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多少次从头再来

  　60年前，1947年4月4日，在长治市郊老顶山下金口村的一家院落里，《长治日报》的前身——《长市导报》诞生了。

  　也许人们没有过多地留意过《长市导报》在金口村石印出版时是怎样的一个瞬间，但恰恰是在这不经意间，这张小报竟然进入到新中国城市报刊先躯和开拓者的行列。

  　《长市导报》从金口村出发，一路坎坎坷坷。报纸开始为旬刊，发行一年后，于1948年4月16日即被停刊。这年夏天，长治地区经过著名的“鹿家庄整风”后，《长市导报》于7月17日复刊，由旬刊改为周刊。

  　1950年长治市建制改为“长治工矿区”，《长市导报》便于9月更名为《工矿建设》。两年后，1952年8月，长治又恢复市建制，《工矿建设》停刊。直到1958年6月，长治市报以四开四版周三刊发版。1962年5月31日，长治市报出版了629期后再次被叫停。

  　3年后，长治市报复刊。接下来便是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了。长治市报厄运难逃，被查封、夺权，导致1967年1月24日停刊。1969年1月25日，长治市报再次复刊。不幸的是，到了1973年3月11日又一次停办。

  　1976年元旦，《长治报》与读者见面。8年后，到1984年元旦，《长治日报》正式出版。

  　《长治日报》从四开小报到对开大报又走了9年多时间，1993年9月21日，第一张对开《长治日报》正式面世。

  　当然，《长治日报》从先期的石印、铅印，到现代化的激光照排、轮转胶印，也是穿越了漫长的时空，直到1992年12月16日才终于“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

  　进入新的世纪，《长治日报》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期，创办了《上党晚报》，并不断进行自身的扩版，使之旗帜更加鲜明，内容更加丰富，读者更加喜闻乐见。

  　当我们去梳理《长治日报》发展的关键点时，不难发现其中的几停几复，几易其名，无不是因为社会发展的起伏在影响着报纸的更迭和沉浮。

  　“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长治日报》一路跋涉，这一切坎坷和不平，不正是其中的应有之意吗?

  　你把阳光给了我，把爱给了我

  　2006年春，郭海亮同志上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不久，便到长治日报社看望编辑、记者同志们。他说，我是《长治日报》的忠实读者，市委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也许这句话说得太朴实了，竟使报社员工感动了许久。

  　如果我们拂去历史的浮尘，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历届市委领导对《长治日报》的重视和关爱。在《长市导报》的创刊号上，长治市第一任市长杨绍曾亲笔题词：“要老老实实反映材料，总结经验。”

  　1948年7月，《长市导报》复刊，当时的主编是王树芳。他回忆说，每期报的主要新闻都要经过市委张书记过目和改动，清样都由他签字后才付印。

  　于是我们记住了这位市委书记，他叫张大英，广东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1959年8月15日，市委领导王太奎、王志明等同志去报社看望工作人员，并合影留念。

  　1965年6月，《长治市报》复刊。出报的这一天，6月16日，当《长治市报》送到正在进行中的市委常委会上时，常委们无不感到新鲜和亲切。市委书记王景生久久凝视着“长治市报”四个字，欣慰地说：“总算有了自己的机关报了。”

  　当时报社成立编委会，王景生书记亲任编委主任，并要亲自审读报纸每期的大样。

  　1992年初春，市委书记光敏亲临报社，为深入山区采访的记者送行。市长曹中厚为落实更新印刷设备的资金问题，到报社进行调研。

  　《长治日报》扩版前夕，市委书记谢栓贵等领导同志到报社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1997年7月，《长治日报·晚报版》试办时。市委书记阎爱英，副书记常福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史耀清等领导和报社的记者编辑一起上街卖报，征求读者意见。

  　2000年，市委书记吕日周抓报刊工作，更是别具特色。《长治日报》的舆论监督由此声名鹊起，一时洛阳纸贵。

  　时任长治日报总编辑的王占禹同志曾在《总编辑手记(下)——刀刃上的舞蹈》一书中，对这段时光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他在《序》中直言不讳：“吕日周同志的霹雳手段令我震惊。现在回头算了一下，那三年时间里，《长治日报》批评了930多人，在全国地市报里，这是多么大的数字呀。”

  　2000年至2006年初，张兵生同志在担任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曾多次到长治日报社调研和现场办公，对《长治日报》的办报方向、报业改革及办公、印刷条件的改善给予了明确指示和大力支持。

  　2003年7月11日，市长杜善学等领导到报社看望新闻采编人员，希望新闻工作者坚持“三贴近”，不断做大做强长治市的新闻事业。

  　《长治日报》是中共长治市委的机关报，没有哪个市委领导不关注这张报纸。从赵连胜、陈杰、李惠春、武玉铭、李秀林、张正书、张秉法等历任市委书记，到王志明、张泽宇、杨月生、田畛、申联彬、焦宝林、郭有勤等历任市长，他们的名字早已和《长治日报》的成长紧紧联在一起。

  　如果说来自上层的是关怀的话，来自基层的则是人们对《长治日报》的关爱。

  　2007年早春，我们在市交通局收费管理站的一间平房里见到了退休职工陈安根。他在1999年54岁时才开始向报社投稿，至今已投稿1532篇，见报687篇，最长的稿件1700多字，最短的是图片说明，仅有40多字。

  　他很自豪自己的选择，最使他激动的是，2001年11月22日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亲自向他颁发了 “特约记者证”。

  　他很钟情于自己的选择，自费去采访百岁老人，在襄垣下良被拒绝采访，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但依然乐此不疲，无怨无悔。

  　屯留县退休干部张志成和媒体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曾在县委通讯组、县委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一直工作到退休。他是《长治日报》的审读评报员。他说，我评报是真评，每个月写2篇报评，从2000年至今，写有100多万字。

  　他的报评有很多是用快板书的形式写的，韵律琅琅上口，内容通俗易懂，要点概括准确，政策观点鲜明。

  　无论是领导，还是基层通讯员、评报人，他们都是读者。读者是报人的衣食父母。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总编辑弓德旺，在一篇联署的文章中用了一个标题来表达对读者的感恩之情：“说句心里话，读者比天大”。

  　道不远人，只须用心去行走

  　2006年，人民日报·人民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安徽卫视·记者档案、南方周末等知名媒体联合发起“因为我是记者”有奖征文活动。国家级各大媒体以及各地方媒体的记者，纷纷拿起笔，倾叙着自己记者生涯中最感人的事迹和最铭心的感受。

  　在活动评奖时，众多知名媒体的大牌记者未能蟾宫折桂，原定的10名金奖9名空缺，获得这惟一金奖的是《长治日报》的记者郭震海。

  　那是2004年9月2日，他要去平顺县石城镇黄花沟村采访一位名叫申增江的老教师。他中午到了石城镇，没想到从石城到黄花沟不通汽车，全部是野径荒路。他走到下午才看见一个小山庄，一问，才知道自己方向错了。他在小山庄的农家泡吃了从石城买的两包方便面，继续去寻找黄花沟。直到晚上9点多钟，他才终于叩开了申老师的柴门。

  　他说他是记者来采访。申老师不信，不要说是记者，就是山外的人一般也很少来。郭震海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天四夜，和申老师同吃同住、同上课。

  　申老师在大山里教了23年书，当下是拄着拐仗给学生上课。他的腰腿是因为晚上送学生回家时掉到沟里摔坏的。他往沟里掉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在疼得不行的时候他才去医院治疗，但不等伤口愈合就执意要返回讲台。他说，我一住院，村上的孩儿们就没人教了。当然，他也没钱住院，女儿也因没钱上学而辍学在家。

  　郭震海被感动了，回到报社，连夜写出了通讯《高山红烛泪》。

  　这篇报道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长治六中免费接纳申老师的女儿入学，而且还请申老师到六中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教师节。长治日报社特地给申老师送去一辆残疾人专用三轮车，好让申老师在站不住时也能坐一坐。

  　郭震海在获得“因为我是记者”征文金奖时说，三贴近，贵在心贴近。媒体的新闻要新，要具有独家性，要能打动读者的心，就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1992年1月8日，时任社长的董志智亲自撰写的关于申纪兰的长篇通讯《她是党的骄傲》在《长治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一个多月后，长治市委授予申纪兰“太行英雄”的光荣称号，在全市掀起了学习申纪兰的热潮。

  　1993年6月28日，《长治日报》刊发了记者郭志刚和通讯员郝彦南采写的通讯《奉献是她最大的幸福》，报道了赵雪芳的先进事迹。

  　通讯发表后，社会反响巨大。9月9日，中共长治市委作出了《关于向优秀共产党员赵雪芳同志学习的决定》。1994年4月23日，赵雪芳荣获全国首枚“白求恩奖章”。6月19日，《长治日报》以连载的形式隆重推出由记者、作家焦保红创作的全面描写赵雪芳事迹的5万多字的报告文学《托起生命的太阳》。

  　《奉献是她最大的幸福》获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托起生命的太阳》被多部文学集收入，并在北京举行了作品讨论会。

  　“僻乡行”是由记者李福昌主笔的一个专访大山深处村落的栏目，行文优美，视角独特，很让读者喜爱。

  　《走百村访百户》、《上党儿女风采录》、《上党儿女走四方》、《瞭望哨》、《啄木鸟》、《非典英雄谱》、“百名记者访百强”、“从井岗山到太行山”、“实施‘三三’战略、建设‘三个’长治一线行”等专栏的开设和大型采访活动，都是《长治日报》对主流生活的生动报道，都是坚持“三贴近”丰硕成果的精彩体现。

  　2005年8月，中央“心连心”艺术团在武乡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型慰问演出中，一个节目牵动着亿万人的心。那是一张放大的数名儿童团员在一起的照片，如今，我们还能找到当年的儿童团员吗?

  　令人兴奋的是，3位老人上台了。他们就是当年照片中的儿童团员。老人相逢，含泪相拥，使得天地动容。

  　这个节目无疑给人们留下了无法忘怀的印象，但你知道，找到这3位老人的是谁吗?其中一位是《上党晚报》的女记者，名叫许仲英。

  　晚会演出结束了，但其中一位名叫杨虎林的老人却让许仲英放心不下。杨虎林是沁源县王陶村人，已经79岁高龄了，无儿无女无老伴，孤守三间旧房度日。许仲英和她的同事们带着现金、衣服、粮油去拜访老人了，想表达一个后来者的心意。

  　从此，帮助老人成了上党晚报新闻热线部的集体行动。晚报的同志觉得这还不够，从2006年10月起，他们向市、县民政部门多次反映老人的情况，以求支持。2007年2月，杨虎林老人终于成了沁源县民政局在册的五保对象。　

  　出发，扬帆凭借好风力

  　长治日报60年，一路走来不容易。现在的人们仍旧无法忘情当年创业的艰难。不说金口创办，不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停几办，即使是在1976年《长治报》复刊时，条件的艰苦也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

  　社长王占禹回忆说，复刊时，报社是在旧市委常委院一户家属房里，只有三、四个屋子，大家写稿、编稿都只能在砖块支起的床板上，坐的是几块砖头垒起的“椅子”。

  　1999年，《长治日报·晚报刊》要创刊，也是20多人挤在报社7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没有电脑，没有采访车辆，稿子靠手写，采访全凭骑自行车。

  　创业难，发展更难。

  　2000年3月18日，长治日报《市场导报》正式面世。第二天，3月19日，长治日报《科技周刊》出版。8月1日《上党晚报》正式创刊。

  　2002年1月1日，长治日报社“两报”自办发行正式启动。当天清晨，几十辆发行专车驶向各个发行站，标志着“两报”的市场运作机制初步建立和运行。

  　2003年7月2日《长治日报·经济周刊》正式出版。此后一年间，先后推出了《农家周刊》、《人才周刊》和《晋周末》专版。2006年4月8日，《长治日报·新闻摄影周刊》出版。

  　2006年，“两报”发行总量超过6.4万份，报款总回款额超过1000万元，广告收入突破了2000万元。

  　进入新世纪以来，长治日报社接连有面向市场、深化报业改革的重大举措出台，并保持有良好的社会回报。2006年，《长治日报》和《上党晚报》分别获得全省一级报纸的“六连冠”和“五连冠”。

  　事物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必须有足够的准备。早在2004年，长治日报社为了对职工进行不间断的革命传统教育和“三贴近”教育，进一步打造一个能够适应新时期更高要求的高素质团队，培养出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采编队伍，编委会决定，在著名劳模申纪兰家乡建立“立德立言立形象”传统教育基地；在上党发展速度第一村的壶关县常平村建立“创路创新创大业”发展教育基地；在屯留老爷山建立“身到心到感情到”三贴近教育基地。

  　2007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我们和王占禹社长面对面，谈起报社60年的历程，他有着很多的感慨。他说，《长治日报》的发展，是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读者的热切关爱中，经过一代代老报人的努力成长起来的，至于报社本身，只有4句话8个字：“学习、敬业、求实、创新”。

  　学习、敬业、求实、创新，这就是长治日报60周年虔诚跋涉的坚强信念，就是长治日报60年风雨中的浩荡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