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理论历经曲折发展，其内涵不断充实、演变、丰富和拓展。市场经济对电影产业的渗透不只改变了电影本体的制作模式，也丰富了电影传播的媒介和电影受众的特征。献礼片作为具有特殊功能的电影类型，需要更有效的途径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社会功能。新语境下，献礼片的创作面对挑战，探索出可行的发展新路径。
[关键词]国家理论 献礼片 国家形象 建构 [中图分类号] G20 [文献标识码] A
献礼电影由于其功能的特殊性而蕴含了国家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是国家精神和国家意识，传递的是国家认同。随着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我国的文化产业呈现出新的变化，献礼电影的创作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国家理论的嬗变
国家理论的核心原则是把电影功能和国家利益紧密相连，从而发展和建构起一套从社会功能出发的电影本体论思考。国家理论要求电影理论和批评体系以国家为核心价值，电影如何表达国家身份和服务于国家利益成为这一时期电影研究的核心议题。上世纪80年代，欧风美雨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来，国家理论一度边缘化。进入9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和政治氛围发生变化，西方后殖民理论也在此时引进中国，国家理论在电影研究界再度兴起。
21世纪初，新的核心概念“国家形象”被提出，要求电影给予人们对抽象的国家形象一种更直观的体验。社会主义文艺需以“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目标。
新语境下献礼片践行国家理论面临的市场问题
1.电影工业化程度加深
近年来，一些实力比较雄厚的影视公司开始涉足献礼片领域。他们以创新、开放的姿态进行营销，并利用新媒体、依托大数据平台对用户进行画像，然后进一步完善营销策略。这使献礼片在传播渠道、类型拓展等层面探索出新路径，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当各个媒介错综复杂地融合在一起时，如何使献礼片所蕴含的主流意识形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在网络中传播，如何在融媒环境中有效传播国家精神，构建国家认同，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从而完成影片的市场推动和文化传播，引领观众的价值认同，充分发挥营销应尽之能。
2.新的受众群体
相比于传统电视电影媒介时期的受众，现在的受众构成更加多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互联网产生的。根据CNNIC《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其中，手机网民达8.97亿，较2018年底提升0.7%。此类受众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都比较完善，理念也相对年轻，信息处理能力也比较强，因而更信赖独立思维。面对这些受众，灌输式传递就会失效。
国家理论新内涵下献礼片的新实践
在国家理论的新内涵和电影市场的新局面之下，献礼片突破传统在题材、视角、叙事范式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新的实践。
1.题材拓荒：镜头对准新领域
传统献礼片题材多集中于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往往表现峥嵘岁月中国家一路走来筚路蓝缕的创业史。如《建国大业》《建军大业》等，几乎都是带领观众在历史的长河中浏览。但对于新一代的主力受众，尤其是90后、00后的年轻受众，这种“梳理”是失效的。由于叙事特别宏大，而电影篇幅又十分有限，无法在新一代受众心中构建国家形象、激发身份认同。
于是献礼片开始在题材上进行新的尝试，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档献礼片为例，《中国机长》的选题来自社会热点，以余热未息的真实事件唤醒观众的共同记忆，激发观众的身份认同，塑造国家形象。《攀登者》则选取了大众知之较少的珠峰登山队艰难登顶的历程作为题材，以大时代背景的勾勒与精雕细琢的登顶时间线相映衬。“登顶”本身就是一个拼搏向上、自强不息的行为，而在登山队员的反复“登顶”中，尤其是当登山队员愈挫愈勇、迎难而上甚至牺牲生命的时候，这种国家精神被反复强调，并构筑出一个时代的国家形象，在观众心中激起更加热烈对国家精神的认同。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第一个篇章前夜类似于“秘史”，其中有两个情节十分能够体现国家理论所指的“歌颂时代和展示国家形象”。其一是制作轴承需要特殊的金属材料时，全城的百姓携着锅碗瓢盆前来捐赠的情节；其二是性格怯懦的林治远一路狂奔又顶着强风冒险爬到杆顶换轴承的情节。前者体现了民心所向，后者表达了新中国的诞生是克服艰险、排除万难的，从而引发对“每个人的付出”和“每个人的新生”的身份认同。
2.微观视域：突出个体生命体验
传统献礼片通常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视角宏观，难以触及细节，这就导致历史伟人作为角色，给观众带来作为国家形象代表和国家精神象征的作用有余，而引起心理共鸣和身份认同的作用不足。同时，传统献礼片多表现集体精神，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对生活在“集体”生存状态日渐远去、“集体”氛围日渐稀薄当下的受众而言，在“集体”的意向中获得共鸣和认同感越来越困难。
仍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档献礼片为例。《我和我的祖国》从开国大典前夜到国庆70周年阅兵，历史长河里这些被选中的故事都是“沧海一粟”，角色身上有人们祖辈的影子、父辈的轮廓和自己的模样，他们都是历史中的个体，又都处于集体之中，他们个体的生命体验实际反映出了集体的生存状态和情绪特征。对观众而言，从中首先可以共情到主角一人的情感，引发共鸣，进而形成群体身份认同。《中国机长》则在细致刻画机组人员的同时，从细微处抓取了乘客面对危机时的情绪，把“小时间”化作“大时间”，通过放大细节，营造紧张感，刻画剑拔弩张、争分夺秒的危急时刻，使观众在乘客中找到“自己”，然后在危机中体验惊心动魄，在飞机平安着陆后体验劫后余生的欣喜，从而由衷认可机组人员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建立共识：铸就新一代受众的集体记忆
传统献礼片叙述历史的方式往往是庄严、肃穆的，在展现历史的时候更多表现的是政治和军事上的风云变幻。其中，知识性信息的传递高于情感性信息的传递，对新一代的受众而言，这样建构意识形态的方式比较生硬、过于直接。年轻受众更加信赖自己思考得出的结果。因此，对于他们而言，通过温馨的、亲和的历史细节传递情感性信息更容易被接受，他们接受感性信息并产生情绪反馈的过程就是构建心理认同的过程，他们在情绪平复后通过对感性信息的理性整合，会产生理性的身份认同和对影视作品中国家形象的认可。
不可否认，通常越年轻的受众对献礼片所回溯的历史或事件的记忆越单薄。以献礼片的受众规模而言，如果献礼片在国家理论的指导下创作出能够引起共鸣或广泛认同的作品，那这对年轻受众而言，也是一种对历史的集体经历，也能铸就新一代受众的集体记忆，促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性认知。例如，当青年受众看过《我和我的祖国·前夜》一章后，对于他们的记忆和心理认同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夜就是电影中的样子。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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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