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将迎来创刊60周年纪念。当此之时，人们有同样的理由关注  她的前身——在1946年5月15日创刊，1948年6月14日终刊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因为她和此后的《人民日报》有着水乳交融的承传关系，前者全部融入了后者，并且共享了同一个报名。从彼此关系上看，来自太行山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为诞生于华北平原上的《人民日报》做了事业和干部上的准备。本文作者长期积累历史资料，采访健在的老同志，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创刊作了生动叙述，现选载部分篇章，亦请知情者赐教。

    中央局要办机关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0日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区党委和军区。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薄一波、张际春为副政委，原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任参谋长。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实施了上党战役。上党战役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所属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上党战役结束后，组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当时下辖4个纵队（相当于军）；成立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杨秀峰任主席，戎子和（戎伍胜）任副主席。

  　10月23日至11月2日，刘、邓指挥新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了邯郸战役。晋冀鲁豫边区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1945年10月4日，八路军冀南部队解放邯郸——这是当时解放区最大的城市，而且直到新中国成立，邯郸再也没有易手。

  　胜利的形势发展到1946年1月13日午夜国共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停火之时，晋冀鲁豫边区已经建立了200个县（市）政权，人口3000余万，作战部队发展到31万人。

  　要报道和指导这样一个大区的全面工作，原来下属的解放区分局党委机关报显然无力承担，这就需要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机关报。这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确定的。

  　办报的设想在攻克邯郸之后就逐渐明晰起来。当时《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安岗带领负责电台收发工作的张连德跟随刘伯承、邓小平行动，对邯郸战役进行报道。安岗回忆说：“在紧张的战斗中，我经常听几位首长讲，打完了仗，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大片解放区，就要办报。要办报的思想，就是在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形成的。一次会议上，刘伯承同志曾讲：我们现在除了打仗还得打‘笔墨官司’。当时刘伯承同志每天都叫我去写消息，写好送他和邓小平同志亲自审阅。”在当时，刘伯承多次强调，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报纸、自己的电台。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多次和安岗讨论了今后出版报纸的问题。

  　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1945年11月，成立了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由安岗主持。这对于不久后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也是未雨绸缪之举。

  　1946年3月，由安岗领导的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进入邯郸，同时进入的还有张连德负责的一个无线电收发报电台。

  　1946年4月中旬，鉴于当时的形势比较稳定，晋冀鲁豫中央局做出了创办中央局机关报的决定。中央局决定，太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磐石调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负责创办中央局机关报，41岁的张磐石兼任新创办的报社社长和总编辑。

  　接到中央局的决定时，张磐石正在河北涉县赤岸村做整风收尾工作。张磐石在晚年回忆，中央局书记邓小平给他下了一道“死命令”，新的中央局机关报必须在5月15日出版！

  　张磐石早先就在《新华日报·华北版》担任部门领导，后来则是《新华日报·太行版》的上级领导人。如今要创办新的大型日报，肯定要从《新华日报·太行版》抽人，由张磐石来负责这件事会顺利得多。而且，当时确定晋冀鲁豫部队是要开出太行山开辟广阔新区的，张际春政委将随部队行动，这样，他兼任的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工作难以兼顾，需要有一个帮手才好。

  　当时宣传部有两位科长：朱穆之和常振玉，张磐石要他们将手头的其他工作都放一放，先帮助他调配人员。宣传部里还有一位女干部李克林，张磐石认定她很有当编辑记者的才能，决定将她带到新创办的机关报去。这实在是慧眼识珠，后来李克林果然成为《人民日报》优秀的编辑。

  　根据张磐石的要求，太行区党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被一分为二，非山西籍的编辑、记者几乎都抽调了出来，主要有袁勃、蒋慕岳（江牧岳）、肖风、王定坤、郭渭、高飞、张连德、安文一、方德、任冰如、李庄、杜波、袁毓明、穆家军、陈泽然、杜展潮、齐语、王友唐、牟沛霖、马映泉、程庆丰，约40余人。已在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工作的安岗则带领那里的工作人员林韦、吴象、王晶尧、卞仲耘夫妇归并进来。荣一农、王文兰等人也在不久后正式调入新创办的报社。

  　张磐石将《新华日报·太行版》的人马作基本班底，还从太岳区调来了古维进、刘希玲，从冀鲁豫区调来了艾方、张中流等人。甚至还从新华书店、太行先锋剧团、太行文联这样的单位抽调了办报人才。这些编辑或记者中有不少人曾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过，彼此相当熟悉。上述人员，后来大部分转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继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骨干力量。

  　由于骨干力量被抽走，原太行《新华日报》的负责人作了调整，史纪言为社长兼总编辑、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杨焦圃、副总编辑肖风、副社长周永生、秘书长毛联珏等人组成新领导班子。太行《新华日报》又作了人员补充，总人数保持在150余人。

  　为了赢得时间，原《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蒋慕岳（江牧岳）和编辑杜展潮作为先遣人员于4月下旬奉命进入邯郸，为编辑部号房子，先行准备。

  　当时，冀南最大城市邯郸市区中3层楼以上的房子仅有两座，其中一座位于市中心的小白楼就被确定为新报纸的编辑部办公用房，包括了办公室和编辑宿舍。

  　张磐石于4月下旬前往邯郸，向中央局报到。说来也巧，张磐石在路上和晋冀鲁豫军区三局通信处副处长王士光相遇。王士光是八路军中有名的“电讯大王”，精通电子通讯技术。他在一路上向张磐石建议，可以利用现有的两部广播发射机，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

  　王士光的建议打动了张磐石，他认为广播和报纸都属新闻工作，又都在自己负责的范围内，应该试办。他决定到邯郸后就向邓小平、刘伯承提出创建广播电台的建议。刘、邓同意此议，张磐石即委派常振玉和他的妻子余铭九（担任播音员）一起去筹办邯郸广播电台。

  　结果，当年秋天邯郸广播电台就开始播音了。实际上，当时的邯郸广播电台还是《人民日报》的“口播部”，都由张磐石领导。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未来中央局机关报的编辑、记者还没有调齐，经理部成员已经在邯郸干起来了。

  　这时，老资格的经营管理干部王友唐、程庆丰、陈达从华北新华书店调入邯郸，参加大型报纸的筹备。王友唐任报社经理，程庆丰任副经理。张磐石还找来了郭渭，要他负责报社的行政事务。

  　为了承印即将创刊的大型日报，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决定，将原华北新华书店印刷厂和129师政治部印刷厂合并，成立永兴印刷局，由王显周任经理，潘启哲任副经理，归属中央局机关报。一批印厂骨干也从《新华日报》（太行版）抽调出来，前往邯郸。

  　各路人员基本调齐，张磐石就任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与报社合并，也由张磐石兼任总分社社长。安岗、袁勃被任命为报纸的副总编辑，安岗负责外勤采访工作，袁勃负责编辑部工作。报社还成立专门的电务科，原《新华日报》太行版电务科长高飞（高晴普）任科长，安文一、张连德任副科长。这时候，即将创办的报纸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呢。

  　由于创刊决定来得很快，这张报纸的名字是在决定办报以后才确定的，而且经办报人讨论，择善而定。

  　李庄回忆：“办报，先要有个好的报名。中央局领导让报社同志先议论、试拟，报中央局批准。……在总编辑（张磐石）主持下，大家开动脑筋，七嘴八舌。有人主张叫《滏阳日报》，古风古韵，暗切邯郸。有人说这个名称地域性太强，而且知道滏阳河两岸曾是著名古战场的人不多，因此不赞成。有人建议叫《晋冀鲁豫日报》，老老实实，正面亮出中央局机关报的身份。有人说六个字太长，念起来也拗口，不同意。多数人主张叫《人民日报》，尽管听说有的解放区已经用过这个报名，那是别的区域，‘为人民服务’可是永恒的主题。《人民日报》涵义好，音韵也好，前两字都是平声，后两字都是仄声，琅琅上口，多响亮！最后一致决定建议用这个名字，中央局很快就批准了。”

  　晋冀鲁豫中央局批准了报名，谁来题写报头呢？大家都想到了请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题写报头。此议马上就通过电报报告了正在延安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

  　但在当时，晋冀鲁豫和延安远隔千山万水，毛泽东就是题写了报头，怎么送到晋冀鲁豫来呢？显然远水不解近渴。报社编辑决定，在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报头未到之前，先采用集字的做法，从各种毛泽东手书中，寻找“人民日报”4字。此事交给青年编辑罗林和杜展潮来完成。

  　两位年轻编辑费了一番心思，及时完成了任务。“人”，取自毛泽东手书的“共产党人”一词中。“民”，取自毛泽东题写的“为人民服务”中的民字。“日”，出自毛泽东手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日”。“报”字，是顺便将《新华日报》的“报”字选来了。

  　这些字找来以后，最初的打算是采用投影法勾勒。但在邯郸找不到这样的薄纸，于是采用打格子放大的做法，由罗林和杜展潮两人，将“人民日报”4字写成从右到左的报头。

  　与此同时，经理部找来工人，在报社所在的“小白楼”上用水泥塑成“人民日报馆”和“新华通讯社”10个大字，每字一米见方，离开很远就能看见。这一来，小白楼成了邯郸的标志性建筑。

  　创刊的日子和创刊号

  　战争年代里，一切都发展得很快。经过短暂和紧张的筹备，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的日子就要来到了。

  　李庄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说：“（1946年）5月14日，像打仗一样，冲锋号吹响了。清晨，排字房同志们全体提前上班。采编人员有的写稿编稿，有的到工厂帮助校对。伙食班做了最好的饭食：面片加肉丝。总编辑张磐石改评论，看大样，报纸整个机器紧张运转。报纸篇幅不多，只有对开4版，工作量却不小。报头、领导人题词、毛泽东同志像、大字标题，都要一刀一刀木刻。现在办报，改动一个大标题，换几个铅字就行了，那时却要把整个标题重新刻过，复杂些的得花上一两个小时。”

  　创刊号的排版和印刷，总体上是顺利的，但是从后来出“早报”的要求看，出版时间却是比较迟的，至少在早晨8时还没有将印好的报纸送到骑自行车卖报的小贩手里。

  　在1946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的2版右下方，刊登了一篇小通讯《一个欢快的茶会，庆祝本报创刊，磐石同志再三要求大家多帮助》，记录了创刊当日的情景。

  　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邯郸创刊。创刊号为4版，报头采用了集字而成的毛泽东手书“人民日报”。

  　创刊号的1版、2版和3版分别刊登了晋冀鲁豫中央局首长为《人民日报》创刊的题词。

  　1版版面中间刊登了刘伯承的题词：“力争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乃人民呼声。”

  　2版中部偏右刊登了邓小平的题词：“为人民服务”。还刊登了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签名的贺词：

  　人民日报发刊志祝：

  　真正人民的报纸不仅是人民的喉舌，还应该是人民的司机和事业的组织者；在当前更应该成为边区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颗原子弹。

  　预祝胜利！愿为一个虔诚的读者与拥护者。　　

  　杨秀峰

  　5月15日

  　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张际春的手书题词是：“人民日报创刊志祝：人民的喉舌，真理的火把，和平的号角，民主的先声。”

  　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的题词：“代表人民意志，替老百姓说话”，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第2版上。

  　刚刚领导了战场起义的高级将领高树勋将军题词：“人民日报发刊纪念：反映人民公意，发扬民主精神。”刊登在5月17日的1版上。

  　这些题词都是拿到作者手迹后木刻而成的。由于战争，这些木刻板没有保存下来。

  　创刊号的右上角报眼位置是一则《鸣谢启事》：“本报筹备仓卒，力薄人鲜，承党政军首长、太行、冀鲁豫、太岳各地报社及各方同志诸多赞助，得以如期出版，感荷良深！届兹创刊伊始，惠赐题词，无任荣幸，谨在此一并致谢！感谢之余，谨致民主和平敬礼。人民日报社启。”

  　当日报头正下方有“创刊号”3字，右侧横排右起写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创刊；社址：晋冀鲁豫边区邯郸市；价目：零售每份五元，预订每月九十元；邮费：本市不收，外埠每月二元。”

  　从创刊号未写明报社所在街道名、门牌号看，可能与当时逐渐紧张的战争气氛有关。报社编辑部还带有明显的军事机关性质，实际上编辑部也确实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指挥部相邻。

  　创刊号1版左半版发表了《发刊词》，是《人民日报》的指导性文件。这篇《发刊词》分析了晋冀鲁豫解放区面临的内战局势，明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尤其是鲜明地提出了本报的方针和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刊词也有局限性，即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对土改中“左”的倾向防范不足，认为更大的问题是“不够大胆放手”。实际上，在边区的土地改革中，“左”的倾向、忽视农村政策、盲目扩大打击面的问题已经逐渐显现，不久就要着手认真地加以“纠偏”，使土改运动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

  　当时，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建者们，恐怕并没有特别在意：他们已经在中国新闻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抢占“黄河归故”报道的上风

  　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号上，“黄河归故”问题，无疑是当时最引人关注的时事报道。

  　创刊号头版头条是消息《国民党当局破坏菏泽协议，蓄意放水淹我解放区，不顾七百万人民生命图逞内战阴谋，中共中央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创刊号头版刊登的其他消息全部采用新华社电。

  　创刊号2版是时事新闻版，在2版右上重要位置刊登了新华社消息《国民党固执花园堵口合龙 冀鲁豫人民群起抗议》，与头版头条消息相呼应。

  　原来，“黄河归故（道）”问题事关数百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其缘由还要追溯到1938年侵华日军迫近河南的时候。当时，日本侵略军由平汉路向南进犯，国民党军难以阻挡，就想用黄河水把日军挡住，遂于6月9日在郑州以东的花园口把黄河大堤炸开，使东流的黄河改道南流，从河南中部冲人淮河、安徽，在江苏北部入海，形成了一条新黄河。但是这条改道的新黄河最终没有挡住日军的前进，反而淹没了豫、皖、苏3省2500平方公里土地，使600多万人民饱受水灾之难。

  　黄河自花园口改道后，原来的黄河故道区域，成了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根据地或游击区，隶属冀鲁豫和山东渤海两个边区政府。这一段黄河故道堤长700公里，经8年抗战，变得沟壕纵横，旧河床上住了居民，开垦出许多农田，有了1760多个新村庄。

  　黄河本来就是举世闻名的“悬河”，经8年荒废，旧河堤更是千疮百孔。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初提出，要将花园口黄河决堤处堵住，把黄河引回到故道。这样做有其合理的一面，有利于抗日时期形成的“新黄泛区”恢复建设。但是如果真的如此，则黄河故道上解放区数百万人民将会遭受水淹之苦。因此国民党方面提出“黄河归故”的主张，有着双重目的。

  　计划中的花园口堵口工程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负责，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署（行总）配合，并请来美国著名水利工程师奥利弗·托德主持施工。在联总的人力、财力的支持下，托德向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抛石平堵”方案。预计在6个月内完成花园口堵口，使黄河恢复下游故道。

  　消息传来，引起冀鲁豫解放区方面的不安。中共中央指出，黄河恢复故道加以治理，这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生活、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事，我们不能反对。我们主张，必须在修复好黄河故道的大堤、旧河床的居民妥善迁移后，花园口才能堵口，黄河才能引回故道，必须执行“先复堤移民后堵口”的政策。

  　实际情况当然是充满斗争的。李庄受命采写此稿，专门到中央局、军区和边区政府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编辑部还专门打电报去菏泽，请新华社冀鲁豫分社和《冀鲁豫日报》的同行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李庄事后回忆，这篇文章他“写得很苦”，其实前后不过几天时间即写成了。李庄本人相当重视此文，在晚年编辑自己作品集的时候收入《新纪元集》，全文3000余字，比较典型地表现了当时《人民日报》通讯的风格。

  　通过这篇文章，作者基本上将“黄河归故”问题述说清楚，有数据、有文采，在黄河治理史上，也是一篇值得留下的记载。这篇文章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号上发表，得到了中央局书记邓小平的赞许。关于“黄河归故”的报道，也成为创刊之初《人民日报》的第一个重要连续报道选题。

  　（作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