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摘要：数字劳动者是如何被规训和组织起来“永不停歇”地生产，并持续为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过程注入源源不竭的动能，成为维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永动”力量之一？这个问题既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又是理论研究的前沿。本文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勃兴、兴趣爱好的劳动化以及劳动的游戏化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制造劳动同意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 劳动化 游戏化 制造同意
胡泳教授在发表于《新闻战线》2019年7月（上）的《数字劳动的无眠》一文中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时代的劳动在时空上的分散性导致了劳动者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如IT产业的软件工程师已经普遍遵循“996”工作制度（即朝九晚九、一周六天的工作模式），这一实践与互联网企业试图以最小的成本挖掘员工的最大价值，从而使企业效益最大化的运营策略密切相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对劳动者的赋权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在现实中它生发出的却是一整套加剧对劳动力进行剥削和奴役的动力机制。
胡泳教授的文章在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的同时，也引发我们的思考：数字劳动者为何“心甘情愿”地被剥削和奴役，接受“无眠工作”的制度安排？他们是如何被规训和组织起来“永不停歇”地生产，并持续为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过程注入源源不竭的动能，成为维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永动”力量之一？也就是说，制造数字时代劳动同意的动力机制是什么？这也是本文聚焦的核心问题。
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勃兴
数字劳动版本“制造同意”的动力机制之一来自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勃兴。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浪潮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国家。政府的加速“去管制化”赋予企业更多的行动自由是彼时美国和英国社会转型的真实写照。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劳动力商品化、社会福利制度瓦解以及工会这一作为保护工人权益的传统制度资源持续衰弱的普遍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在全球兴起，并不断内化于劳动力主体性的形塑过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个人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在西方世界的蓬勃发展引发了全球第一次大规模的信息化浪潮，由此催生的数字化转型全面渗透到各个行业。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与数字技术的崛起相互勾连，使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内嵌于数字劳动者的生产实践活动。这些伦理主要表现为：鼓励主动超常加班，认同“追求生产力、效率、竞争力”的意识形态并将它始终贯穿于自我管理，适应残酷的竞争，强调自我负责、自我规训和自我监督，以期建构符合企业利益、且被社会期待的好公民的理想的自我形象。如在印度，2014年有1610万电子产业工人为包括苹果、三星、摩托罗拉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手机制造商生产手机零部件。在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年轻的女性，她们为了不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而愿意全天候轮班。
兴趣爱好的劳动化
兴趣爱好的劳动化是数字时代制造劳动同意又一重要的动力机制。以字幕组成员为例。曹晋、张斌、胡绮珍等学者通过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字幕组成员的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字幕组成员往往基于自己的兴趣和对影视作品的喜爱，利用互联网合作完成发布、翻译、时间轴和协调等工作任务，自愿为国外影视作品制作中文字幕，并在各种网络论坛中发布与传播。换言之，字幕组的工作没有任何物质报酬，字幕组论坛服务器每年的运营和维护成本甚至多为网络论坛管理员和资深字幕组成员自掏腰包予以解决。全球华人能够通过网络下载或视频点播，观赏到最新、免费且配有制作精良的中文字幕的影视节目，无疑得益于字幕组成员的“无酬劳动”。
再以游戏模组爱好者为例。在尤里安·库克里奇（Julian Kucklich）、尼古拉斯·泰勒（Nicholas Taylor）等学者的研究中，游戏模组爱好者热衷于使用游戏开发者提供的或自己开发的编辑工具来打造专属自己的游戏。这些游戏为游戏平台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创造了更多的内容，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游戏模组爱好者成为游戏公司重要的创造力源泉。然而，游戏模组爱好者并不从游戏公司获取报酬，不享有模组游戏的知识产权，甚至承担其活动可能引发的一切经济和法律风险。这种“无酬劳动”凝结了游戏模组爱好者对游戏模组的兴趣和喜爱以及服务广大游戏玩家的决心和毅力。总之，无论对字幕组成员还是游戏模组爱好者而言，其基于兴趣爱好的智力和情感投入，均以精神和情感满足为主要目的，一方面，他们积极投身于“无酬劳动”，成为企业价值的主要创造者；另一方面，这种劳动形式迎合了当前数字经济中资本降低生产成本并让劳动者承担企业风险的基本诉求。
数字时代的“劳动游戏化”
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马克思劳动过程控制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芝加哥“联合公司”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赶工游戏”的概念。赶工游戏意味着在大工业时代，产业工人致力于在工作中寻找应对严酷工作条件的方法，在枯燥的工作中添加游戏的成分，对他们而言，劳动的游戏化使工作重新被注入意义。
除布洛维外，不少中西方学者聚焦劳动控制中的“新游戏”，不断丰富了劳动游戏化理论。如海迪·戈特弗里德（Heidi Gottfried）等学者提出了“性别游戏”的概念，男性劳动者通过参与性别游戏，积极提高自身的工作负荷来彰显其自主性和对外部环境的控制力，进而建构工作场所的男性霸权。艾伦·塔克曼（Alan Tuckman）等学者提出了“抢椅游戏”的概念，通过工人和管理者的共同努力，在跨国公司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避免企业关闭或被强制迁往他处，继而维持他们在本地的工作岗位。郑广怀等学者在对广州市中大布匹市场周边聚集的小型制衣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老板游戏”的概念，“人人当老板、个个来管理”的观念和实践消泯了工人与老板、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界限，使得即使再苦再累的工作也被工人视为当老板必要的“原始积累”，并主动了解市场行情和行业规则，以期实现从工人到师傅再到老板的跃升。
数字时代的劳动亦呈现出游戏化的特征，“赶工游戏”“性别游戏”“抢椅游戏”“老板游戏”俯拾皆是，且日益混杂化，构成了制造劳动同意的重要动力机制。以平台经济中的外卖骑手为例，其一，为了鼓励外卖骑手多送单、送难单，平台往往在他们的工作中植入“挑战赛”活动，如外卖骑手在指定的时间段内完成规定的订单量就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奖金。2018年岁末，美团就连续举办了12期“暖冬系列赛”，在每一期中骑手完成最低单量要求即可在下一期获得奖金的加成，最高可加成200%。其二，由于外卖骑手主要以来自农村的中青年男性劳动力为主，他们在城市中边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导致某种形式男性危机的形成，这样的危机感促使他们拼命赚钱，在工作中痛并快乐地坚持着。概言之，劳动游戏化的过程激发了外卖骑手用努力、热情和实力去挑战更多的工作量和更难的工作任务，在此过程中的成就感和责任感驱使他们自愿付出更多的劳动。
结 语
探究数字时代劳动者建构自身劳动认同的机制，兼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一方面，这一议题关注数字劳动者的个人工作和生活体验以及他们参与（或抵制）自我剥削和异化的过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深耕这一议题有益于学者在学理上超越剥削与被剥削、异化与非异化、控制与抗争等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建构政治—经济—文化联合分析的理论框架，将意识形态问题纳入数字劳动政治经济的研究视野，跨越学科建制化的藩篱。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武艳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