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颗记者心

    2017年12月30日上午9点，我从外地赶到北京医院，为田聪明同志送别。

    这完全是受感情驱使的决定和行为。我和几个新华社的同事、好友带着哀伤忆起田聪明，大家特别怀念他任新华社社长的8年，为记者创造的那个难忘的“愉悦年代”。

    他有一颗记者心——也许，这就是我这个普通记者，对田聪明充满敬意与怀念的缘由。

    怒批“双重领导”，田聪明走入我心 

    在穆青当社长的时候，新华社就很少有等级森严的情况。记得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作为“名记者研究”这门课的研究对象，穆青曾多次与我这个普通学生真诚交流，直至接收并指引我成为一名新华社记者。第一次在穆青办公室聆听他的教诲，这位“平民社长”的形象便如丰碑屹立于我心中。

    田聪明很像穆青的学生。但是，他们有着不同的领导风格。

    田聪明走进我的内心，是在他出任新华社社长不久的一次会议上。

    那是一个新闻研讨会，我以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参会。在会上，田聪明要听取大家对新华社报道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一位分社社长发言时，像汇报工作似地谈到，他们分社在新华社党组和“某某省委”的“双重领导”下，在什么什么方面取得成绩……

    听到这里，田聪明伸出手来示意要他闭嘴。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田聪明对这位分社社长毫不留情地提出了严厉批评。大意是：你这样说是不对的。我们新华社及其领导，还有正式文件，什么时候说过分社是“双重领导”？从来没有。这是大的原则问题，在这里必须和大家讲清楚：新华社只归中央领导。我们反复强调新华社要履行监督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责任，根本没有分社还要归地方党委“双重领导”这回事！如果实行“双重领导”，那我们地方分社还怎么去履行职责？田聪明还谈到，现在有的地方分社及其领导和地方党委、政府拉关系，不写批评监督的稿子，这是不好的现象……

    田聪明严肃的表情与极不寻常的插话，让我这个在分社工作十来年的记者很是震撼，内心肃然起敬。

    “分社地方化”的倾向，的确是干扰新华社履行监督职责的一个问题。“有闻不报”“有偿不报”等新闻收买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双重领导”的事实存在。所以，田聪明怒批“双重领导”的提法，绝非小题大做，而是有的放矢，彰显他对新华社履行职能与党性原则的坚持。由此我知道，他是多么了解地方和地方分社的现状。

    我佩服他在原则问题上不讲情面的坦率，主导好的会风。有些基层干部，遇见大领导，不管什么会议，抓住机会就滔滔不绝地“汇报”，多是官话、套话和自我表扬……然而，他们很少招致田聪明这样的直言敲打和矫正，以至于搞坏党风、会风。至少，在那天的会议上，再也没有人偏离会议主题、阿谀逢迎。

    记得2000年9月，田聪明刚刚出任新华社社长不到3个月，他就和总编辑南振中联名，给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宣示新华社履行中央赋予的各项职能。这在新华社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他认为，一个分社如果不及时向中央反映地方问题，不写批评监督稿件，那么，这个分社的领导一定有问题。他坚决反对利用新闻报道的权力去赚钱，力主报道和经营分开，为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理清方向。

    “记者对事实负责，我对记者负责”

    我和许多同事，永远不会忘记田聪明社长说的那句话：“记者对事实负责，我对记者负责。”

    在我看来，这是田聪明坚持党性原则、履行新华社职责、誓与记者同呼吸共命运的最长情告白。

    田聪明践行诺言。他让我相信，这世界确有位居高位而不忘初心的人。他们知行合一，善良如初。曾经当过记者的田聪明，说为记者负责，就一言九鼎。

    2016年3月，我曾给《新闻业务》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新华社风清气正给我“伟大呵护”；在新华社当记者25年，幸福快乐了25年。这其中，田聪明“对我负责”、给我的“伟大呵护”，是不能不说的幸福，也是我不能忘却的怀念。

    2002年1月，根据总编辑南振中的要求，我在大连市信访办暗访一星期，写了内参《百姓告状为何难？》，揭露当地政府对老百姓上访置之不理。中央领导做重要批示；中央信访局局长打来电话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2月5日，北京主要大报在显要位置刊登这篇内参改成的公开稿；总编辑南振中给我打来电话问候，指示要继续跟踪报道，关注当地信访工作是不是有所改进，不要害怕有阻力。

    这篇报道引起大连市领导不满，他们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告状，说报道违背事实，破坏大连形象。

    面对总理和中宣部部长在告状信上的圈阅，田聪明批示派人调查。最后，他指示将新华社报道无错的调查结论呈报总理，直至大连市向中央做出检讨。

    作为普通记者，我非常感恩田聪明社长旗帜鲜明的支持和保护，还有时任辽宁分社社长刘欣欣和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的信任。正是田聪明撑起的“保护伞”，让我毫不惧怕诬告、跟踪、监听、被调离等各种压力和威胁。

    此后不久，田聪明到大连支社考察工作。大连市领导恳请新华社多报道大连好的地方，田聪明严肃地回应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好就报好的，不好的也要报。你们要支持和理解新华社履行监督职责。” 田聪明就此再次跟我们表明：“记者报道有问题，我绝不护短；报道没有错误，就是要坚持。我们支持记者履行监督职责，原则就是记者对事实负责，我对记者负责。”

    田聪明用记者之心来了解记者。在暗访大连信访办和“5·7空难”等报道之后，田聪明对我印象深了，不断给我信任和鼓励。

    2004年，营口鲅鱼圈建设钢厂，非法动迁上千户农民，没有补偿和安置，大量农民上访并阻断铁路，我和另一位记者前去采访，发出多篇内参。田聪明指示编辑部和记者要跟踪报道，穷追不舍，把地方政府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向中央反映。

    有一次，我在田社长办公室向他汇报，那次采访报道，我们遭遇当地官员和警察的跟踪、行贿，总社还收到诬告我们收受动迁农民钱的信件。田社长听了，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表情严肃地告诉我：“还有你不知道的呢！”原来，那次内参报道，引发营口市委书记和市长通过上层关系来找他求情，分社有领导居然还给地方进京告状出主意。“我对我们内部有人怂恿地方领导来告记者的状很是气愤，我完全相信你们的报道没有私心。有些地方官员就是经不得批评……”他站在办公桌前向我描述，因为生气，他与前来求情的书记和市长只站着谈了几分钟，然后就不客气地送客出门，请他们拿出事实来……田聪明还透露，他任社长不长时间，就有二十几个省、市的主要领导来找他，多是为揭露、批评等稿件求情，他从未答应，只请过一个人在食堂吃饭。

    田聪明颇有感慨地对我说：“小傅，新华社履行职责，向中央反映实情，搞批评和舆论监督报道，阻力不仅来自外部，也来自我们内部。我们必须顶住压力，为中央负责，为人民负责。” 那次报道，让我再次看到田聪明与记者团队的新闻理想、价值目标血肉相连。

    刘欣欣讲过他亲历田聪明在内参报道中做的一件更强硬的事。2003年发生禽流感的时候，分社记者写了辽宁发生疫情的稿件，当时的辽宁省委领导坚决不同意发。田聪明得知后直接打电话，严肃表明辽宁省和新华社要各司其职，要对中央负责、说真话，有不同意见可以附在后面，当晚必须把稿子发过来，使得辽宁省委领导不得不同意发稿。

    在北京医院为田聪明送别的那天，望着他安详的遗容，我脑子里不断记起他的音容笑貌。我在想，如果不是新华社，不是有田聪明这样对记者负责的人，我和我的许多同事履行职责，不知会遇到多少麻烦、会发生怎样的不幸！

    “你的意见很重要，我要当面听”

    新华社风气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从穆青到田聪明等一批领导干部，都有一颗记者之心，在共同的新闻理想与价值追求中不分高低贵贱，使我们这些普通记者都有机会与社长、总编辑等一起讨论问题、发表观点、深入调研、修改稿件。

    我与田聪明有缘分，正是因为他对一线记者充满感情和信任，乐意虚心听取来自记者的批评和意见。

    2002年，大连发生惊世的“5?7空难”。作为全程参与报道的记者，我发现新华社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存在报道思想不明确、组织指挥混乱等诸多问题，便给社内的《新闻业务》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长文：《突发事件报道，新华社差在哪里？——“5?7”空难报道的实践反思》。因为深深地爱着新华社，所以我把发现的问题写出来，让大家共同去研究解决。文章得到编辑部的肯定，方小翔大姐特地打电话鼓励，说我写得好，马上刊发。可是我哪里知道，这篇纯粹探讨突发事件报道问题的业务文章，让当晚值班负责人对号入座。于是，少数人“密谋”“封杀”，这篇文章成为我在新华社工作25年写的数十篇业务论文中，唯一一篇未能发表的文章。《新闻业务》那些好心的领导和编辑满怀遗憾之余，鼓励我发给田聪明社长。

    9月2日下午，我毫不犹豫地将此稿发到田聪明社长的电子邮箱。4日，我意外接到社长秘书的电话，他告诉我，社长对稿子做了批示，要我到北京。

    9月5日，我第一次走进田聪明社长的办公室。他瘦瘦的脸上带着笑容，对我说：小傅，我特地叫你来，就是想当面听听意见。你在文章中对新华社突发事件报道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很好、很重要。我在批示上面，特别表扬了你“认真负责、勤于思考、敢于讲真话的精神”。我和南振中同志真诚接受你的批评。田社长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份复印件递过来。我惊奇地发现，在9月3日下载的稿件上，田社长做了许多阅读标记，划出重点段落，在空白处至少做了十几处、数百字批示，其中写到：“这些意见都好……文中的许多建议很具体，他身在其中，体会深切。可否先印发有关同志看，然后商量改进办法，定下来后照办，实践中完善。”

    我心神不安地向田社长解释说，我写的问题都是纯业务探讨，不针对任何人，有不妥的地方，大家可以探讨。田社长则鼓励我说：“我批示上写了，你‘敢于讲真话的精神值得大大称道’。这就是对新华社、对事业负责。今天可以更详细地给我说说，你文章里没有详细写出来的一些看法和意见……”社长诚恳、谦虚的态度，让我不再拘束。我毫不保留地跟田社长谈到，新华社没有从“千岛湖事件”报道中汲取教训，一些人对“5?7空难”报道大谈成绩，掩盖报道不足和失误，这种风气和做法对突发事件报道没有好处。田社长问了我许多“5?7空难”报道的细节，他想知道问题究竟发生在哪些环节、哪些人身上。事实上，我们一线记者对编辑部当晚的运作情况知之甚少。田社长就跟我说，当晚他得知消息就给总编辑南振中打了电话，指示密切关注事件报道。他还说，已经严厉批评那天发稿协调有问题。田社长说话直来直去，和蔼亲切。我也非常直接地问社长：“我在‘5?7空难’报道中发现的问题，只是业务研究，《新闻业务》为什么不能发？”田社长有些激动，从椅子上站起来，挥着手，率直地告诉我：“我来新华社两年来，包括报道业务改革，遇到不少阻力。总有少数人，你提改革建议，他就从中作梗。你的稿子没发，一定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叫你来，就想当面听听你的意见。你在稿子里提的那些建议，我已经让有关部门尽快提出改进办法，建立机制。”

    田聪明是个敏锐、细心、体贴的领导者。大约一个多月后，他再次约我去北京。关心我是否遇到了什么压力？“有没有人给你‘穿小鞋’？”告诉我总社正在组织人研究制定突发事件报道的规则，让我坚持敢提不同意见的风格。我没有把有人深夜约“会面”的事情告诉田社长。想了想，只是提醒田社长，那篇稿子至今还没有在《新闻业务》登出来。田社长说，有人几次来找他汇报、求情，建议此稿还是别发了，担心有损新华社形象，所以他让步了。让步的前提，是按照他批示的精神，有关部门初步提出了突发事件报道的制度和规范。我向田社长表示，自己从未想过随手写的一篇探讨新闻业务的稿件，会受到领导的如此重视。临别时，我紧紧握住田社长的手，向他致谢。田社长客气地说：“我应当感谢你。是你影响和促进了突发事件报道的改革。你的那些建议，会记录在册。”

    有件事，我一直想让田社长知道，但终究还是没说。由于我得罪人，当年，辽宁分社遭遇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打击报复”——包括我在内的七八个记者，虽然最先向全世界发出了“5?7空难”消息，而且当晚至凌晨发出的40多篇对外报道，被美联社记者赞誉为“中国媒体全面报道空难”“国家通讯社表现得非比寻常”，但“5?7空难”的社级好稿评比，却与辽宁分社彻底无缘。

    一篇稿子，两次被约。感受他以平民之心、记者之心，敞开心扉与我进行的对话——我跟他说真话，他也跟我说真话——这太不容易、太难想象了！我从他那里收获了满溢的精神佳肴。如果说穆青的教诲指引我当了一辈子记者，那么，田聪明则是鼓励我坚持真理、履行新华社神圣职责的那个人。

    如今，田聪明社长走了。然而，他那颗记者心却让人永远不能忘却：鲜活、生动。

    （作者系新华社大连支社原社长）

    责任编辑：冷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