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期间，各根据地党报不畏艰难险阻，恪守受众本位，不断改进文风；勇于自我批评，及时纠正“左”和右的偏向；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为群众办报、靠群众办报，与群众一起办报、办群众自己的报，从而使党报的传播力不断提升。世易时移，传播环境、传媒技术和媒介形态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革命年代新闻传播的历史经验仍不乏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 党报传播 历史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上，“笔杆子”的自觉远早于“枪杆子”——武装斗争从大革命失败之后开始，而“笔杆子”运动尤其是办报办刊则从建党之初即被视为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抗日战争时期，随着理论的日趋成熟和组织的不断壮大，党的新闻事业也进入了成熟期：报纸作为一项“深入的组织工作”①受到了空前重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得以确立并在对敌斗争和巩固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考察根据地党报的发展过程，总结其历史经验，对当下的舆论工作仍有现实意义。
以新技术突破传播瓶颈
技术的发展，直接影响着舆论生态及其生成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掌握新技术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传播力。虽然报纸铅印技术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已传入中国，但由于地域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战争环境的制约，从苏区时期一直到全面抗战初期，我党的报纸始终以油印、石印乃至书写传播为主，很少有铅印大报出版。
全面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在中国共产党单独主导的地区，随着根据地的巩固，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不断发展的生产事业为传播技术的升级提供了条件。各级党组织由秘密状态转入公开之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通过报纸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并对党内存在的轻视公开办报工作的认识问题进行了强力纠正。②这一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党报在传播手段上迅速实现了“升级换代”。
1937年底创刊的《抗敌报》，1938年8月在山西五台县由石印改为铅印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月创刊之时即是铅印出版；1940年6月创刊的《太岳日报》，1944年4月更名为《新华日报》（太岳版）时亦改为铅印；晋绥根据地的《抗战日报》，1940年9月创刊时就是铅印。也就是说，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华北各大战略区域的机关报均实现了铅印出版。
抗战期间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传播机构落后的印刷能力与广大读者信息需求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石印时期的《太岳日报》，由于受到技术条件限制，发行量始终未曾突破四千份，为了优先满足新解放区的订报需求，不得不对老区的发行量进行压缩。晋绥根据地的《抗战日报》每期印刷万余份依然供不应求，为了在不同地区均衡传播，曾对订数较多的用户进行过缩减。因此，不断拥抱新技术成为传播力提升过程中必须突破的瓶颈。
抗战初期，中共晋西南区委油印的机关报《五日时事》，经过反复实验，才达到了一张蜡纸印报五千份的目标，而铅印的《新华日报》《抗敌报》《抗战日报》则可轻松达到万份以上的印刷水平。因此，各大党报都曾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实现铅印出版。
在晋察冀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聂荣臻、彭真、刘澜涛曾亲自过问此事，从冀中购买的铅印设备由当地八路军部队护送到五台山。太行根据地的第一份地方性党报、创刊于1938年5月的《中国人报》，是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找到一台破旧的印刷机和一副残缺不全的老五号字架，才于当年11月改为铅印。《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之前，八路军总部支援了铅印设备并从河北省招募了印刷技术工人，远在湖北的新华日报总社更是从武汉、西安等地动员了技术工人，连同铅印设备一起，千里迢迢运到了太行山，如此才有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的铅印出版。晋绥根据地在1939年底的“晋西事变”中缴获了阎军赵承绶部一个印刷厂，之后又得到了中共中央从陕北支援的设备，才使《抗战日报》《晋西大众报》等边区铅印报的出现成为可能。
在此期间，众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保定爱国人士张培植老先生因为给晋察冀《抗敌报》筹措铅印物资被日军杀害；《抗战日报》筹备期间，记者高锡嘏奉命外出采购物资设备，在汾阳惨遭日军毒手；《太岳日报》1944年改成铅印时，由太行到太岳运送铅印机的工人王剑萍等，在日军“扫荡”中壮烈牺牲。但最终，由于新技术的支撑，敌后党报的发行量得以提高，传播力得到了相应提升，“冲破穷山恶水，把党和人民的声音播向远近各方”，“织成了共产党在农村办报而影响全国的奇观”。③
以百姓话语引导边区百姓
新闻传播是由传受双方合力完成的，只有充分顾及受传者的文化层次和接受意愿，才能通过成功的议程设置实现舆论引导。
抗战初期的华北各根据地，文盲半文盲占到人口总数的90%以上，而由于新闻工作者城市办报的惯性思维等各种原因，传者与受者、引导者与被引导者之间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隔膜和疏离，从而使报纸出现了“聋、盲、软、哑”等缺陷和不足。④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为新华社办报”而非为根据地群众办报的做法受到了毛泽东的严肃批评，在全党办报理念和群众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地党报不但在传播内容上发生了质变，文风也得到了根本性扭转，口头语言甚至各地方言俚语代替书面语言成为报纸的主流话语方式，党报不断朝着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
晋绥根据地的《晋西大众报》曾被誉为“模范的通俗化报纸”，为了达到“初识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的目的，该报要求编辑记者把报纸用字控制在1200个常用字范围之内。即便是中央文件、新华总社的消息和《解放日报》社论等重要内容，也不原文照登，而是根据原意改写成群众能看懂和听懂的文字后才上版发表。《晋西大众报》从创刊之初即定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稿件写好后，要在编辑部会上宣读，符合通俗化、口语化要求方可见报。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社论《报纸与新的文风》，并在当年的“九一”记者节大会上专门提出并讨论了报纸的文风问题，社长邓拓就如何建设新文风以更好地服务于工农兵读者进行了总结发言。《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在整风期间曾三审“新闻八股”，树立良好文风。《晋察冀日报》的副刊“老百姓”，因为通俗易懂，农村读者喜闻乐见，从1938年开始坚持出版了109期，是该报创办的十多种副刊中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个。
此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报纸的党性原则与大众化色彩日渐融为一体。随着基层群众的文化觉醒，在遍及各根据地、解放区的识字运动中，党报成为各地群众的文化教材，推动了冬学运动和识字运动的发展。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热潮中，促成了“大家办、大家看”“报纸上山、报纸下地”的局面。报纸无远弗届的影响力，最终使中国共产党不但成为根据地的政治领导者，更成为群众精神和思想上的引领者，从而使中央意志化为全党意志，党的意志化为全民意志。
以群众路线实现自我纠偏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千难万险而立于不败，是因为善于在曲折中寻找进路、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就新闻传播而言，群众路线是通向成功的唯一路径，革命年代的党报借此不断自我修正和自我纠偏，使其自身永葆革命本色与群众底色。
由于社会情况复杂多变、新闻工具主义过度张扬等诸多复杂因素，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闻传播不同程度上曾出现过为“政治正确”而牺牲新闻真实的倾向，新闻工作者为了追求新闻报道的“意义”而随意处理新闻事实的做法，甚至形成了某种程度上和某种范围内的集体无意识。采访中的“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写稿时的“凭空想象”，编辑时的“任意删改”，导致了新闻失实问题的出现。
站在社会动员的角度上，党报的功能是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群众性”的前提是群众“信”。为了维护党报在群众中的地位，1944年，《新华日报》“太行版”和“太岳版”先后对报纸上存在的“客里空”问题进行了认真检讨。1947年，《晋绥日报》发起了捍卫新闻真实的反“客里空”运动，并在中宣部和新华总社的支持推动下，迅速发展成遍及各解放区新闻界的自我教育运动。
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新闻真实性原则成为解放区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自觉追求，而群众的广泛参与则成为真实性最为有力的保证。许多基层通讯员首先“在群众中深入采访、调查”，然后“把稿子写好后拿到群众中去读，经过他们的审查，没有问题后寄送报社”。⑤在解放区各地，报纸的通讯稿件由之前地方党委负责人签字后投送报社，改为“群众审查，再交由区县审查，经过这样双重手续，稿子的真实性问题就会得到彻底解决。” ⑥
以全党之力打通“最后一公里”
根据地时期的党报工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文盲半文盲为主体的广大区域内打通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扩大党报舆论在基层社会的影响，使党的意志成为全民意志。
1942年之后，从延安《解放日报》到各中央分局的机关报均开始贯彻新闻工作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各根据地带“长”的干部大多成为当地党报的特约通讯员，在各自负责的范围之内成立并领导党报的通讯组织和读报组织，使各个边区都成为一个大报社，从而形成了小编辑部、大通讯网的新闻事业格局。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通讯组织，实现了报纸的“大家办”，而遍及城乡各地的读报组织，则实现了报纸的“大家看”，由此，党报宣传同根据地的反奸清霸、劳武结合、生产运动、冬学运动、识字运动等群众运动融为一体，在相互咬合中滚动壮大。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路线的确立，使“群众内容，群众形式，群众写作”的新闻观念成为各地党报的普遍认识，经由这样的改造之后，根据地党报打通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从而使报纸成为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有力武器。
“最后一公里”的打通，使报纸彻底融入基层社会，作为全新的公共空间培养了基层群众新的文化需求，在其影响之下，乡村社会的组织方式、人际关系乃至个体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而这一变化，正是中国共产党以其信仰、理想、信念等核心价值“化成天下”的过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在以枪杆子进行“武器的批判”的同时，也离不开“笔杆子”这一“批判的武器”。
（作者李慧博系山西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中心部门主任，乔傲龙系山西传媒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 《抗战日报》编辑部：《如何使我们的报纸更加与群众相结合》，《抗战日报》1944年5月20日。
②穆欣：《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③甘惜分：《战友今日又相会》，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编：《战斗的号角》，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
④廖井丹：《回忆抗战日报的战斗岁月》，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编：《战斗的号角》，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⑤李玉明：《更应该重视党报的真实性——给群众读报散记》，《晋绥日报》1947年10月20日。
⑥成刀戈：《河、保农村通讯工作的经验》，《晋绥日报》1948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