人最先搬出，随后是中产阶级，伴随着新居住地功能的完善，最后形塑成为新型小城镇，这样的格局跟美国的国情有关。

　　逆城市化

　　抑或城市病？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城市化迅速发展的黄金期，随之而来的“城市病”也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且有愈发严重之势。与此同时，城市的迅猛发展又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的局面。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城市交通堵塞、就业难、房价高、看病贵、高污染、能源不足等“城市病”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或者远郊转移的现象，如土地价格制度导致的反常“非转农”现象、农村户口升值引发的公务员主动进村“当农民”现象、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昂、社会保障不到位造成的被动“逃离北上广”现象等等，引起了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并被视为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同时，也有人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与理论上的“逆城市化”根本不是一回事。

　　中国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是真正的“逆城市化”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第一，“逆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向农村和小城镇的流动，而目前出现的人口外迁，严格地说不是“逆城市化”，而是一种“郊区化”现象。第二，就目前中国城镇化的现状来看，城市化仍然是主流。第三，从人口流动的实质来看，不管是哪种形式的人口回流，都不能与西方的“逆城市化”相提并论。第四，从“逆城市化”的条件来看，西方的“逆城市化”是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或一体化的前提下实现的，而中国目前的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还非常明显。

　　实际上，正如有两种“城市化”：市场驱动的与政府主导的，“逆城市化”也有两种：城里人自愿回到农村与城里人被强迫去农村。只要出乎自由与自愿，无论“城市化”与“逆城市化”，都是有效率的。但如果实行强制，那就成了“被城市化”还是“被逆城市化”，都会造成惊人的资源浪费。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曾有两次“逆城市化”过程：一次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政府调整大跃进决策失误，减少城镇人口甚至撤销部分城镇；第二次是知青上山下乡，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这两次都是计划经济年代自上而下的被动“逆城市化”。历史证明，“被逆城市化”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

　　“逆城市化”假象背后的

　　“中国式逃离”

　　如果从现象上看，当下的城市化进程简直是一片乱象，有的地方到处造城却抵制农民进城；有的地方赶农民上楼，农民却不愿意；有的城市农民想进而不得；有的城市却是市民想办法当农民。但这一片乱象中，其实纠结的不过就是户籍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两条线。目前中国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同户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单纯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由于当下城市内部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的不统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现象，即使获得了城市户口，也不一定能享受完善的公共服务。相反，农村户籍因为与土地有紧密联系，集体土地在城镇化进程中，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农村人口带来颇为可观的收入。因此，随着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链条以及土地生钱功能的日益凸显，城市户籍已经并非一些地区人们的首选，反而是农村户口存在更大的吸引力，再加之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尚需时日，进城容易留城难的现象也让一部分人“望城却步”。

　　“逆城市化”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其中隐含了工作地和居住地分离的特征。而中国的“逆城市化”并非市民为追求更美好、更舒适生活的内驱选择，更多是由于严重的分配平衡，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诱惑所催生出的暂时之举。另外，从城镇化的动态过程来看，人口从城市向村镇的回流只是个别现象，城市化仍是主流。因此，社会人口离开城市并不一定就是“逆城市化”，特别是中国目前所出现的中国式“城市逃离”，这谈不上是真正的“逆城市化”，而是一种“伪逆城市化”。

　　那么，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为何会出现此等“中国式逃离”现象呢？在纷繁错杂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是怎样的现实矛盾？接下来，笔者将对中国的“逆城市化”假象的原因进行探讨。

　　不科学的

　　“城市化”之果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而中国的城市化尚不充分。城市化是和工业化、信息化紧密相连的一种社会进程，在城市化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在中国迈向更高水平城镇化的道路上，在这个城市化水平并不高的国度里，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值得深入思考。中国所出现的“逆城市化”假象其实更多是一种无言的倾诉，其所掩盖的恰恰可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现实矛盾。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篱；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城乡二元分割之势不减反增。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对其背后的社会问题不予理会，无异于掩耳盗铃，也势必造成更加严重的城乡割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过去数年间的城市化成果。因此，目前在中国极力推崇“逆城市化”多少有点悲哀。

　　在正常的“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流向小城镇是“主动选择”，而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都是“被迫离开”。入不敷出的生活现实以及户籍门槛的掣肘，使他们变成了大城市的“弃儿”，唯有“逃离”才是符合经济人理性的无奈选择。正所谓“顺势者昌”，谁也不愿意“逆势”而动，以致在我国城市化的加速阶段，主动放弃眼前的城市福利。只不过城市居，大不易，尤其是高房价的压力下，城市福利可望而不可即，在“挤出效应”之下，只能演绎一曲“逆城市化”的生存悲歌了。

　　西方人提出“逆城市化”的概念，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毕竟人人平等的社会也无需考虑户籍问题，更多是纯粹地以个人爱好出发。而目前中国所谓的“逆城市化”是固有的户籍、土地、财税等制度催生的利益之争和福利之困。多年来依附于户口层面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打破，尤其是有关社保、财税、土地、教育等方面的配套制度不及时跟上改革步伐，农民就难以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进城也会出城，甚至弃城。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有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开始向农村延伸；另一个是城市市民的福利制度开始覆盖农村地区。如果不能满足这两点要求，即便现在劳动者流向小城镇和乡村地区，也将很难享受城市化的成果。对照这样的标准，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一些地区出现的“逆城市化”是提前的、不正常的现象。这种提前出现的“逆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科学的“城市化”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部分进城者根本就没有“城市化”的必然反映。

　　“逆城市化”的

　　科学效应

　　“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过程，不是城市人口重新回归为农村人口的过程，而是城市化发展的更高阶段。“逆城市化”并非单纯的人口由城市向农村的流动，也不是大城市被分解，而是城市布局的分散化和功能的优化，是城乡空间布局结构的优化。城市人口向郊区和农村疏散，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是把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扩散到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不要以为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是向农村地区的延伸（农村城镇化）而忽略了大城市的发展，西方国家在“逆城市化”的同时，国际大都市还在不断发展，并且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格局。真正 的“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必要补充与微调，也是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与治理差距的契机。我们可以借助“逆城市化”来分解城市功能，并且通过分流城市人口的趋势发展村镇。同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有助于减轻城市空间压力，并且优化城市功能，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明显、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更加明显、引擎力更加强大，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和乡村彼此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格局，从而让城市化在新的格局下得以持续发展。可见，“逆城市化”并非大城市的衰落。

　　“逆城市化”的

　　良性进阶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既不可能像韩国靠少数大城市吸纳绝大多数人口的道路，也不可能走小城镇星罗棋布的道路，而是要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因此，我们要深刻反思一下跟风的“造城运动”了。

　　首先，要加强公共文明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不能让城市成为“没有器官的城市”。其次，城市化应把重心放到实现人的城市化，保持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及如何让居民生活有保障、有尊严上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打破城镇化的制度瓶颈，进行制度创新；要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使城乡居民基本权力均等化；要不断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让城市各阶层平等享受城市化发展成果；要加强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还城乡居民绿色生活环境。因此，我们要正视“逆城市化”中的各种利益诉求和权益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理顺扭曲的城乡关系，全方位缩小城乡差距，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目标，让城市居民的生活更美好。 

　　毋庸置疑，等城市发展更完善了，我们也会像欧美国家一样，富人慢慢搬到郊区去住，郊区的配套也就起来了，然后中产阶级再搬出去住。接着是很多公司、工厂搬出去，最后形成一个配套完善的城镇。这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阶段！唯有如此，城市化及其相伴而来的“逆城市化”最终才会造就一种新的城乡一元化社会。 

　　（作者系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