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报通讯员制度是党带领党报工作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坚持群众路线、不断锤炼自身群众性的成果，是党的新闻工作制度的一部分，也是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重要方式之一。
关键词：党报通讯员 群众路线 历史经验
上连党心，下接民心。一直以来，党报都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之一，党报通讯员则是党报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纽带。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报通讯员制度逐渐成为党的新闻工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重要方式之一。
党报通讯员制度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形成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各类决议和指示，指导党报通讯员的组织、领导与培养工作。从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党报通讯员工作从一项联系群众的重要方法，逐渐演变为一项稳定的新闻工作制度。
从“工人通讯员”到“工农通讯员”
最初，开展工农通讯工作是为了加强党和工农群众之间的联系。北伐战争期间，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中提出，必须在宣传工作上实行工农通信的决议，并总结出四种组织工农通讯员的方法。①以此广泛地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解答工农群众的问题。
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但办报活动仍在继续。随着党报不断创办，党的通讯工作逐渐和党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29年12月，为了解决中央党报无法反映全国的政治局势和群众斗争的情形，以及与各地方党组织的实际生活相隔太远等问题，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党报通信员条例》。该条例要求各省委及各重要区域要建立起中央党报的通信员，并从人员组织、工作内容、通信流程等各方面对党报通信员的工作进行了规范。②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通讯工作上的经验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通讯工作产生过直接影响。1930年5月，中央机关报《红旗》刊发了一篇题为《国际工人通讯运动的任务与工人通讯员之国际关系》的文章。该文是共产国际六大召开期间，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与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通过的一份决议案，介绍了共产国际在推动工人通讯运动方面取得的经验，提出工人通讯运动是共产党联系群众和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方法之一，明确了党报编辑部对工人通讯员实行直接领导，领导方式具体包括规划路线、指导工作、组织训练班、俱乐部等。③同一天，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在《红旗》上刊登《中共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党报委员会对中央党报通讯员的指导地位，各省委负有经常督促和指导党报通讯员的责任。④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借鉴共产国际和苏联通讯工作经验的同时，结合国内的革命情形进行了中国化改造。党报通讯员的主体，不仅包括工人还有农民，“工农通讯员”一词广泛地出现在党的各类决议和指示中。
193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党报必须设立全国系统的工农通讯员，经过他们使党报与广大群众密接起来”。⑤工农通讯员工作被确立为党报的必要工作之一后，围绕如何组织好、领导好、培养好工农通讯员等问题，各级党报进行了诸多探索。
党报通讯员网络建立在党组织基础上
党报工农通讯员的组织领导工作一开始便是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开展的。中央负责通讯网络的指导，各级党组织负责落实。
193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规定，各省委各区委各支部要实际承担起训练和组织工农通讯员的任务，各级党组织负责同志“给党报担任做文章，实是他的实际工作中的有机一部分，与最重要政治任务之一”。⑥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在中央苏区短暂的稳定环境下，党报通讯员的组织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同年12月，《红色中华》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1933年1月27日，中共和少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联合发出《关于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问题》的特别通知。通知要求，省与县一级的地方党团政府与工会及红军总政治部与各军区政治部，各选定一名同志为红色中华的通讯员，与红色中华社建立直接通讯关系，负责消息采写、报纸推销、建立读报小组等工作。⑦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共产党带领工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撤离。中央苏区工农通讯员的组织工作随之暂停。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同年3月，为了充实和改进《新中华报》内容，中央书记处决定，延安市的党、政、军、民、学各机关须由党支部指定一定数量的同志担任新中华报通讯员，负责投稿、发行、组织读者会等任务。⑧
从省委到支部，从省级政府到县级政府，从红军总政治部到各军区政治部，随着中国共产党队伍逐渐壮大，党报通讯员的覆盖面不断拓展，涵盖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党报工农通讯员工作在组织层面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即把工农通讯网络建立在党组织的基础上，由各级党组织落实通讯员人选的组织和安排。
党报通讯员培养成为“一种群众运动”
如果说党报通讯员组织网络的形成，解决的是党报横向覆盖面的问题，那么党报通讯员的培养工作则是从纵深上解决党报实际联系群众的问题。
工农通讯员训练培养工作起初是由各地方党组织负责。1930年5月10日，《红旗》杂志刊发的《党员对党报的责任》一文曾强调，“地方党部与支部训练工农通讯员是最主要的教育工作之一”⑨。
随着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中央党报逐渐壮大。报道内容增多，涉及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等；出版频率提高，从周刊到三日刊再到双日刊；发行范围扩大，遍及中央苏区。此前组建的工农通讯员在稿件的数量和质量上已无法满足报纸需求，党报编辑部便提出要自己培养和训练工农通讯员。1933年8月，李一氓在《论目前“红中”的任务》一文中认为，红色中华应该建立自己能够指挥和训练的通讯员和整个通讯网。⑩
这一时期，为了加强通讯员工作，《红色中华》多次在报纸上讨论通讯工作，还曾出版一本名为《写给通讯员》的小册子；《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制定了《〈青年实话〉通讯员条例》，要求通讯员的稿件贴近工农青年生活；《红星报》编辑部则在版面上开辟《通讯员》专栏，定期刊载指导通讯员工作的文章。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的工农通讯员工作取得一定效果，1934年1月，中央苏区各大党报的发行量都有明显增长，《红色中华》的发行量从3千份增长至4万份。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时期党报尝试开展的工农通讯员培养工作被迫中断。中共中央再一次系统地开展这项工作是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期间。
1941年，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宣传工作，集中人力、物力办好党中央机关报，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改出对开大报《解放日报》。同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致读者》，拉开改版序幕。社论提出，党报应具备的四个特性是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改版期间，党报通讯员制度逐渐形成，《解放日报》借助工农通讯员培养工作锤炼了党中央机关报的群众性。
当时，《解放日报》虽有400多位通讯员，但通讯工作质量并不高，稿件依旧匮乏，没能很好地反映群众声音。1942年8月25日，为改进通讯员工作，《解放日报》刊发社论《展开通讯员工作》，具体论述了通讯员对于党和党报工作的重要性。社论写道，“我们的报纸，如果没有广泛的通讯员，如果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生活在群众中间的党与非党的通讯员，是不可能办好的”“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行动，也是考验我们的政策与工作的标尺”。
《解放日报》改版期间，实际参与到工农通讯员培养工作的除党报编辑部外，主要还有报社的记者、文学工作者等。1942年9月，《解放日报》进行组织机构调整，将“采通科”扩大为“采访通讯部”，先后在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五个分区设立常驻通讯处，并将青年记者派往分区通讯处工作。这批记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地方工农通讯员。
1943年11月，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要求“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让报社记者实际参与到工农通讯员的培养工作中，通讯员来稿的数量和质量有了一定改善。时任《解放日报》记者田方回忆，到了1944年11月，全边区通讯员将近2000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1100余人，他们为报纸提供的地方消息占地方消息总数的1/2左右。
“开门办报”渐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办报特色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晋绥日报社的编辑人员和新华社晋绥分社记者时强调办报要走群众路线，“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办报环境从农村转移至城市，但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没有变，成形于农村地区的党报通讯员制度作为党的优良办报传统被保留下来，并获得进一步发展。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中规定：“工农通讯员的工作，除由报纸领导外，并应由所属生产单位的党的组织加以协助。工农通讯员的活动状况，应列为检查报纸工作和各生产单位党的工作的项目之一。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工农通讯员的工作主要由报纸领导，所在党组织予以协助，这在政策层面对工农通讯员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界定。与此同时，党报通讯员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展。1950年，新闻总署发文要求，除工人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外，还要吸收政府机关中积极的工作人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参加。报纸编辑部要经常地用通信和开会等方法去指导鼓励通讯员的工作。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曾多次研究通讯员工作。时任社长范长江提出，报社与群众的联系仍然太薄弱，要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让记者和发行工作者,同通讯员和广大读者密切联系起来。发展通讯员期间，还编印出版《人民日报通讯》，作为培养通讯员的园地。
当时，报纸常规是4个版，其中第二版下方固定开设《读者来信》栏目，刊登全国各地来稿，每日刊登4～6篇稿件，来稿丰富时会在第六版整版刊出“读者来信专页”。这其中，投稿人的身份种类多样，既有一般读者，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各机关单位宣传部的工作人员。
数据显示，1951年，人民日报的通讯员从原来的200多人迅速发展到万人以上。1952年5月，报社通讯员队伍的构成状况是：工人占6.7%，农民占1.3%，士兵占4.7%，知识分子占4.8%，干部和工作人员占82.5%。
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再次强调，必须切实加强报纸的群众工作，要在提高质量、克服形式主义的基础上认真地有计划地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认真地组织各方面的作者积极分子特别是先进生产者、各方面的专家和作家来参加报纸工作。各地党委需要指导并领导工农通讯员来加强地方生活报道。这一时期，党报通讯员制度仍沿袭延安时期建立的县、区、村三级通讯员网，县委宣传部设通讯干事的组织形式，以及党报编辑部、各地党委共同指导通讯员工作的培养形式。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党报通讯员制度开始出现较大变化。此后，这项党的新闻工作制度虽几经进退，但仍延续至今。
对“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的启示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间，党报通讯员制度从无到有，成为党的新闻工作制度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曾谈到：“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对于这一时期党的工作而言，大力推动党报通讯员工作，一方面，能及时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出去；另一方面，则是与广大工农群众建立起实际的联系，使党报能真正地反映群众声音。从办报的业务角度来看，壮大通讯员队伍也曾短暂地解决过党报的稿源问题。
这一时期，有关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决议和指示中频繁出现对党报通讯员工作的指导，一方面说明党报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党报通讯工作的实际效果与理想预期存在一定差距。如，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中谈到，过去的工农通讯工作重在发动，但发动通讯员写来的稿子总是千篇一律，现在要把已有的通讯员组织起来给以具体的指导，以提高通讯员的质量。此时距离《解放日报》改版已近两年，经过前一段时期的工农通讯运动，通讯员稿件的质量仍未达到理想状态。
综观党报通讯员制度的形成过程，几对矛盾始终贯穿其中。一是稿源紧缺与通讯员写稿积极性之间的矛盾。这组矛盾主要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党报人手短缺、稿源紧缺，亟须发动各个机关的人员投稿，此时大力推动工农通讯员网的组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稿源问题；二是党报编辑部的要求与通讯员稿件质量之间的矛盾。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党报编辑部就意识到通讯员的稿件质量欠佳，提出要自己培养通讯员。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如何培养出满足编辑部要求的、优秀的党报通讯员一直是开展党报通讯员工作的难点；三是联系群众效果不太理想。为解决这一问题，《解放日报》改版期间曾尝试派记者前往地方培养工农通讯员，这与此前党报编辑部出版各类指导通讯员写作的文章相比更进一步，虽然仍未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为党报培养通讯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梳理和回顾党报通讯员制度形成的历史可以发现，在这项制度的背后，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既是党报的初心，也是使命。党报通讯员制度是党带领和指导党报在革命战争年代坚持走群众路线、不断锤炼其群众性的成果。
知史而鉴今。当下，在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在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的同时，有必要回首党报群众路线的来时之路，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报通讯员过程中做出的努力和尝试。更应从历史经验中继承党报始终坚持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并将这一优良传统与当下的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吸引人民群众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生产群众更喜爱的内容，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研究部）
责任编辑：陈利云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736～737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62～63页。
③同上，第65～69页。
④同上，第64页。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7页。
⑦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新华通讯社史》，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1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132页。
⑩同上，第149～150页。
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致读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展开通讯员工作》，《解放日报》1942年8月25日。
欧阳淞、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六册文化卷，济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54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新闻总署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人民日报》1950年4月23日。
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27页。
《本报创刊一千期》，《解放日报》1944年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