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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志愿服务打开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的家门，用充分尊重赢得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的信任，用耐心真情化解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的疑虑。通讯《 “我在中国社区矫正的日子” 》主题重大，但切口很小，内容真实生动，展现了中国司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诠释了中国司法的人文温度，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中国的开放包容和文明进步。
在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金华日报通讯作品《“我在中国社区矫正的日子”》有幸获一等奖。至此，金华日报报业传媒集团已连续8年问鼎中国新闻奖，累计有9件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3件。
《“我在中国社区矫正的日子”》是一篇将新闻视角对准境外社区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客观、公正、深入报道境外服刑人员在中国接受社区矫正的新闻作品。该作品通过3名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的真实案例，生动展现了中国司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诠释了中国司法的人文温度，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中国的开放包容和文明进步。
主题重大，但切口很小，内容真实生动。在一些西方人士始终对中国司法公正抱有偏见的大背景下，这篇作品中外籍人士的“现身说法”，有着较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用志愿服务打开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的家门
作为唯一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浙江省义乌市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目前，每年有50多万人次的境外客商前来义乌采购小商品，常驻义乌的境外客商超过1.3万人。在庞大的外商群体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特殊群体——境外社区服刑人员。
从法律层面看，社区服刑人员同样属于犯罪人员，只是与在监狱里服刑的犯罪人员相比，所犯罪行较轻，对社会危害相对小一些，因此不用入狱服刑。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社区服刑人员必须接受社区矫正（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犯罪行为较轻的对象所实施的非监禁性矫正刑罚）。在旁人眼中，社区服刑人员显得有些特别，一般人很难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在社区服刑人员中，还有一个更加特殊的群体——境外社区服刑人员，他们是在我国接受社区矫正的境外服刑人员。与境内社区服刑人员相比，境外社区服刑人员因其特殊身份，往往更不为常人所知，要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自然难上加难。
2017年4月初，金华日报记者获悉这样一条信息：义乌市是我国接收境外社区服刑人员最多的县级市，自2006年开始，经过10多年的探索，义乌的境外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这条信息当即引起记者的极大兴趣。这些境外服刑人员违反了哪些中国法律？对于中国的司法判决，他们是否心服口服？他们是否配合中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围绕这些备受读者关注的问题，记者准备前往义乌采访。
但咨询司法部门后得知，采访服刑人员有严格的程序要求。而且，一些境外服刑人员内心对中国司法判决存在抵触情绪，如果在采访期间把握不好尺度，很难得到他们的配合，甚至还会引发外交问题。因此，司法部门建议记者不要采访境外服刑人员。
为了消除司法部门的顾虑，记者决定先做一些外围工作。经了解后得知，司法部门会定期组织法律志愿者上门宣教，目的是提高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律意识，更好地配合社区矫正工作。于是，记者主动提出：能否以志愿者的身份，定期跟随法律志愿者上门宣教？经过协商，司法部门和法律志愿者服务机构同意了记者的提议。
在之后1个多月的时间里，金华日报记者以志愿者的身份，多次与法律志愿者一起，对在义乌接受社区矫正的境外服刑人员进行上门宣教。为了更好地完成志愿服务工作，记者提前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及涉外活动注意事项。参与志愿服务期间，记者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方设法地为境外服刑人员提供专业解答和相关帮助。在此过程中，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由于志愿服务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境外服刑人员对记者的态度也从刚开始的抵触逐渐变为配合，这为下一步的采访打下了坚实基础。
用充分尊重赢得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的信任
上门宣教期间，记者对接受社区矫正境外服刑人员的违法经过、个人情况及实际矫正效果有了全面了解，从而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新闻素材。此后，记者开始着手正式采访。
考虑到一些境外社区服刑人员对自己在中国服刑一事比较隐讳，为了顺利完成采访，记者并没有急着亮明身份，而是先请司法部门帮忙，提前征求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的个人意见。如果对方愿意接受采访，再亮明记者身份；如果不愿意接受采访，就尊重对方意见，另行筛选其他的采访对象。在征求意见过程中，记者自己不出面，这样可以避免“身份暴露”引起的尴尬，也不会对今后的日常宣教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在先期征求境外社区服刑人员个人意见的基础上，记者又结合义乌的外贸进出口特点，分别从年龄、地域、案件类型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最后筛选出古斯、佳奇、欧力3名境外社区服刑人员。
其中，古斯是伊拉克人，40多岁，已在义乌经商10多年。他的妻子是中国人，目前和他一起在义乌做生意。2014年10月，古斯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买卖报关单），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佳奇是印度人，30多岁，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缓刑两年零六个月。2016年7月，他开始在义乌接受社区矫正。
欧力是土耳其人，20多岁。2015年3月，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在义乌接受社区矫正的境外服刑人员中，最多的就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采访期间，记者始终像朋友一样真诚、平等地对待每一名采访对象，充分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加上之前的志愿服务环节留下的良好印象，很快就赢得他们的信任，采访进行得十分顺利。3名被采访对象都敞开心扉，坦诚地交流了自己对中国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些看法，佳奇还数次落泪。
为了提高稿件的深度和专业水准，记者特地邀请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院长、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马洪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有温度的社区矫正点赞》的专家点评，作为稿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篇短小精炼的点评中，马洪这样评价义乌境外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带来的正面效应：“在中国司法备受外界关注的大背景下，境外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就像一扇透视中国司法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外界既看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罚原则，又感受到了充满人性化关怀的司法温度……”
为了拓展稿件的厚度，记者又以“新闻链接”的方式，对境外服刑人员社区矫正“义乌模式”的六大举措进行简要解读，以丰富稿件内涵，便于读者对社区矫正“义乌模式”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用耐心真情化解境外社区服刑人员的疑虑
在以法律志愿者身份走访期间，记者发现境外服刑人员对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积极配合，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第二种是半信半疑，心里有情绪但嘴上不说；第三种就是排斥抵触，消极对待，甚至颇多怨言。
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记者在确保完成采访任务的同时，充分利用自己的记者和法律志愿者身份，与律师一起，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教育、法律服务、心理疏导等工作，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比如，在对一名韩国籍境外服刑人员进行走访时，记者发现其对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了解后得知，对方在义乌开了一家韩国料理店，料理店与住处较近。春节期间，他在料理店吃饭时喝了一些酒，之后因为找不到代驾，就心存侥幸地自己开车回住处，结果在途中被查酒驾的交警拦下。最后，他因醉驾被判缓刑，需要在义乌接受社区矫正。他原本打算春节后到杭州开一家连锁店，结果因为社区矫正期间不能离开义乌，开连锁店的计划只能暂缓实施。在韩国，醉驾一般只会罚款，不会入刑，这让他感到很委屈，认为中国对酒驾管得太严。于是，记者与同行的律师一起，对我国醉驾入刑的原因及醉驾危害等内容进行耐心宣讲。最后，对方诚恳地表示，今后一定会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积极配合社区矫正工作。
在对伊拉克籍境外服刑人员古斯进行走访时，古斯一口气向记者抛出两个问题：在义乌，并非只有他一个人买卖报关单，为什么一定要抓他？社区矫正期间不能离开义乌，这给他的生意带来很多不便，为什么他不能离开义乌去别的城市谈生意？
对于古斯的两个疑问，记者与随行的法律志愿者一起作了耐心解答。最后，古斯心悦诚服地表示，今后一定会安心接受社区矫正，争取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在耐心做好解释、宣教的同时，记者还积极为境外服刑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比如，在对印度籍境外服刑人员佳奇进行走访时，他特别说道，自己被判刑后不久，妻子和孩子因签证到期，不得不回到印度。尽管后来可以再次办理签证，但每次来华时间只有1个月，且往返一次要花数万元费用。为了节约开支，他每天只能通过微信视频与家人聊天，以慰藉自己的思念之情。如果有可能，他希望中国有关部门能放宽妻子和孩子的签证期限。
那次走访后，记者与法律志愿者一起，将佳奇的心愿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之后，司法部门和出入境管理部门结合佳奇的社区矫正表现，积极为他的妻子、孩子来义乌提供便利。几个星期后，当记者再次随法律志愿者到佳奇家里走访时，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都已来到义乌。佳奇还高兴地告诉记者，这次妻子和孩子来义乌，除了正常的1个月时间，还可以延期1个月。为此，他非常感谢中国司法、外交等部门给予的大力帮助。
在采访之后的写稿环节，记者始终将内容的真实性放在首位。对于一些存在疑虑的细节反复核实，确保稿件准确无误。因为记者知道，对于涉及中国司法公平公正这样的重大主题报道，内容越真实、切口越小，稿件才越有说服力和生命力。在稿件的采写过程中，金报集团陈东社长给予了诸多指导和帮助。稿件拼版后，他又对稿件进行了精心修改。
这篇作品刊发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时任司法部主要领导对这篇报道给予充分肯定，司法部官方微信在第一时间全文转发。此外，搜狐网、浙江在线等众多媒体也及时全文转载。不少在义乌的外商也纷纷在朋友圈转发这篇作品，对中国司法的公平公正及人性化管理给予高度评价，产生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
（作者系金华日报义乌新闻中心副主任、主任记者）
责任编辑：郭潇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