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中的 “研究失焦” 与 “思维失效”

    回应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呼唤，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势在必行、正当其时。要担负起这一重任，学术共同体必须致力解决重点散乱、主攻方向不明、找不准“突破口”的“研究失焦”和既无学术理论贡献又无实践指导价值的“思维失效”问题，追求新知识、新思想“贡献率” 。为此，必须解决研究的价值定位问题，把“为中国”做学问、搞研究作为至高价值追求，并把研究中的“求理”与“致用”统一起来。必须找准新时代新闻传播的问题域，使学术场域与问题场域高度重合，在研究的针对性中获取学术理论价值。必须提高思维水平，善于概括提炼，提升研究成果品质，实现思想产品的“转型升级”。

    中国特色新闻学     研究失焦     思维失效     价值定位     问题引领     思维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重任历史地呈现在中国新闻学人的面前。如果说早几年新闻传播学界某些同志基于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普适性、颠覆性和相容性的错解以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本质特征的浅见，而对探索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必要性尚有一些疑惑乃至异议的话，那么，在大体纠治了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强势遮蔽 ,我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道路被无端轻视,新闻传播学界陷入主体性迷思的问题和偏向之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思考中国的问题重又成为绝大多数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向度。由此，回应社会转型时代发展的呼唤，建构一套能够回答、解释、指导中国现实并能以此为特色走向国际学术界舞台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形成中国特色新闻学，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正当其时，越来越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共识。

    已然达成的共识和初步取得的成果，当然值得高兴。但毕竟还只是呈现在学术天幕上的一些微弱的亮光。真正有价值、有影响的成果凤毛麟角，远远没有形成得到公认、堪称标志的核心概念、核心命题、核心观点，更遑论出现有权威性的学术流派和大师。诚然，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一代接一代学人的接续积累，久久为功。不过，探索研究中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也在阻碍着对正确的探索方向、科学的探索路径和先进的研究方法的认知和坚守，影响向既定目标迈进的进程，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失焦、思维失效”或许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何为“研究失焦”“思维失效”

    “研究失焦”“思维失效”，出自社会学者李友梅之文。他说，中国转型社会学亟待构建出一套能够迎合“变动中的当代”的新知识体系。这项工作能否取得进步，首先取决于学术共同体能否跳出既有的各式传统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窠臼，能否对社会转型具有系统性的想象力以及能否加快提升新知识生产的综合能力。然而，我们很多人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之后的社会转型的认知，不仅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更存在缺少历史意识或时代意识的“去脉络化”问题。所以，其思考难以回到有效知识积累的理论学术脉络之中，导致话语体系中的“研究失焦”和“思维失效”。①李友梅在述及“研究失焦”和“思维失效”时，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的广泛性，认为我国思想理论界出现的“思维失效”，与全球思维失效有一定的关联。他说，当前全球化的变化逻辑越来越模糊不清，人类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全球性。我们不仅深深嵌入到深度全球化进程，而且参与到全球性思维失效的焦虑之中，不论国际还是国内学界，研究者多半充满着焦虑和不安，因为国际学界近十几年努力也没有对认识和回应全球性问题有更显著的进展。②

    恰如李友梅所说，以游离于时代现实、对宏观问题把握不准、研究重点散乱、主攻方向不明、找不到突破口为主要特征的“研究失焦”，和虽然在思考、在研究，甚至是十分刻苦地思考研究，而且“成果”看似也很多，但由于多半是“象牙塔里的苦思之作”，因而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不足甚至是零价值、零意义的“思维失效”，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新闻传播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整体而言，虽然对必须而且可能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有了初步的共识，但尚未明确将其作为现阶段新闻传播学创新发展的战略重点，在实际研究中更没有把它突出出来。研究者都在各忙各的活儿，着力点散乱，不能往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方向上聚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各个学会，也极少在其章程里明确要围绕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理论体系开展活动，学术理论聚会多半是“东一枪西一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与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这一中心任务、主攻目标关联不大。这且不说，即便是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从目前已经见到的成果看，研究者也还没有从理论逻辑上找到主攻方向，形成足以聚力的“焦点”，对研究领域内的“主脉”以及如何切入，均处在茫然状态。“突破口”尚未找到，寻求理论的“突破”，自然就相当地困难了。

    相比“研究失焦”，“思维失效”的问题更值得思考和重视。缺少新的发现、新的观点，既没有学术理论上的贡献，又没有实践指导价值的所谓研究成果，并不少见。甚至有些权威刊物评选出来作为典范的所谓优秀成果，拨开虚玄晦涩的迷雾，人们很难从中找到多少有价值的创见。通俗地讲，并没有什么“道道”，找不到多少“干货”。这种“精致的平庸”，“内眷化”的自娱自乐，对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没啥裨益。无论是旨在解读阐释党的新闻理论新闻政策特别是对领袖人物新闻思想的诠释性研究，还是试图在中外古今的融合中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推向深入的学理性研究，都存在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诠释性研究的空泛浅表化，离“用学术讲政治”差距甚大；学理性研究的西化和书斋化，难接现实的地气，无疑都影响了研究的学术理论效益。

    其实，“研究失焦”与“思维失效”是相互关联的，两者常常是一个相互推动的过程。“研究失焦”会导致“思维失效”，失效的思维每每可以从失焦的研究中找到根源。而固执的书斋化思维又可能使研究者无法正确地寻找研究的方法路径，进而偏离学术创新中真正的焦点、重点和突破口所在。“研究失焦”和“思维失效”必须同时解决，让我们的研究真正成为有效益、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提高理论学术“贡献率”，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及其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才能走进柳暗花明的境地。

    有效的研究首先取决于科学的价值定位

    价值是一种客观事物对他物的有用属性，价值取向是指人们把某种价值作为行为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学术研究中价值取向的设定，说到底是要解决到底为什么而做学问以及做什么学问的问题，规定着学者研究什么和不研究什么的选择，事关研究旨趣、研究目标和研究的期许追求，它不仅决定了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也影响着研究方法和路径。要解决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中的“研究失焦”和“思维失效”问题，打开这一研究的新局面，不能不从价值定位这一根本性问题入手。否则，对研究思维是否“失效”、是否“失焦”，就难有统一的标准。

    首先要明确的是，要把“为中国”做学问、“为自己”搞研究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讨论，认识已经趋于一致。不过，依然可以从学术研究的价值定位上将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

    新闻传播学虽然是自西而来的学问，但是考察这一学问引入的历史，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引进者鲜明的“为己”目的和初衷。而且，它也是在“为己”这一目标的推动下得以发展的。其实，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己”的，有其自身明确的思想史传统和现实关怀。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昭示：凡是具有世界共同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均是在回应特定国家和时代的重大问题中产生的；凡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科学学者均是因其适时回答了其国家和时代的课题才享誉世界或留名史册的。新闻传播学科同样如此。李普曼、施拉姆、麦克卢汉、麦奎尔这样的新闻传播学者，他们所创立的各种理论的诞生及其流布，无一不是彼时彼地彼国家彼民族政治变革、思想发展、科技进步与现实需求的强烈推动。所以说，新闻传播学科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成果一样，唯有本国的，才是国际的；唯有首先对本国的社会发展进步有用，才有走向世界的意义。直言之，中国的任何一个学科要实现建成世界一流的目标，都是中国特色在先，世界一流在后，做强做优自己，世界才会刮目相看。

    诚然，我们应该一以贯之地保持开放的胸怀，对西方新闻传播研究成果保持真诚的敬意和学习的热情，同时将我们的研究置放于世界文明变化的背景下来进行。离开了西方的思想资源，新闻学研究的想象力会变得十分贫瘠。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要做中国的学问，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学问，让新闻学术理论研究回到中国的场景之下。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这种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阶段对特定领域经验理论化总结的“地方性知识”，只能将其视为研究对象，以思考主体的姿态进入其中，撷取精华部分中而化之。处于转型进步中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有太多的经验需要总结，有太多的难题需要破解。恰如新闻学者张涛甫所说，“在当下世界，恐怕没有哪种媒介生态有中国这么复杂，没有哪种媒介现实会比中国的媒介现实这般超重”，“要把这种超限厚的媒介世界，打量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着实很难”。③所以，我们不只需要西方新闻学理论的译介者、解读者，更需要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的创新者、建设者。更何况，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也因为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只要我们的探索是彻底的、科学的，那么，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作为凝结着中国智慧的地方性知识，也会获得世界性意义。

    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谱系中，新闻学无疑是最具制度属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学科。中国的媒介与政治的关系逻辑有其独特性。这一特征决定了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中，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基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国情民情，基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重大需求，开展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必须通过这样本土化的创新，弥补既往新闻理论中舶来概念、命题和方法范式太多，而鲜有中国特色原创的缺憾。这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者的时代责任和学术担当，也只有如此，才能从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层面彰显中国新闻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在端正价值定位中向中国特色新闻研究聚焦，并实现有效思维，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理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新闻学是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品格的学科，所以，其学术理论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理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并重。如果借用政治学者张桂林的说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旨在对新闻本源的追问、本质的探索、规律的揭示、价值的思辨，并进而提出新的学科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理论的学理性研究，其价值属性在于“求理”；而紧贴新闻传播实践的需求变化，针对新闻传播发展中的问题，围绕党和政府对新闻传播作出的新部署、新安排、新决策进行的应用性研究，其价值属性则更多地在于“致用”。④

    那么，在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的今天，到底应该推崇学理性研究以“求理”，还是推崇应用性研究以“致用”？到底应当“求理”在先，还是“致用”在先？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抑或说是不正确的认识的。正确的价值定位应当是，两者同样重要，应并行不悖地同时进行，不能厚此薄彼，或者先此后彼。因为，学理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没有“求理”的学理性研究提升新闻学的学术品格和学术高度，新闻学的发展就会失去基础性的支撑，所谓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就无从建立。同时，所谓应用性研究也会因为没有学理支持而失去解释力和预测力，难以获得普遍性认同。同样，如果没有“致用”的应用性研究，不仅难以彰显其理论研究服务现实、服务实践的属性特质，还会偏离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根本目的和初衷；同时，它会使新闻学研究脱离实际，得不到学术研究源头活水的滋养，失却发展创新的动力。学理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意义，需要同时发力、同向推进。在正视和解决各自存在的问题中，大力提升研究水平和质量，形成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合力。

    谋求学术场域与问题场域的重合

    任何一种学术理论研究，都有属于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理论依据对象而生存，没有对象就没有理论。而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常常须从对象的问题入手。所以有人说，学术研究“以问题为始，以逻辑为脉，以事实为据，以创新为魂。”⑤问题叙述是学术理论叙事的逻辑起点，离开了对时代性重大问题的发现、把握和解释，就难有重要的学术理论的创新创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践滋养了理论，其实也是问题滋养了理论，理论创新总是和切近现实、探索问题紧密相连。

    尽管上述道理早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承认并接受，但从目前情况看，坐拥书斋，脱离现实，对不断变化着的时代和社会把握不准不清、对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嬗变中出现的问题认识不深不透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这也是导致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失焦、思维失效”的重要原因。作家阎连科有一句戏说：今天的现实富得像一个矿，而小说的内容却穷得只有几粒鹅卵石。我们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不也存在这种现象吗？阎连科还说，我们正处在巨大的漩涡内，可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只能站在岸上眼巴巴地望，还生怕浑水湿了自己的脚。在新闻理论研究队伍中，“站在岸上眼巴巴地望”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数。把握不准问题，就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成为“无对象研究”。这种研究自然谈不上准确聚焦，其“思维”也不可能是有效的。解决“研究失焦、思维失效”，有必要再提强化问题意识；有必要再次强调，有志于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中有所创新的研究者，必须在搞清实践开出的“问题清单”中努力找准新时代新闻传播的问题域，将致力开拓的学术场域架构在现实问题场域之上，使学术场域与问题场域高度重合。

    对于理论学术研究而言，问题资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这一资源的多寡，对新思想、新观点乃至新理论的诞生，对于思想者的成长影响甚巨。以笔者之观察，现在活跃在新闻学术理论研究一线的学者，特别是新生代的年轻学者，很多才华过人，堪称才俊，经过数十年包括出国进修访学在内的艰苦修炼，已经拥有相当丰厚的知识储备和理论积累，具有了良好的研究能力。而他们所缺乏的，或恐正是所谓的问题资源，亦即对中国国情、中国实践的全情融入和深度了解把握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洞见。决定他们能不能成为思想大家的一个关键，要看肯不肯、能不能从书斋里、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满怀热情和勇气，以宏观的视野、深刻的理解力穿透力去探寻发现在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成长发展的中国新闻传播的现实问题。

    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往往能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上世纪初中叶，一大批深具学养的知识分子随着国门打开远渡重洋学习研修之后，又回到国内。这些学贯中西的精英为中国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到，作出了大贡献、成为大思想家的，是那些学成归国之后，自觉投身中国转型变革的实际，深入到社会深处研究中国问题的人。费孝通便是典型的例子。在不辞辛苦栉风沐雨数下江村以及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田野考察调研之后，才写出了《云南三村》《乡土中国》等著作，提出了“差序格局”“文化自觉”等经典概念，从而把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费孝通之所以成为同代学者中理论贡献最大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深入社会实际，掌握了比别人更多更准的问题资源。因此，他做的学问就不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学着说”“接着说”的学问，而是具有原创意义的中国学问。

    这样的实例，在我们新闻学界也有。甘惜分和王中之所以能提出影响深远的思想观点，以理论立身，不仅仅在于他们学富五车，读了很多书，更在于他们深怀忧思，关注现实，在与现实的接触碰撞中把握并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反思现在许多极有才华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者，为什么很难再达到那样的高度呢？难道不应该从自己所掌握的现实资源、问题资源上找一找原因吗？

    真正有效的学术理论研究，必须遵从理论的生长路线，即从把握对象及对象在运行过程中不断提出的问题出发，经过由对象到理论、由理论到对象的反复互动，使理论臻于成熟。任何忽视对象的存在，不从对象的具体问题出发，而是强制性地征用“场外理论”，制造新概念，模拟新命题，推衍新范式，“只借圣人（外人）言语起头，自演一片道理”的做法，都不是科学的理论学术思维之路，不可能产生创新性成果，最终或恐都是“无效思维”。要达成学术理论创新的有效思维，必须强化实践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到中国新闻传播变革的现实之中，在发现问题、聚焦问题、解释问题、回答问题的思维过程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建构新理论。

    努力提高思维能力，实现思想产品“转型升级”

    思维水平能力天然地决定着研究能力。而思维能力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思维方法的科学和正确。思维方法作为从客观通向主观中认识事物寻求正见发现真理创新理论的思想工具，是研究人员必备的法宝。没有思维方法的自觉和得法，既影响思想理论资源及问题资源的获取，更影响对它们的使用，影响思想理论成果的产生和价值意义的呈现。尽管学界鲜有不懂思维方法对于学术研究之重要者，然而循其实际，不少同志在思维方法上尚有一些盲区。这也是导致新闻学研究成果总是处在碎片化、肤浅化散乱状态的重要原因，亟须通过对思维方法的深入研究、熟练使用，提升思维能力和水平，推动新闻学研究产品（即成果）的“转型升级”，使其变成高质量的思想产品。

    从当下新闻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看，需要从思维方法上解决的问题不少。我们以为，更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的，是在充分占有思想理论资源及问题资源并进行深入分析论证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不少同志付出了很多努力，写了许多文章著作，但总让人感到没有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亦即没能触及研究对象的本质内核，使其上升到“最基本、最一般、最理论化层面”⑥的学理性高度。这与不善于概括提炼深有关系。

    这个问题已经被其他学科的许多研究者讨论过。他们指出，概括既是思维过程，也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方法，创造性创新性思维活动往往离不开概括，没有概括，就谈不上凝练，也就产生不了概念、思想和理论。概括是一种理论自觉，会概括，是理论家的基本素养。⑦这些既是经验之谈，也是规律之说。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反映特征、揭示本质、被广泛接受认可并传之久远的命题、概念、原理，都是思想家理论家在深入思考研究的基础上，点铁成金般地概括凝练出来的，比如“一分为二”“文化自觉”“文化反哺”“文明冲突”等。新闻学传播学领域也是如此，“受众本位”“意见领袖”“沉默的大多数”“茧房效应”“把关人理论”等，无一不是通过对大量思想材料概括凝练而成的理论结晶。诚如法学学者所言，假如没有概括和凝练，没有通过概括和凝练而形成的这些极为简洁，然而却包含了深刻博大理论内蕴的观点、命题、概念，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如现在这样深刻，也不可能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思想大家的诞生。⑧所憾的是，我们许多同志尚缺乏这种概括凝练的意识和能力。洋洋洒洒十数万言甚至数十万言的著述，材料陈述不谓不丰富，论证推演不谓不严密，道理讲得不谓不充分，但由于缺少那种“一言以蔽之”的内核揭示，没能提炼出属于自己的概念、命题、原理，所以难以给人留下什么东西，也谈不上什么理论创新，更谈不上学术影响。 

    作家、艺术家靠塑造形象立身，学者必须靠提出独树一帜的概念、命题和原理立身。所谓话语体系的建构，学科的发展，是由一个一个、一套一套揭示规律、反映本质的思想理论观点、命题、概念奠基的，它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宏观，可以中观，可以微观。有了丰富的观点、命题、概念的集约化发展，学科才能一步步地走向成熟。由此可知，善于概括、精于凝练，是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与研究中必须特别予以重视的思维方法。如此，或能改变目前新闻学研究中难以提出新观点、新概念、新原理的窘况。

    当然，如前所说，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提高思维水平能力，其努力并非止于概括提炼一端，其他诸如批判性思维以及在严密的逻辑思维中保证理论的自洽等，也是当下新闻学研究中需要加强的面向。总之，实现有效思维，必须讲究思维方法，像伟大的思想家那样去批判地、辩证地、逻辑地思维，是实现有效学术理论研究的保证。套用一句通俗的说法，要学会向科学的思维方法要研究效益和价值。

    （作者分别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②李友梅：《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文汇报2018年6月8日。

    ③张涛甫：《把握超重的中国媒介现实》，《新闻大学》2018年第5期。

    ④张桂林：《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的若干思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4期。

    ⑤张桂林：《逻辑要义、历史努力与认知前提：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⑥（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苏力译：《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⑦⑧参见邱本：《如何提炼法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