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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中国互联网已经告别了以简单普及为主的粗放扩张，走向与其他行业精细融合的时代。政府提出“互联网+”，代表互联网作为一种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这一事实，被抬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防止“互联网+”概念泛化的关键，在于洞察它所指向的真正发展方向。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一词。3年来，互联网怎么加，加什么，加的结果是什么，引发了各界的热烈讨论。关于“互联网+”的概念辨析、政策内涵以及各类企业、机构就“互联网+”政策的积极表态，一时之间统统涌入公众的视线之中。但是，在言必称“互联网+”的热潮背后，“互联网+”的边界却日渐模糊，越来越像一个“筐”式概念，这将影响其在实践层面的落实。
防止“互联网+”概念泛化的关键，在于洞察它所指向的真正发展方向。有别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引进之初的情形，中国互联网已经告别了以简单普及为主的粗放扩张时代，走向与其他行业更加精细地融合的时代。当前，“互联网+”至少指向三个维度：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增长、互联网与其他行业的结合以及互联网对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的变革。
（一）
互联网首先是一种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是所有试图凭借互联网有所作为的力量必须仰赖的基础。对于势在必行的产业结构升级，互联网构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互联网+”绝不是空头支票和概念炒作的原因也在于此。因为，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极大地依赖政府的介入和规制。没有高速运行、稳定安全的网络，就没有基于网络的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政府提出“互联网+”，代表着互联网作为一种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这一事实，被抬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意味着切实的资金跟进和政策支持。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互联网正在通过拓展自身的方式拓展着我们对于基础设施的认知。我们不能够仅仅把互联网视作一种有关通信的基础设施，尽管互联网是这样起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有三个，分别是通信、能源与交通技术：如果没有通信，我们就无法管理经济活动；没有能源，我们就不能生成信息或传输动力；没有物流和运输，我们就不能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经济活动。所以，通信、能源和交通将是“互联网+”的主战场，中国需要在保持移动互联网领先地位的同时，大力拓展能源互联网与交通互联网，极大地降低制造业、服务业的成本，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也使个体的创新、创造成为可能。这种创新、创造有赖于人们像通过互联网近乎免费地生产和消费信息一样，借助能源互联网廉价地生产和消费能源，借助交通互联网提升物流效率。
（二）
“互联网+”与经济增长的勾连，不仅仅在于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本身走向完备和丰富时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在于互联网渗透和进入传统产业的各个环节之后产生的增值，这也就是我们常提到的“互联网化”。互联网目前更多地作用于轻量级的第三产业，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但是消费端迅猛而深入的变革并不是互联网化的全部。除了高科技行业，各个重要行业都没有跨越向线上转型的早期阶段。事实上，大约一半的中国中小企业才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采购、销售和营销等活动。在重工业部门，传统的生产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产能过剩、盲目投资的情况大量存在。这意味着最激烈的变化将发生在中国经济中比较“沉重”的那些部门，比如实体制造业以及大量的中小企业身上。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误区是，“互联网+”不是简单地使用互联网作为一种生产工具，不是单纯的流程再造和运营效率提升，而是彻底的头脑变革。例如，对于制造业而言，他们所需的变革并不是上线网络平台和使用联网的办公系统，而是全生产过程的互联网化，其背后是固有观念的破除，是思维再造体现出的战略创新、组织创新和流程创新。“互联网+”带来的革命需要创造力被鼓励和激发，从而为产业带来崭新的面貌。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那些“大门口的野蛮人”，即那些看似与制造业完全无关的人，可能通过创造性破坏，以保守思维不可预料的方式倒逼行业变革。最简单的例子是，当下的互联网公司正在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冲击着既有的繁复的科层体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称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之下的新引擎。在“互联网+”政策的激励之下，开放平台将为那些有创造力的人提供新机会。这种机会，可能是商业的，也可能是社会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个体创造力因为工具的可接近性正在走向越来越盛大的解放之中。在经济之外，“互联网+”可能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微妙变化，也是需要不断接受新挑战的未知领域。
（三）
“互联网+”与政府政策创新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政府固然是“互联网+”最有力的推手，但同时，相对于快速前进的互联网，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也可能成为“互联网+”推行过程中的障碍。庞大的科层体系对创新的迅速转化的滞阻以及政府如何、何时能从监管走向治理与服务，考验着政府部门的执政能力。因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征，“互联网+”本质上要求市场导向和深化对外开放。开放并不仅仅是对外的，也是向内纵深发展的。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行政垄断的经济部门的改革，是其题中之意。这些部门中，相当一部分被称作国民经济的命脉。“互联网+”的推进并不等于私有化，而是将“游戏规则”统一。不能因行政高墙庇护落后，导致影响国家发展战略实施的消极后果。
另一大挑战则来自制度配套建设。“互联网+”对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等都提出了要求，归根结底，这些要求都指向政府必须从全局式的“监护人”走向法制化的治理者角色。在“互联网+”的语境之下，政府需要将注意力着重放在社会力量难以真正推动和促进的重量级经济部门上。一方面用政府的指导创造改革的氛围，一方面加强市场导向，引入互联网这一动力引擎展开双重变奏，进行产业改造和权力置换。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冷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