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形态与效果

    2017年，被西方称为事实核查新闻的爆发之年。这源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两大公共事件之中的虚假信息泛滥，各大媒体纷纷推出事实核查栏目或组建专门的事实核查团队。事实核查运动反映了媒体精英对于当下媒介环境的焦虑和警觉，是新闻专业话语的一种重新建构。本文尝试从传统、形态、效果三个维度分析其建构方式以及在后真相语境下面临的诸多挑战。

    事实核查（Fact-Checking）概念源于西方，最初意指传统媒体生产流程中为避免失实的一种自我纠错工序。近十几年来，其内涵随着新闻实践的不断变化而发生改变，本文所涉及的事实核查是指兴起于网络媒介的一种新的新闻样式，事实核查人员及组织针对的核查对象主要是政客及有影响力的人士，事实核查人员对他们公开发表的或被记录在案的言论、事实进行二次报道和探究，从而影响受众对公共事件的态度和看法。

    2016年，在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两大公共政治事件中，各种虚假新闻在网络媒体上泛滥，作为回应，各媒体纷纷展开事实核查工作，事实核查机构如雨后春笋，在西方呈现蓬勃发展之势。①2017年，被称为事实核查新闻的爆发之年，其在路透社新闻研究所发布的年度媒体预测报告（Nic Newma：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中占据了重要位置②，学界将这股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浪潮称之为事实核查运动（Fact － Checking movement）。

    事实核查运动兴起的重要社会背景就是本文所关注的“后真相”（Post-truth）语境。牛津词典将“后真相”作为“2016年度英文词汇”，意指“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③西方学者在2016年美国大选前后集中对“后真相”的社会语境进行反思，“后真相”语境带来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但冲击最剧烈、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政治领域和新闻行业，因为所谓“后真相”直接挑战的是“事实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这一基本信条。媒体精英对于“后真相”语境的回应尤其值得细细研究和审视，事实核查运动的兴起集中反映了他们对于当下媒介环境的焦虑和警觉。本文将事实核查运动作为后真相语境下新闻专业的一种媒介话语建构，尝试从传统、形态、效果三个维度分析其建构方式和面临的挑战。

    传统：专业精神保卫战

    事实核查运动体现明确的精英意识

    从宗旨来看，事实核查的出发点是客观性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它的目标在于对大众的引领和教育。正如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戴维斯在题为《后真相政治时代》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中，事实从来被认为占有神圣位置。每当民主跑偏，当选民被人操纵或者政客欺诈，民众都会诉诸事实。但在今天的社会，事实似乎渐渐失去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事实核查所要做的，就是对于事实稳固性和共识性的重建。很多事实核查组织在自我陈述中明确表达了对于大众的建设目标，比如在2003年最早开始事实核查实践的factcheck.org在《我们的使命》一栏中有如下描述：“我们针对的主要是美国政治领域的电视广告、辩论、演讲、采访和新闻发布，我们的目标是要提供业界和学界最好的新闻实践，从而增强公共的知识和理解力。”④

    事实核查始终强调新闻专业精神的价值主旨

    随着事实核查实践的发展，对于事实核查的传统追溯演变成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其一是将事实核查作为新闻媒体的一种内部程序。就传统媒体而言，事实核查是新闻产品生产流程的一道必要工序。因为记者很可能会犯一些专业的、伦理的、事实性的错误，因而必须有复查纠错的程序。⑤到了1980年前后，这种纠错的工作更多是针对美国电视上铺天盖地的竞选广告，所以很多媒体逐渐开始以核查政客的言论来组织自己的报道内容；另外一条更受媒体行业认可的追溯路径则是将其源头追溯到美国的扒粪运动时代。上世纪20年代末，正是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媒体不断地揭露商业和政治领域的丑闻，这一时期也是客观报道理念在美国新闻行业内被广泛认可，新闻媒体作为观察家和监督者角色得到确认的时期。可以看出，这两种传统溯源体现了不同的话语建构主旨，前一种路径更多的是内部的工序，即使发现言论不实，处理的方式是过滤和剪切掉，不会对外发布，而后一种路径明确了事实核查实践的新闻专业精神，将事实核查实践直接与扒粪运动中的调查性报道相联系，将其看作是新闻专业实践转战互联网领域的延续表现。

    可见，事实核查带有明显的精英和专业主义气质，这与当下互联网上社交媒体的传播环境形成了巨大反差，也由此产生了新旧媒体文化冲突的意味。在数字化和社交化大环境之下，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对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客观性原则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事实核查对于新闻行业来说具有了某种“专业主义保卫战”的神圣意味：事实核查关乎新闻报道的质量，关乎媒体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它关乎新闻行业的根基，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根基。

    形态：恢复把关人功能

    在“后真相”时代来匡复“真相”，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从形态方法上探究事实核查的发展进路是新闻行业关注的重要维度。事实核查工作复杂而具体，对于业界和学界来说都还处在探索阶段，但已经可以清晰地体现出对于把关人功能的重视。媒体精英决定什么是值得关注和需要核查的，甚至决定什么是真相，这是媒介议程设置一种新的表现，也是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有的事实核查实践某种意义上是新闻报道方法上的一种突破，对传统的客观报道模式提出了重要变革。从原来的“he said/she said”模式摆脱出来，从被动记录到主动分析、检验采访对象言论的变化，其实是从消极新闻转变成了积极新闻活动⑥，从而极大地体现了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和主动性。因而有的学者称事实核查是更高级的新闻报道样态。认为这种积极性代表了新闻生产的解释性转向“interpretive turn”，即由原来通过引用被采访者的话语，展现各种观点，由受众做出自己的判断，演变成了更多进行解释和明确评判，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这种新闻报道样式还被看作是一种诠释新闻“annotative journalism”⑦，即提供大量的背景和相关信息，并且提供分析判断的过程和结论。

    在大量的事实核查报道之中，对于言论和数据的验证基本延续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手法，主要依靠搜集数据信息和采访专家、知情人士。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对结论的把握。以往的客观报道强调的是呈现，受众来进行最终判断，而事实核查则是通过报道的过程得出最终结论，并且将事实核查的结论作为最重要和最有吸引力的内容突出地呈现给受众。在不同的事实核查机构，对于结论的呈现方式、方法各不相同，但最终一定会包含关于核查对象（一般为某一言论）的评估结果，这是事实核查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环节。一般来说，其表现形式是对真实程度的排序展示，比如PolitiFact网站用“真实”“大部分真实”，一直到最负面的“骗子”（Pants on fire⑧）这种有情感色彩的标签。类似的还有AZ Fact Check，也是通过统一的五度量表模式发布核查结果，其报道内容一般包括:事件、人物（发言者的姓名、身份、配有头像照片）、言论内容、分析，并且用几颗星对言论的真假程度作出评价。五颗星分别对应五种真实程度: 误导、大部分虚假、半真半假、大部分可靠、真实。

    事实核查新闻的形态改变了新闻的生产和传播环节。新闻专业话语虽然一直在演变，但是新闻行业从来就是与客观性捆绑在一起，客观是其安身立命之所。事实核查带来的影响则是对原有事实中立立场的改变。事实和评论分开，在新闻发展历史中作为一种不偏不倚的策略，曾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她说模式”曾经是一种理想的新闻形态——就某一个争议事件听取各方意见，保持客观、中立和平衡。而当下媒介环境之下，这种策略正在受到剧烈挑战，有的研究认为这种模式会让受众处于真假难辨的境地⑨，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在这个事实往往被忽视，读者很难从谎言中得到真相的世界，‘他／她说模式’已经在事实上失效了”⑩。而如今这种形态正在被事实核查所改变，核查的方法和形式打破了以往新闻报道强调报道和评论分开的观念。事实与态度和意见的区分被模糊化了，强调态度和判断成为一种新的新闻策略。事实核查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会将媒体报道变为政治辩论的一部分。

    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之中，把关人地位的重新恢复，某种意义上为事实核查实践自身带来了新的危机。一方面，这些实践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下媒体精英对专业领地的重新指认：即由我来引领什么是值得关注的，我来判定什么是真假，什么是真相，这比传统新闻行业的客观报道原则更进一步体现了领地意识和权威意识；另一方面，对于真相的认定，目前还面临方法上的不健全和表现形式上的模糊，政治领域的“真相”往往更为复杂，并不是非黑即白，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是否可以通过几个真实程度量表来衡量和描述，如何保持中立立场而不是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政治辩论，这些问题是事实核查实践需要探讨和完善的。

    效果：信息效率与社会心理

    当新闻从业者将大量的精力和工作付诸事实核查时，一个问题不可避免，那就是事实核查的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纠错效果，即发现某个政治言论的荒谬和虚假之后，事实核查及其结果的公布是否会消除谬误，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消除谬误的作用。然而效果核查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后真相语境之下，事实核查的传播效果面临着重大挑战。

    第一，信息效率问题。事实核查实践是与社交媒体上谬误传播的一场赛跑。对于信息的反向质疑是引起读者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核查的结果如何，顺应受众心中疑问的新闻生产是会受到极大欢迎的，传播信息的效率因而会进一步提高。但是要在不实言论广为传播之前将其证伪并有效传播依然任务艰巨。因为与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相比较，事实核查的传播效率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虚假信息更多地赢得了人们的心理认同。虚假信息之所以传播更快，是因为很多人主动选择一些与自己的认识相一致的内容，按照态度和主观情感进行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自然会对事实核查效果带来挑战。人们一旦形成了某种思维模式，所看到的材料和证据就都是在这个思维模式的统摄下进行认知，这就好比已经认定一个人是坏人，对于说这个人坏话的信息就越发容易接触到，并且越容易相信。尤其在算法驱动之下，可能带来的后果是“用户在各自的口味和偏好中逐步内卷化，无形中促成了持有同质观念的用户聚集。”如果一些虚假信息先入为主地为受众设定了一个认知模式，那对于之后发生的信息，都是选择性推荐和选择性接纳，也就是说事实核查要和人类认知模式作斗争，同人们内心的某些偏见作斗争，还要同算法带来的同质信息内卷化作斗争。

    第二，事实核查是对受众心理和自尊的挑战。新闻行业轰轰烈烈的事实核查，斗志昂扬，但这只是故事的前半部分，事实核查的真正效果如何还要看提供的这些纠偏纠错的信息是否能够真正改变受众的信念、言论和行为。这才是故事最重要的部分。而接受信息是个复杂的过程，国外已有研究证明，政治方面的错误见解并非轻易可以改变的，即便是摆事实讲道理，这种事实层面的更正要取得效果也非常难，甚至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一些人在这些事实性的证据面前，往往并不承认自己的认识和信念不准确，而是会更强烈地拥抱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事实和见解。导致这种现象的机制要深溯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在这方面心理学界的探索由来已久，研究发现人们抗拒的主要原因在于：事实核查质疑的不只是信息本身，还包括接受信息的人的鉴别能力，因而一些接受了错误信息的受众会将事实核查的信息作为其知性自主（intellectual autonomy）的极大威胁。为了更好地体现他们的精神独立性，他们会更加逆反地极力拥抱原有的错误信息。因而在新的媒介环境之下，事实核查新闻面临从“核查客观事实”到“协助理解现实”的转变。

    结  语

    综合以上分析，在西方事实核查运动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无法回避的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传统新闻专业话语与当下后真相语境下的信息传播规律之间的巨大张力。事实核查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抵抗性质的媒体实践，是新闻专业精神对“人人皆记者”的一种反弹性抗争。从传统来看，关注公共事件和公共利益，履行新闻业监督功能，事实核查体现了“看门狗”（Watchdog）传统。精英意识和对新闻职业理念的加强，不可避免地使新媒体环境下用户的积极参与和内容生产（UGC）产生一定的冲突，也就必然面临着争夺媒介话语权的挑战；从事实核查的操作模式和报道形态来看，其实是对把关人功能的恢复。要想在后真相语境下决定什么是真相，如何衡量真相，任务重大并且异常艰巨；就传播效果来看，不仅在信息效率方面需要极大提高，还需要面对人们认知规律和认知心理的接纳程度。因此，事实核查运动要实现媒介精英主义在网络媒介环境下的一次话语重构，需要思考如何适应后真相的传播语境，为新闻专业精神开拓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元素，才能更有效地被公众理解并达成共识。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真相语境下西方媒体事实核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BXW031）阶段性成果；受北京语言大学科研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项目编号为16YJ010012。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如2016年BBC成立专攻英国公投假信息的打假栏目《真相核查》（Reality Check），2017年1月又专门组建了团队来从事事实核查，针对的就是社交媒体头条新闻中那些未经验证的故事和虚假的信息；2017年法国媒体成立“交叉核查”（Cross Check）等。

    ②Retrieved from http://reporterslab.org/category/fact- checking/#article-1472.

    ③Retrieved from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6.

    ④Retrieved from https://www.factcheck.org/about/our-mission/.

    ⑤张海华、陈嘉婕：《美国“事实核查”网站的经验与启示》，《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

    ⑥Rosen, J. (2009). He said, she said journalism: Lame formula 

    in the land of the active user. Press-Think. Retrieved from 

    http://archive.pressthink.org/2009/04/12/ hesaid_shesaid.html.

    ⑦Graves, L. (2013). Deciding what’s true: Fact-checking 

    journalism and the new ecology of news.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⑧源于谚语Liar, liar, pants on fire。

    ⑨Rosen, J. (2009). He said, she said journalism: Lame formula 

    in the land of the active user. Press-Think. Retrieved April 2009, 

    from http://archive.pressthink.org/2009/04/12/ hesaid_shesaid.html.

    ⑩Godon Farrer, (2017),Fact check unit an opportunity for a new 

    kind of J. education,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周睿鸣、刘于思：《客观事实已经无效了吗?——“后真相”语境下事实查验的发展、效果与未来》，《新闻记者》2017年第1期。  

    Garrett, R. K., Nisbet, E. C., & Lynch, E. K. (2013). Undermining 

    the corrective effects of media‐based political fact checking? 

    The role of contextual cues and nai?ve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3(4), 617-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