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经济报创刊于1991年，是自治区人民政府主管主办的机关报。创刊之初，报纸为对开周三版，仅有汉文一种文版，发行量3000份左右，国有资产不足10万元，职工50多人。经过17年的发展，到2007年，新疆经济报系日平均出报160多个版，日总发行量60多万份，资产总额5.13亿元，年经营总额3亿多元，拥有8报5刊2个网站，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11家，职工总数3800多人，成为新疆乃至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报业体。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新疆经济报系所取得的骄人业绩，与报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面向市场、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是分不开的。在如何更好地提高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同时又不断增强党报的经济实力等方面，新疆经济报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新疆经济报系管委会主任、新疆经济报社社长、总编辑苏继赏。

  　记者：17年来新疆经济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与你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坚持创新是分不开的。党报进入千家万户是党报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引导作用的基础，您在这方面是如何考虑的，您认为切入点应该放在哪里？

  　苏继赏：党报要进入千家万户，这是一个提高党报舆论引导能力的问题，必须对党报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理性思考。思考的尺度就是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如果不作这样的思考，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就会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不能化为实际行动。

  　新疆经济报曾是机关报，也是党报，创办之初沿袭了一整套党报传统的采编和经营管理办法。我们想，各项事业都发展了，党报办报思想理念能够不变吗？我们通过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党报完全可以进入千家万户，其先决条件是必须进行改革。

  　党报的首要任务是传达党的声音，人民群众是乐于听到党的声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报进入千家万户不应该有什么阻碍。但从发行遭遇的困难看，障碍是存在的，不能不承认这一点。我们觉得主要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混淆了政治宣传和新闻的概念。刊登新闻是报纸的根本职责，如果不能通过新闻形式去表达政治宣传，那么，群众就无法从报纸上感受到新闻的存在。

  　第二个问题是把党政部门的实际工作和新闻混淆起来。长期以来，我们常常把实际工作当作新闻报道，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简单社会中，群众还可以勉强接受，但在市场经济复杂多元的社会生活中，一些行业、地区的实际工作对广大读者来说枯燥无味，不能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第三个问题是长期以来报纸对上负责的观念非常强。这种观念几乎贯穿于每一个版面和每一篇稿件中。报纸既是宣传工具，又是服务机构，理应把读者放在重要位置。但过去我们常常是居高临下，向读者灌输，甚至向读者发号施令，经常运用一些“必须”、“应该”、“坚决”等字眼，没有把自己放在和读者平等的位置上，这当然就脱离了读者。

  　第四个问题是报纸的经营问题。计划经济时代报纸依靠红头文件由政府机关包订，不管报纸的内容、形式、质量如何，只要报纸印出来，都会分发出去，没有发行的压力。这使得报纸工作人员长期处于自我欣赏，自我满足的封闭状态，报纸不能与时俱进。

  　记者：面对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苏继赏：我们在十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当时思考这些问题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我们能够坚持，首先应该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支持。

  　按照时代的需要，我们对报纸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其目的是为了把党的声音更好更快地传播到各族人民群众中去，而不是削弱这种传播。正是基于这一立足点，我们的思考才得到了党政领导和各族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思考才能持续下来，才能不断丰富，一步一步跟上时代的发展。

  　我这样强调思考，是因为报纸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报纸改革不同于一般的改革，如果其他行业的改革决策错了，可以修改，可以推倒重来，但如果报纸改革的方向错了，会在群众中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到社会安定，影响到党的声誉，因此不能轻举妄动，鲁莽行事。要反复、冷静地思考，要吃透党的方针政策，既要有前瞻性，又要考虑到现实的接受程度；既要考虑到普通读者的要求，又要考虑到党政干部的需要，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地区，还要考虑到多民族的接受能力。没有这种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报纸的改革就容易出问题，就会夭折。我们新疆经济报系是在冷静的思考中采取各项改革措施的，因此，我们的失误比较少。

  　记者：应该说，在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新闻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请您谈谈党报理论的发展及创建新理论的意义？

  　苏继赏：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如果没有理论的创新，就不会有真正意义的改革行动。我们中国的新闻理论，基本上是从原苏联移植过来的，我们党报基本上遵循的就是这种理论。十多年前，我们对这些理论就产生了怀疑。原苏联的新闻理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显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闻理论。

  　改革开放前，我们中国只有一种报纸，就是党委机关报，单一的报纸只能奉行单一的新闻理论。后来，因为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城市居民的需要，出现了都市类报纸。都市类报纸的新闻理念、新闻运作方式和机关报不同。我国现在存在两大类报纸，一类是党报和机关报，另一类是要进入市场的非党报、非机关报。我们既不能用市场报的理论来指导机关报，也不能用机关报的理论来指导市场报。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就更加紧迫。

  　记者：那么，您觉得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的基础是什么？

  　苏继赏：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全国报业界共同探索和钻研，更需要新闻理论工作者的努力。

  　我们新疆经济报在建立新闻理论的问题上是有过思考的。我们认为，报纸作为宣传工具，对机关报和非机关报的要求是有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作为党报，首先是宣传工具，而非党报的商品属性要大于工具属性。复旦大学王中先生在1957年就提出了报纸两重性的问题，他认为报纸既是宣传工具又是商品，历史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过去的新闻理论，讲工具性多，讲商品性少，很少从理论上对报纸的商品属性进行探讨。新疆经济报作为党报，不仅要承认报纸的两重属性，而且还要把商品性放在前面。党报不管是机关订阅还是市场零售，它首先是商品。报纸只有把商品性放在第一位来考虑，才有可能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但是，报纸特别是党报，又不同于其他商品，它还具有工具性，它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和各项政治主张。我们在考虑党报的工具性时，必然是在商品性这个前提之下，工具性不能独立于商品性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商品性之上，它包涵在商品性之中，是以商品形式来表现的。

  　用商品形式表现工具性特点，这是时代的新要求，党报在新的环境下能否走入千家万户，就看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能迈出步子，能走出多远。如果用商品形式去表现工具性，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必须创新。比如说，报纸对精神文明的宣传，按传统的做法，就是写长篇大论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而典型表现出来的是这个精神或那个精神，其社会效果是很差的。如果我们用商品形式去表现工具性，那么，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适应读者的需要，如何使新闻报道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新疆经济报就对传统的报道方式进行了改革。

  　比如我们报社的一位记者到独山子石化采访，要写一篇关于精神文明方面的报道，但他的文章题目是《大工业：与文艺共舞》，完全摆脱了传统报道方式的束缚，他写的是这个企业3000名青年工人90％是大学毕业生，每人订一份文学杂志，在文学社开展活动时，作家坐在主席台上，而领导坐在台下；企业职工崇拜名人、崇拜英雄，但不崇拜官。报道表现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中的民主观念、科学风尚和先进管理文化。这篇报道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就是精神文明报道的效果。诸如此类的报道在新疆经济报还有很多。

  　记者：您这个观点对新闻媒体是有一定启发的，可以说抓住了目前党报还不能完全进入市场的一个症结。

  　苏继赏：当报纸用商品形式表现工具性的时候，就面临着用商品形式去表现政治宣传的问题。报纸是传播新闻的，“新闻”是报纸最重要的内容。当我们把工具性放在商品性之上时，就很容易用政治宣传掩盖了新闻，甚至是用政治宣传代替了新闻，从理论上的混淆到版面上的混淆，使得党报和读者产生了距离。政治宣传和新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政治宣传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重复性是政治宣传的特点。而新闻强调的是一次性和独创性，任何形式的重复都不是新闻。因为党报过去没有划清宣传和新闻的界限，主题重复、题材重复、事实重复、过程重复的现象一再发生，有时从一版到四版都是重复性的东西，重复的宣传就没有新闻生命，就会受到读者的拒绝。

  　当我们在思考用商品形式表现工具性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淡化报纸的政治宣传，克服它的重复性和相同性。政治宣传的主题是党中央制定的，全国各家媒体宣传着同一个主题，媒体与媒体之间就产生了相同性。看了河南的报纸不必再看河北的报纸，看了山西的报纸就不想再看山东的报纸。政治宣传的重复性、相同性大大降低了报纸的可读性。因为，同不是新闻，异才是新闻。政治上我们要“求同去异”，新闻上则要“求异去同”。党报因为有了许多的同，就大大减弱了它的新闻性，报纸就缺失了生命。不仅党报需要政治宣传，非党报、各类市场报也不能完全排斥政治宣传。政治宣传多了读者不喜欢，没有政治宣传又不符合党报的要求，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党报的改革就必须解决这个矛盾。

  　上面我们提到，解决工具性和商品性矛盾的办法，就是用商品形式去表现工具性；解决政治宣传和新闻报道矛盾的办法，就应该用新闻去表现政治宣传，把政治宣传巧妙地转化为新闻。十多年来，新疆经济报一直提倡要淡化政治宣传的色彩，把政治宣传融合进新闻报道中去。党政部门并没有指责我们，因为我们的淡化不是取消，我们是用新闻报道代替单纯的政治宣传，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宣传，实际上，我们是强化了政治宣传，而不是削弱了政治宣传。强化新闻性，淡化宣传性，用新闻报道去实现政治宣传，这是我们报纸能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原因。

  　记者：正确地把握和处理政治宣传与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是报社都会面临的问题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你们有哪些经验可以供同行参考和借鉴呢？

  　苏继赏：正确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是一种艰苦的思想劳动，就报纸工作而言是一种创新。用商品形式去表现工具性是第一大难题，把政治宣传转化为新闻报道是第二大难题。根据新疆经济报的经验，报纸要想进入市场，必须面对这两大难题，必须要找出解决这两大难题的办法，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就需要思想，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17年来，报社一次又一次地引导员工去克服在两个转化中遇到的困难，为消化这些困难而苦苦思索。总的来看，我们的转化都是加强政治宣传而不是削弱政治宣传。报纸如果在解决这两个转化中削弱了政治宣传，报纸的改革就很可能中途夭折。

  　记者：除了这两个方面，您觉得党报要走进千家万户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苏继赏：还有一个是关于报纸的指导性问题。报纸的指导性原则的产生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组织处在分散状态，掌握的通讯工具比较少，因此，主要依靠报纸来传达党的声音、指导群众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强调集中统一，报纸作为党的宣传工具，也必须体现这个指导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党掌握着多种多样的宣传工具，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手段来传达党的声音。同时，现代社会极其复杂，社会门类千千万万，仅靠报纸指导工作，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此，在今天的条件下，报纸必须发挥传播信息的功能，而不是过去指导工作的功能。

  　这个指导性原则，曾让新闻界产生了一个误区，把党和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当成了新闻，把工作和新闻等同起来，长篇大论地报道党和政府部门实际工作的过程。新闻上的这个误区也被社会认同了，记者到一些部门采访，谈的内容都是实际工作。直到今天，一些媒体还在这个误区里徘徊。因此，党报要想进入市场，必须从这个误区里走出来。这个转变也是很困难的，没有社会上的转变，报纸就很难彻底转变。

  　有一次我到一个县去采访，县委书记摊开他的工作总结给我读，我一再地打断他，请他谈一些新的情况，他总是谈不出来。他问，你到底要我谈什么呢？后来我就问他，现在县上干部下去，牧民宰不宰羊了？他的神色一下活跃起来，说，现在牧民宰羊不像从前白让你吃，而都知道要钱了。我又问，过去县领导一年在牧区白吃多少只羊？他说，十几二十只。我说现在呢？他说就三四只。我回去就写了个县领导干部吃羊的新闻，这个县委书记没有想到我把这个写成新闻，他大为恼火。那一年这个县没有订新疆经济报，但我确实抓到了新闻。

  　记者：要走出这个误区恐怕很不容易，你们非常强调意义新闻，在这个问题上请谈谈您的看法。

  　苏继赏：的确很难。我们的办法就是总编辑带头，我每年都要下到南北疆农村牧区去写四五十篇稿子，我用我的稿件告诉编辑部什么是新闻。编辑部也有很优秀的记者，当他们写出好作品时，我就鼓励他们，充分肯定他们的成绩。我是要用具体的榜样引导采编人员走出误区。在这一点上，我们新疆经济报的采编队伍已基本上达成共识。

  　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反对新闻里含有主观成分，这就造成了我们新闻内容的一种浅薄。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它的感性存在形式和它的意义内涵，只有表露了这两个方面，才表现了完整的事物，仅仅涉及到事物的感性层面，不进入到事物的意义层面，只是表现了事物的一半，是很不完全的表达。事物的感性层面可以纯客观，而事物的意义则需要靠记者的理性来捕捉。事物的感性形式只有一种，而事物的意义有许许多多的层面，记者的思想触角能达到哪一个层面，这和他的理性思考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在寻找事物的意义时，就不可能没有记者的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