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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70年来，一任又一任总编辑，肩负重任，将人民日报的事业推向前进。
谭文瑞于1950年到人民日报工作,先后担任国际版编辑、国际部副主任、副总编辑;1985年3月，受命负责创办《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1989年，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他承前启后，实现了《人民日报》在海外的广泛发行，是人民日报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同时，谭文瑞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还是以“池北偶”笔名著称的讽刺诗作者。
从广州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
谭文瑞（1922～2014），出生于广州一个富裕人家，祖籍广东新会县天河乡。父亲谭葆梧曾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回国后就职于广东的铁路系统，后转入粤汉铁路局做财务工作。母亲戴佩琪，原籍广东东莞县，早年上过私塾，婚后在家相夫教子。这对夫妇养育了5个子女，谭文瑞是他们最大的孩子。
年少时，谭文瑞在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就读，成绩优异，英语基础扎实。
1937年，日军侵华，广州沦陷，全家逃难至香港。他转入香港培英中学读书至毕业。少年谭文瑞受新思潮影响，对李大钊、鲁迅、邹韬奋等先驱人物心生敬仰，立志要做一个像他们那样富有正义感、能够为民请命的人。
中学毕业时，他认定新闻事业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力，因此考入著名的燕京大学新闻系。
1919年在北京创办的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1929年其新闻系开始招生，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曾在此任教。校长司徒雷登特别重视新闻系的教育质量，教师均来自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用英语教学，规定主修新闻的学生必须在其他系选修部分课程，以广博学识。很快，燕大新闻系成为亚洲最著名的大学新闻系，人才辈出，也深深地吸引着年轻的谭文瑞。他觉得自己的英文基础扎实，一定能适应燕大的学习生活。
谭文瑞以优异成绩考取燕大新闻系，还获得了《大公报》设立的“张季鸾奖学金”。1941年8月底，他从香港千里北上北平。那时的谭文瑞是一个翩翩南国少年，初进燕园，他就拍摄了一张照片，坐在汉白玉桥栏杆上，一辆自行车倚在身边，神情平静。他哪里知道，一场人生大转折马上就要扑到身边了。谭文瑞在美丽的燕大校园里学习了100天。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侵华日军封闭燕京大学，逮捕和驱赶师生。离开燕园的谭文瑞南下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
上海也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之下。谭文瑞不堪忍受沦陷区生活，1942年夏天，听说燕京大学将于成都复校，他马上离开上海，长途跋涉前去。这一路是他人生的第一遭磨难，他走出沦陷区，自己找“黄鱼车”搭车奔向成都，一程又一程，风餐露宿，饥渴交加。后来，他回忆说，这一路，卡车、马车、驴车都坐过了，长途走路也领教了。到了成都，同学们都觉得谭文瑞成熟了许多。
从成都燕大到《大公报》
1942年9月，谭文瑞抵达成都。燕京大学借用华美女中和毗邻的启华小学为校舍，于10月1日复校上课。
谭文瑞继续就读于新闻系。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还在课外广泛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逐渐实现了思想转变。
晚年时，谭文瑞回顾道：“燕京大学是以学术思想自由著名的高等学府。4年大学生涯，使我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学识，而且形成了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除了用心完成学业，还利用课外时间阅读大量中外古今的书籍，在这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学习正规课程的要多得多。”
1943年，他选修的政治学概论期中考试，谭文瑞选择了两道考题之一的“试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优劣”，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回答，指出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时，他已经把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了。他积极参加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燕大学生中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有的是谭文瑞的好朋友，他深受影响。
学习新闻需要大量的采编实践，谭文瑞担任过新闻系刊物《燕京新闻》主编，毕业前一年在《大公报》实习。这是因为入燕大时获得的“张季鸾奖学金”继续有效，优先获得了到《大公报》实习的机会，他的新闻采编才能很快表现出来，为日后在《大公报》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5年夏天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前夕，美国新闻处在华增加办事地点，谭文瑞考入西安办事处担任翻译。很快，日本投降，美国新闻处在北平设立办事处，将熟悉北平的谭文瑞调了过去。
刚到北平，美国驻华新闻处就缩编了。于是，谭文瑞到天津《大公报》当国际版编辑。他对《大公报》熟门熟路，一上手就可以独当一面地工作。
1946年初，谭文瑞调到北平大公报办事处，和著名记者徐盈、彭子冈一起当记者。北平是华北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部（军调部）就设在这里，是国内最出新闻的城市之一，因此，大公报加强了采访队伍。
到北平后，谭文瑞撰写长篇综述，谈北平东交民巷的历史沿革，在《大公报》连载，显示了综合分析能力。
对谭文瑞来说，北平还有更美好的事情：在军调部采访时，认识了那里的临时雇员——女大学生张子仪。他们相恋了，1947年9月结婚，从此厮守终生。
从《大公报》到《人民日报》
几个月后的1948年初，香港《大公报》复刊。谭文瑞调往香港编辑国际版，一起共事的有费彝民、马廷栋、曾敏之、朱启平、唐人、金庸（查良镛）等人，都是报业才俊。谭文瑞和他们很快就熟悉了，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
谭文瑞和潘汉年、乔冠华、夏衍等领导的中共香港工委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香港工委指导下搜集情报资料，于1949年5月在香港参加革命。
新中国成立前夕，谭文瑞前往北平报道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谭文瑞与《新民报》女记者、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党员高汾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们合作完成的采访刊登在《大公报》和《新民报》上。
采访开国大典后，谭文瑞继续留在北京当记者。1950年春，早年曾经是《大公报》著名记者、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范长江看中了谭文瑞，于这年5月把他调入人民日报。
一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了。
《美国兵力透视》和奔赴朝鲜战场
在人民日报国际版当编辑的谭文瑞，英语娴熟，于是大量阅读外国报纸，研究关于朝鲜战争的报道。以此为基础，他写出4000余字的长篇述评《美军兵力透视》，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兵员部署作了精辟分析，1950年11月22日在《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
那时，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原子弹以迫使日本投降的影响仍然持续着，美国会不会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仍是战略家认真考虑的问题。
谭文瑞在文章中指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必须依赖善于应用武器与技术的强大武装部队。”“主张只使用原子弹便可赢得战争的幼稚论调，现在甚至受到美国军界人士的轻视和批评。”进而推论，美军未必会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事后看来，这是一个大胆而准确的判断。
谭文瑞接着分析美军在朝鲜的现有兵力：在战争初期，美国“投在朝鲜的兵力是残缺不全的五个师，约七八万人，以后又曾陆续增兵，到九月中旬，更疯狂地动员了它在远东的海、陆、空军全部所余的部队四万余人，由麦克阿瑟亲自指挥在仁川登陆。于是美国侵略军增到七个师另一个团，共达十四万人以上。为了要补充远东的兵力，原驻在美国国内的一个步兵师也被调出国外，因此尚留在美国本土的地面作战部队，只有空运部队一个师和海军陆战队一个师，约三万余人。美国在进行武装侵略计划的初期，就已露出了‘捉襟见肘’的窘相”。
谭文瑞指出，新上任的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也承认，美国缺乏有训练的后备兵力，“要补足在朝鲜作战的部队，就必须现在把美国的军队调光。”
美国会不会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朝鲜战场呢？谭文瑞接着分析：目前美军总兵力约145万人，现在14万人投入朝鲜战场。说明美军的重点在欧洲，在其余地带是分散的。美军虽因朝鲜战争征召新兵，但可以投入前线作战的兵力不足。
又分析：美国当前的工业生产和运输业等，需要6000万工作者维持，因此后备兵源也是有限的。他论断，即便美国在明年年底兵员达到300万人，仍不足以担当世界规模的侵略战争。美国的欧洲盟友英国和法国各自面临殖民地国家的反抗，两国兵力都不足，若援助美国，只能是“象征意义”的。谭文瑞的结论是：“人力不足与士气低落是美国帝国主义军事上不可克服的两大弱点。”
这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对美军全球和在朝鲜兵力部署以及美国是否会再次使用原子弹的分析文章。观点明确，分析透彻，指明了在朝鲜的美军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战略分析报告。
文章发表后，引起中央领导人的关注，自然也受到了人民日报领导人范长江、邓拓的重视。
恰在这时，为加强报道，也为使人民日报记者经受现代化战争的洗礼，范长江、邓拓决定，由记者部主任李庄率领赴朝鲜战场记者团入朝采访，谭文瑞立即入选了。
李庄带队，赴朝记者还有：田流、林韦、陆超祺、姚力文、张荣安。这支记者队伍非同一般，称得上人民日报“代表队”：李庄在解放区时就已是著名记者，后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林韦在这个记者分队中参加革命最早，经历丰富，在改革开放年代是高级干部；陆超祺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姚力文从朝鲜战场归国数年后曾担任刘少奇秘书，后曾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田流后来担任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报告文学》杂志主编，是知名记者和作家；张荣安也是参加过太行山根据地办报的抗战老记者，20世纪50年代调离人民日报。由此看来，谭文瑞是这支记者队伍中资历最浅的年轻人。
1950年12月到 1951年5月，谭文瑞在《人民日报》发表了7篇报道，在这支记者队伍中居第二位（第一位是李庄，见报稿9篇），较有影响的有《惨败的美军》《土耳其旅就歼记》《美军黑人士兵的愤恨》等。在朝鲜战场上收获丰硕，他精彩的党报新闻人生就这样开始了。
“池北偶”的起伏与发展
朝鲜战场归来，谭文瑞仍编辑人民日报国际版。有时见到有话可说的国际新闻会有感而发，写一小段文字排入版面一角作补白。
1956年春的一个晚上，他灵感迸发，挥笔写下一首讽刺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打油诗，并获准上版发表。
谭文瑞打算用一个笔名。他从清代学者王世贞的笔记掌故著作《池北偶谈》书名上获得灵感，也许因为自己姓“谭”，因此将书名最后一字省去，取前三字作笔名,“池北偶”就这样诞生了。
“池北偶”讽刺诗见报后，读者反映良好。作者收不住笔，遂接着写下去，并由漫画家华君武配画。一诗一画，陪伴读者在会心的愉悦中得到知识和教益。“池北偶”的国际题材讽刺诗和华君武配画逐渐成为《人民日报》国际版上一个著名品牌。
10年浩劫中，谭文瑞受到了冲击，“池北偶”被迫停笔。但他认真读书，独立思考，思想更趋成熟。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人民日报》国际版的内容随即丰富起来。
1977年深秋，谭文瑞参加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小组工作。
1978年12月15日，中国和美国同时宣布正式建交公报。第二天，主持“钓鱼台文件起草小组”事务、此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找谭文瑞布置任务——起草《告台湾同胞书》。邓小平要求：要表明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和政策，不再用“解放台湾”口号，宣布停止炮轰金门，提出两岸通航、通邮、通商。《告同胞书》既面向台湾人民，也面对台湾当局。晓之以义，也动之以情，措辞语气委婉平易，不用报纸社论文体，可以使用一些带有传统文句特色的语言。
胡乔木让谭文瑞两三天内写出稿件。
谭文瑞接受了任务，以他对和平统一祖国的认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在两天中写成初稿。
胡乔木再修改润色，12月24日和谭文瑞一起面见邓小平。谭文瑞逐字逐句读了一遍，邓小平听完后一字未改，即行通过。
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布。该文阐明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政府对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打开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
完成这份重要文件后，谭文瑞作为代表团顾问，随同邓小平在1979年2月赴美访问。期间，他参与起草邓小平的讲话稿。1980年8月，谭文瑞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积极推动报业改革
1985年3月，谭文瑞受命主持创办《人民日报·海外版》。他将此作为新闻改革契机，要求编辑记者保持党中央机关报的立场、格调，又要适应海外读者的习惯和接受程度，有针对性地进行信息传播，反映他们的呼声，提供咨询服务，力求报纸办得生动活泼。选材、标题要和《人民日报》有所区别，文章要短，富有趣味，使海外读者乐于阅读。
面目一新的“海外版”果然引得海内外读者瞩目，成为海外游子系住乡愁的“家书”，实现了《人民日报》在世界各国的大量发行。
1986年3月，谭文瑞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他鼓励记者深入新闻现场采访，要求把报道写真写活，赢得更多读者的信任。
为了办好报纸，在谭文瑞主持下，报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合作，进行了《人民日报》全国读者抽样问卷调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报纸媒体进行的第一次抽样调查，为改进报道获取了重要数据。这次抽样调查对于在全国范围推进报业改革、活跃媒体思想，起到了开拓引领作用。
当年7月1日，1956年报纸改版3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又一次进行了改版。目的是使新闻报道更加“可读、可亲、可信”，从文章标题到内容都有改进，采编队伍得到整体上的提高。
与此同时，谭文瑞又一次进入“池北偶”讽刺诗写作的高潮。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的讽刺诗更多地转向国内现实，显得更加激情飞扬。此时华君武已经离开报社，由丁聪、方成、江帆、英韬、朱根华等加配漫画，图文并茂见诸报端。“池北偶”的讽刺锋芒指向诸多方面：国际风云、官场贪腐、商场奸诈、文场歪风，各种社会弊端皆为抨击对象，正气得到昂扬。谭文瑞写下的讽刺诗，有许多有长久魅力，后人读来颇具警醒意义。他是继袁水拍之后，人民日报最著名的讽刺诗作者。
1995年，谭文瑞离休，仍继续讽刺诗创作和国际问题研究，且著作颇丰，“池北偶”的创作进入又一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为其讽刺诗配画的多为朱根华。
谭文瑞为人谦和，说话平心静气。酝酿“池北偶”讽刺诗时，有时灵感泉涌会出现几个选题、几种构思。这时候，他乐于请来漫画合作者朱根华，一起讨论如何构思和构图。在不少时候，他会根据漫画家的构图修改自己的初始想法。这样，他和漫画家的讨论会深化主题，使得诗配画产生更加强烈的感染力。数十年来，“池北偶”创作讽刺诗800余首，在2007年自选300首集成《世态万象》出版。
晚年，谭文瑞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新闻事业、党报事业。他感到无愧人生的是，自己将生命的全部光和热奉献给了热爱的事业。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原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冷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