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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传统制造业的用户资源是死的，而互联网用户资源具有扩散效应。新的硬件革命会由创客发起，制造出的产品会取代没有生命体征的产品。制造业进入个人制造阶段，由个人及或松散或紧密的合作者进行的非市场化、非专有化的生产，在信息、知识和文化交换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加大，正在冲击市场化的、专有化的生产。
个性化生产 创客运动 合工经济
数字科技与匠艺相遇
2012年7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制造业的未来在美国而不在中国》的文章，作者杜克大学企业家精神与商业化研究中心主任威维克·沃德瓦（Vivek Wadhwa）预言：“技术进步将使中国的制造业像过去20年里美国制造业那样迅速衰落。”他认为，未来将出现一种“创造者经济”，届时大规模生产将被个性化生产所取代。
恰在同时，《连线》杂志主编、“长尾定律”的提出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出版了另一部大作《创客：新工业革命》，讨论“创客文化”。他认为最新的数字科技与古典的“自己动手”的匠艺迎面相遇，构成了一场“新工业革命”。18世纪掀起的工业革命现在进入了第三波。
安德森并非简单呼吁，而是身体力行。当年年底，他宣布离开《连线》，担任3D Robotic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用3D打印技术制造硬件产品。
一改软件业长期执IT业之牛耳的状况，“硬件复兴”成为IT业的新旋律，原因是开源硬件和3D打印机将制造业带入个人制造阶段。当产品设计和原型生产加速，会建立一个关于制造品的“长尾”市场。
无论是硬件复兴、新工业革命，还是方兴未艾的物联网，都牵涉如何重新定义硬件的问题，因此，也牵涉如何定义制造业的问题。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新硬件，如独立设计、由创业企业开发、以消费者体验为导向的智能手机、健康跟踪器、可穿戴设备等，还有无人机、工业用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等等，其实跟传统所说的硬件已然差别很大。而且，这些硬件不是由传统的硬件厂商，而是由所谓的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公司制造的。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公司所做的硬件和传统制造业的硬件存在什么差别？我们过去更多讲的是制造，现在则是讲创造，其核心在于用户主导问题。传统制造业的用户资源是死的，而今天的互联网用户资源具有扩散效应，这就是为什么新的硬件革命会由创客所发起，如此制造出的产品会取代没有生命体征的产品。所以说，新时代的产品应该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新的硬件革命称之为“创客运动”。
安德森说，我们现在见到的情形是：“原子是新的比特，而比特是新的原子。”这个命题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由创客运动造成的，将互联网的创新模式应用到原子世界里，使得特定的硬件制造成为颠覆式创新的热点；另一方面，诚如投资家马克·安迪森（Marc Andreessen）所言，软件终将鲸吞一切。特定的硬件设备可以被软件应用所取代，使得软件也成为颠覆式创新的热点。这两个趋势可以分别称之为“原子的比特化”与“比特的原子化”。两个趋势同时出现以后，就会显示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预言的场景：“新经济的目标是一家公司接着一家公司、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地摧毁工业经济中的一切。”
合工经济与传统管理学的终结
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讲到分工，20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谈论“合工”理论了：企业正在走向分散型加合作型的存在形态。
所谓分散型，是指3D打印导致数以万计的小型生产商对传统上处于中心位置的大型生产者提出挑战。制造业正在逐步扁平化，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将数百万生产者和卖家在虚拟空间中连接起来，如同Etsy网站所做的那样。一个由数百万人组成的分散式网络代替了从批发商到零售商在内的所有中间人，并且消除了传统供应链中每一个阶段的交易成本。
而合作型，则是指，在后工业时代，网络同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开放性的共同体正在挑战独占性的商业运作。典型的例子有Linux对微软、维基百科对大英百科等。对这种源自于国家、市场两大传统的资源分配模式之外的第三种合作努力，美国学者尤查·本克勒（Yochai Benkler）称之为“共同对等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在他看来，由个人及或松散或紧密的合作者进行的非市场化、非专有化的生产，在信息、知识和文化交换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加大，正在冲击市场化的、专有化的生产。如同另一位美国学者杰罗米·里夫金（Jeremy Jefkin）所指出的：“由市场到网络的转向带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的敌对关系被供应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所取代，利己主义被利益共享所取代。相比公开性和集体信任，狭隘的信息私有化黯然失色。”
分散型加合作型的形态必然对过去20世纪的管理学遗产带来冲击，我们所知的管理学大概已经走到了尽头。
企业领导人把自己视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然而他们所管理的企业却是为了绕开市场而创生的。企业的出现，是为了回答这样一种挑战：组织成千上万的身处不同地方、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完成巨大而复杂的任务，比如制造汽车或是提供大范围的电话服务。它在工业革命时期曾经有辉煌的战绩，然而200年之后，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员工和分配资源的方式。
今天，最成功的管理故事都不是公司的胜利，而是对公司的颠覆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可能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公司创建者。但即使韦尔奇本人，也以向科层体制发起挑战著称。其他的管理明星都是因为攻击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破坏企业结构、用革命性的策略令大象跳舞而获得声名。换句话说，最好的企业领袖变成了企业的敌人。
理由非常明显。企业是官僚制的一种，而经理本身是官僚。官僚的基本倾向是自我永续，所以，从定义上来看，官僚就会抵御变革。他们的任务不是加强市场力量，而是试图取代、甚至抵制市场力量。甚至是最好的公司，也无法保护自己免于破坏性的旋风般的变化和企业的惯性之间的冲突。正如张瑞敏所指出的，日本企业的衰落不是由于“坏”的管理，而是因为它们遵循“好”的管理的教条。它们认真倾听它们的客户，它们仔细研究市场趋势，它们为可能带来最大回报的创新分配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们却失去了开创新的客户与市场的破坏性创新机会。
由经理人控制的企业无法应付加速的变化，这个弱点只是企业受到的两翼夹攻的一翼。另外一翼是，企业存在的核心理由现在也不保。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他1937年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中论证，“创建企业成为有利可图之事物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存在着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也就是交易费用。对于任何给定的任务，于合适的时间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人来完成，成本太高，也过于复杂；同样，在公开的市场上，寻找供应商、协商价格、规制绩效、保护商业秘密等等，也完全不可行。企业可能也未见得就比市场更善于调配劳动力和资本，然而，它却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也就弥补了市场的弱点。
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互联网时代的曙光初现。从那时开始，居住在不同的大洲、拥有不同的技巧和兴趣的人们共同工作、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产生了量子跃迁。极其庞杂的事业，如编写维基百科和合成Linux操作系统，在无需或只需很少管理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的成就，使得像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这样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预测说，“大规模协作”现在成为了经济组织的新形式。他相信，企业的科层制会彻底消失，个体现在被赋权，得以共同创造“一个新纪元，甚至是一个黄金时代，可以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或是雅典民主制的兴起相媲美”。
这当然非常夸张。最不切实际的技术爱好者也很难想象，比如说，一架波音787客机会经由“大规模协作”而建成。然而，趋势的确已然形成。无可否认，交易成本正在快速降低。我们现在既有需求、也有机会设计一种崭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及一种新的管理科学，以处理21世纪变化惊人的现实。这一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将更像市场，而不像过去的企业。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冷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