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应对世界价值转型问题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人类利益为基准的世界价值体系，彰显全球传播格局交流互鉴的机制，应成为优化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国际话语权、建构未来国家形象的基础性价值依托。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对国家形象的传播实践与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国国家形象的研究始自20世纪90年代，已经持续近30年的时间，理论知识介入路径几乎延展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种持续性既呈现出这一问题在中国与世界交流中的现实焦虑，也呈现出问题的复杂性结构和历时性变化。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要在文明与文化价值层面上理解这一问题。

    国家形象问题的缘起

    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是全球范围内人类现代性生活的开端。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关系与交往体系，不但确认着人类新的群体身份，而且在之后的数百年里，决定着每一个人类个体身份认知。这种世界治理的经验源自于启蒙运动和现代性诞生的欧洲，此后在世界性战争、殖民以及全球化运动中向全世界拓展，而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全球治理模式延续至今。

    然而，人类自我治理的理念其实并非是沿着这一条路向前发展。从世界主义到新世界主义，从世界语的实践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启蒙运动以来的学人和政治家一直试图努力寻找一种更为理想主义的人类共同治理路径。20世纪90年代，人类进入真正的全球交往时代。现代性工具理性带来的后果使得人们思考如何能够共同应对当下全球的问题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命运。

    国家的声誉问题（身份认同）产生于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结构性矛盾心态。一方面，国家仍然是作为个体的人以及作为民族的族群的生存依托，在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依托。国家基于现实主义逻辑产生竞争与合作关系，同时又基于文化与文明的意味而产生相互的依存和共生逻辑。另一方面，人类不同族群究竟是按照现代性的逻辑进行“标准化”生活，还是应该按照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千差万别的理念支持下生活，似乎也有着争议。同时，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劣应该是以何种价值理念来进行判断，或者说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究竟要为个体的人以及人类做出何种安排才是理想的？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价值与话语竞争关系，恰恰是所谓国家声誉发展为国家形象问题的真正症结。

    国家形象问题的核心是认同

    主权国家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主体，这一现行国际体系的最基本要素缘起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欧洲在经历了一场长达30年的大混战后，最终于1648年10月24日正式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规定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国家主权原则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基石一直影响至今，国家主权至此被视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核心的国家利益。①现代性国家基于这一国际条约产生国际共识，这一共识逻辑要求国家间及世界各个不同族群间的相互尊重与认同。制度的延续“具有持久的声誉与权威”②，承认权威的需要来自于国家中大部分参与政治生活的群体，以便在规定的权威中实践。

    在博取与其他国家之间相互认同的意义之上，诞生了国家的声誉问题，这也是后来的国家形象问题。因此，在本质意义上，国家形象问题是认同需求的问题。边沁的功利主义主张在“不断变化和相互冲突的个体与团体利益至上可能建立秩序”③。边沁认为，国际并非一个事实，而是一个规范秩序，国家间的体系也可以有一个特殊的秩序。这个秩序的维持就在于实现国际事务的理性利己主义，而提出的建议是国家的共同且平等的功利原则。④边沁提出“国际关系”这个概念，意在指出国家平等互利本质上还是一个相互承认和尊重的问题，它并不要求对他国的博爱，而仅仅是一种外交姿态。“共同体是一个虚构的实体，它由那些被视为其组成成员的个人所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是构成它的若干成员利益之和。”⑤

    想要实现国家的最佳利益，首先要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构成，而边沁从经济繁荣发展的角度切入，认为国家体制想要获得可靠稳定关系的秘诀在于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而以贸易为中心的相互依赖使得国家之间的关系趋于合作，当然也伴随着一定的竞争。因此，应当从全球交往格局下国际公共关系的视角来看待国家形象，即一国的身份是基于一国与他国之间的国际社会交往、信息传播互动而构建起某种彼此之间的共识，这一共识形成国家之间相互认同的关系从而明确彼此的国家声誉。国家形象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在国际社会中进行跨国交往互动中被建构起来的产物。国家形象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整个国际社会关系网格中所处的位置，也是以何种身份参与到国际社会事务的问题。国家声誉关系着国家身份的好坏，于是“认同”问题成为构建国家形象的关键要素。

    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面临的基本现实

    当下中国国家形象问题出现于冷战结束后。现代性逻辑支配下的全球化迅速推演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原有世界体系并逐渐呈现出主体性自觉的过程中，全球范围内判断、描述中国的话语、价值原则是源于欧洲的现代性逻辑的结果，是基于其主导的话语想象的产物。中国自我描述和认知的价值标准与话语体系不符合西方价值和话语的期待，由此带来了话语和价值上结构性的紧张关系，并在实践中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向。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从知识生产、价值寻求、话语权力中找到新的出路。

    国际传播领域话语体系及其背后的知识生产体系长期以来为西方所主导，西方发达国家既是世界话语的主要生产地，也是传播渠道的主要控制者。在内容和媒介的双重管控之下，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塑造了世界现实的话语图景。当前西方传媒业诸如维亚康姆、美国在线等传媒公司掌控了全球媒体市场，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等通讯社成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媒体的主要信源。

    在西方强大的媒介话语逻辑裹挟全球传播格局的背景下，全球传播的媒介叙事基本顺应西方现代国家的价值逻辑。然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干预并不能真实呈现中国故事，更有甚者“妖魔化”中国。中国基于自身历史传统所建立的与西方现代性国家逻辑不同的自我现代性知识体系，呈现在话语层面，不被西方媒体和知识界所理解、接受和认同，这是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面临的基本现实。

    共通的命运：一种全球性价值的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最高理想“世界大同”也反映了中国在古代以天道作为人道的法则，最早由孔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确立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下”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知呈现和意义表达，蕴含着古代中国对世界在地理空间、文化心理和秩序理念等方面的深刻理解。“天下”囊括天地场域之间的所有人，是“家国”一体，“人本”一致；“大同”意味着社会秩序终极的人文关怀和最高目的的意义统一。理解漫长历史阶段中国“天下”观念，由传播建构的“想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⑥

    自古以来，全世界一直存有对人类共同命运想象，并有着重要的认知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全球性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能。在战争频繁的18世纪末，欧洲人民极度渴望和平。在此背景下，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为解决人类社会实现永久和平的可行路径而提出影响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哲学原则。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永久和平”建立在根据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权利机制之上，而国家权利则是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⑦诸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都可以被视作是康德自由国家联盟的当代实践。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民族国家组建起来的欧洲秩序却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哈贝马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康德世界公民权利概念的思想，基于全球交往系统和贸易市场建立起的“世界社会”（Weltgeselllschaft）概念，认为全球化一方面使世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使世界发生了分裂，且“迫使世界作为风险共同体采取合作的行动”。⑧

    风险社会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渗透下不断重塑，原本地方性的局部风险转变为全球性的问题，乌尔里希·贝克在社会学的框架内分析“世界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动力，指出当前人们正生活在一个“世界主义化”（cosmopolitization）的时代。⑨国家边界在全球化进程中区分出“自我”与“他者”，在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彼此不相关的形态，而新世界主义强调“世界建构”在世界主义化交往时代中的作用，而国家建构不再是全球交往区隔的标准。在新世界主义视域下，各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通过跨文化传播共同努力构建了世界，这个“共建的世界”处在不断地生成与建构过程中，使全球传播格局确定于一个不断调适中的关系网格结构中。⑩

    中国的“世界大同”与西方的“世界主义”在全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意义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长期处在被西方现代性、工具理性的主流逻辑所掩埋的状态中。在万物互联的当代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显示出全球传播格局交流互鉴的机制，超越民族国家的信息传播规则和秩序构建起世界对中国更加深刻的理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基础理念

    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指导国家形象问题处理的根本性理念。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国家形象在国家间跨文化传播的交往实践中建构，一旦在国际关系互动建构过程中形成国家声誉的基本印象，就容易在对象国公众脑海中产生某种思维定势。

    解决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困境，消弭西方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误解和质疑，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积极主动增强国家形象的传播能力，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张。中国国家形象力求塑造体现社会主义特色，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和平发展、勇于担当”的大国形象。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在全球交往层面促进国家之间信息传播的对等化，实现全球交往格局的良性运作，最终达成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共识以及促成确立全球集体声誉的积极认同。根据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超过六成的海外受访者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个人、国家、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唤醒了中国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和意识，指导着对于中国的新描述，以及一系列新概念体系的逐渐成型。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逐渐在价值层面寻求基于此的话语想象，并在实践中逐步实现。随着全球化的推演，在地化与全球化的区隔正在逐渐模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应对世界价值转型问题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是基于全体人类利益为基准的世界价值体系，应当成为优化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国际话语权，建构未来国家形象的基础性价值依托。

    （作者张毓强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潘璟玲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包萨仁娜

    注释：

    ①刘建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学习时报2020年1月10日。

    ②[美]约瑟夫·R·斯特雷耶著，华佳、王夏、宗福常译：《现代国家的起源》，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③[美]南希·L·罗森布卢姆著，王涛译：《边沁的现代国家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④同③，第122页。

    ⑤[英]边沁著，时殷弘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8页。

    ⑥张磊、胡正荣：《帝国、天下与大同: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检视与未来想象》，《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⑦[德]伊曼努尔·康德著，何兆武译：《 永久和平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9页。

    ⑧[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包容他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⑨张小溪：《社会学的“世界主义时刻”——访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9日.

    ⑩史慧琴、李智：《新世界主义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困境和出路》，《对外传播》2018年第6期。

    11 王缅、冯海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家形象塑造》，《青年记者》2019年第27期。

    12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2020年9月16日，http://www.accws.org.cn/achievement/202009/

    P02020091560902558053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