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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摘要：智能算法推荐具备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条件与特点，精准、快速、高效是人类技术进步的体现，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也受诟病，它目的至上，忽略了价值理性中那些思想意识、义务、尊严、美、规训等信念。人机交互，技术与价值理性共融，可让人工智能更多地体现人的主导性与价值观。
关键词：科技理性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人工智能
如果您是一位编辑，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天，您会把获奖的消息当做要闻处理吗？你会突出这则新闻吗？为什么？
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感于某大电视台的故事：2012年10月11日晚上七点（北京时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电视台重要新闻栏目将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新闻置于第二条的位置播出，紧挨着国家领导人国事活动的头条要闻。但是从收视率来看，莫言获奖的这则新闻（包括独家连线采访），竟然是当天这个栏目收视率的低点。①
我们可以作出种种合理的推测，比如：人们已经从各类网络终端上获知了莫言获奖的相关信息；人们对小说创作等专业话题不甚感兴趣；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新闻人的专业价值判断，与信息接受者的兴趣，明显不对等、有偏差；如果参照该电视台的收视率情形，按照现在新媒体盛行的以用户兴趣为导向的智能算法，莫言获奖的新闻，很难被处理成要闻、热点去推荐。
在这个故事里，您认为专业价值判断与智能推荐的理性算法，哪个更合理呢？哪个更科学呢？哪个更符合新闻专业的宗旨呢？本文要探讨的，就是智能化在信息传播领域盛行的时代，推荐算法是否体现了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特质？如何理解科技的合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价值理性）的关系？在新媒体传播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否可能平衡？
算法推荐与科技理性
《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今年7月参加了在中国首届大数据+人工智能“XWorld大会”，他在演讲中形象描绘了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初级状态的工作：你在读电子书的时候，它也在读你……它可以了解到哪一页你翻得快，哪一页你翻得慢。这让它知道哪些对你来说是无趣的章节，哪些是你喜欢的章节。算法在你读完一本书后，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性格特征，它会根据对你的了解以及它对上千万读者的了解，向你推荐图书，甚至对你生活中的重要决策提出建议。比如说二三十年后，当你选择和谁结婚时，你不再询问亲友的意见，而会问使用算法的亚马逊、百度和腾讯。②
推荐算法是通过追踪用户的网络行为，运用一些数学算法计算出个人特征、环境特征等相关信息，并推测出用户可能喜欢的内容。其类型包括基于内容的、基于用户协同过滤的、基于关联规则的等数种常用的和数十种在用的算法。推荐算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时GroupLens 通过对美国兴趣论坛网站Usenet 讨论区里的消息进行排序，将用户指向他们可能会感兴趣但自己尚未发现的话题线索。几年以后，推荐算法公司Net Perceptions成立了，领先一时。③21世纪初，社交媒体开始广泛应用并不断革新算法，如Facebook于2006年起开始使用算法推出了News feed项目，大获成功。中国的今日头条在2013年前后较早运用推荐算法进行信息分发。
仅就信息分发的角度而言，算法要了解并匹配三方面的特征：一是用户特征，包括兴趣、年龄、职业、手机型号、阅读历史等；二是环境特征，算法会根据时间、地理位置、网络情况、天气情况等环境特征，因时因地地给用户做推荐；三是通过算法去分析文章的内容和特征，包括关键词、主题词、标签、热度、时效性等。三项特征相匹配后，用户就获得了智能平台推送的个人化推荐信息流。④算法媒介平台上，每个用户都有一个高维的向量表，每篇文章（包括文字新闻、图片、视频、直播、问答等）也都有一个高维向量表，用向量计算加加减减就知道图像里面是什么，加加减减就知道它的内容能产生什么样的情感——悲伤、快乐、害怕……机器知道用户在什么时候想看什么，平台对信息进行过滤、审核、个性化分发，之后还有互动、交流和二次传播。⑤算法推荐不只是参与信息分发，还参与创作、审核、互动。传统媒体时代，创作、审核、分发都需要人工完成，如今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更多地通过智能算法来进行。智能算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可以做到信息的个人化——对每一个用户做精准计算并形成个人的信息流。⑥
智能算法推荐已经具备了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条件和特点。在智能算法中，目前新媒体平台最常用的包括基于内容的推荐、基于用户协同过滤的推荐、基于关系的推荐等等，尤其是被Facebook、Amazon等广泛应用的秘诀神器——基于用户协同过滤的推荐，可以通过人与人、物与物的距离的算法，通过降维式的算法，极大地增强精准性、有效性、预测性。传统时代通过编辑去人工精选内容，质量有保证，但是编辑和分发的效率比较低。如今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已经是海量，人工编辑确实难以胜任了。智能算法快速、高效，并在努力自动筛选出高质量的文章，算法模型能识别标题是否夸张、内容是否虚假、有无低俗、用户的评论是否有谩骂等，力求质量上能媲美人工编辑。
工具理性行为即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是根据目的、手段和后果作为其行为的取向，是把手段与目的、目的与后果、各种可能的目的进行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目的和后果之间可能是相互竞争和冲突的。它不同于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是目的至上的行为，而价值理性行为是人根据自己的信念和要求所做出的行为，是价值观至上的行为。韦伯强调：谁的行为服膺其重要的信念（包括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某事的重要性），坚信必须这么做，而无视可以预见的后果，就是纯粹的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⑦
近代科技借用理性的力量，使人类摆脱了愚昧，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人类经济上变得富足，如今也带来了许多便利与发展。作为工具理性范畴的科技理性，有其特质：科技理性具有精确性，它用数字符号定量化地阐释事物；科技理性是一种对象性思维，一种主体、客体再分的思维方式；科技理性具有无限扩张性。但是，科技理性的无限性追求与科学技术知识的相对有限性却存在着矛盾。科技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或负面的影响，那要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来消除这种结局或影响；有些问题如果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因为科技还不发达。⑧
科技具有复杂性，正如赫拉利所说：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技术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还将会对社会经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它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与思考：人类依靠人工智能的同时，是否还认同一些应有的价值观或者专业的信念？是否如赫拉利所说的那样——依靠人工智能的决定越多，就越会失去自主决定的能力，并且我们越来越信任计算机？就如同我们使用了GPS和手机地图后，丧失了认路的能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否能协同平衡？
工具理性及其理论批判
工具理性理论的源头是韦伯。韦伯以“合理性”（理性）概念作为他的出发点，把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性的稳步增长，所以合理性在他的理论中起了核心作用。⑨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重要特征是人的社会行为越来越符合合理性要求，社会结构越来越合理化，社会日益理性、可控，现代科层制就是合理化的实现。韦伯在论述“社会行为”时，认为“社会行为”包括四种，前两种是“目的合乎理性的，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另两种是情绪的和传统的。⑩工具理性的最高合理性是包括对行为目的以及对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自觉思考和选择——一个人可能有几种目的，但其根据某种标准，选择了其中的目的，然后根据其对效率、效果的判断，选择一定的手段来实现。价值理性则将手段作为自觉思考的对象，目的被赋予了终极价值——信奉了这些价值观，则使用、效果的合理思考都是无关的了，个人不必衡量哪种价值更可取，只考虑其信奉的价值要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价值理性是始终如一、有计划地以信奉的价值为取向。
技术理性的发展，使理性越来越工具化，霍克海默批判说：如今理性不仅成为商业工具，而且理性的主要职能在于找到通过目标的工具以适应任何既定的时代。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作为工具、装置和器械的总体性,标示着机器时代,它同时也是组织和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它体现了主导性的思考和行为模式, 是控制和支配的工具”。技术越来越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方式,当人成为机器的附庸之后，理性也就越来越成为经济利益的工具——以数学理性为模型的启蒙, 最终把人的思想变成了利益与权力的工具。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纯洁性已经消失, 社会的一切行为都变成了技术行为, 政治也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先导目标。在这个理性工具化的时代，传统思想中的价值思维消失了，人越来越异化。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批判性继承了韦伯的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理论。
人工智能等科技，是十分符合目的合理性的载体，其手段的有效性可以做到精确、量化，达到功利性、利益最大化。但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最受诟病的，就是其目的至上、本身被当作了谋利谋权的工具，忽略了价值理性中那些思想意识、义务、尊严、美、规训等信念。
智能算法应用于新媒体传播，是从信息分发开始的。如上文所说，它以用户的特征（包括需求、兴趣、环境因素等）为导向，追求信息与用户的精准匹配、个人化分发。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升级换代（从内容网升级到关系网）、智能学习的不断深入，算法已经不只是参与信息分发、推荐，它还参与到信息的创作、审核、互动等整个过程中。当算法自动算出热点信息的内容、标签、主题词、表述结构后，它可以指导创作者如何创作出能成为热点的信息，也因此，英美媒体正在兴起使用数据分析工具，以变革信息生产模式、驱动记者与用户新型互动融合。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效应：内容写什么、怎么写？用户数据告诉你；用户什么样，用户数据告诉你；如何成热点，用户数据引导你。也就是说，由用户说了算。这就带来了问题：过度依赖智能化的工具理性，是否会影响新闻从业者和我们每类作者的价值判断？如何避免记者编辑、信息创作者以点击率、访问量为唯一诉求，进而一味迎合用户、导致内容品质下降？
人机交互、情理共融
由于工具理性的效用性及功利性，科学技术及其运用从一开始就将人的理性限制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层面上，忽视了在科学技术活动的运用中人的本质发展以及人的存在感，科技逐渐形成了一种霸权，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随着技术力量的逐渐强大，工具理性的作用也被无限地放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
在操作层面，传播的价值理性包含哪些信念？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和形势下，传播的价值观却并不是一致的，甚至也并不十分清晰。在资本主义的欧美等西方国家，传媒以商业利益为目标，以专业性为手段，宣称传播目标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政府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运用的手段是努力做客观报道，信奉自由的传播价值观；而在社会主义中国，传媒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目标是要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必须服从于社会效益。因此，在当代中国，新闻业传播业的价值追求应当是社会效益取向，按照价值理性的信条，这是不可动摇的信念。
智能算法的运用，极大地服务了人民，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传播导向方面，中国的智能算法也在服务于党和国家。通过这些服务，新媒体公司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当然，如韦伯所言：从目的合乎理性（工具理性）出发，价值合乎理性总是非理性的，而且越是把信奉的价值上升为绝对的价值，就越是非理性的。不过，他也指出：社会行为仅仅是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为取向，是极为罕见的。现实的行为可能只是接近这些类型，经常会有一些混合型的。如果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作应有的平衡，智能算法的应用仍然是有着价值追求的。
当然，确实也有不少非价值理性的运用，导致行为上迎合用户的兴趣最低点、用低俗猎奇甚至虚假的信息赚取注意力从而获得经济利益。如何在两者之间加以平衡或者进行优化呢？
哈贝马斯的理论也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他提出了一个比工具理性范围更广的理性概念,即交往理性——内在于交往行动的理性结构。交往行动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语言理解和沟通过程、通过这种理解和沟通来协调他们各自的行动计划的过程，区别于“目的性行动”等。他认为，工具理性体现了交往者对于客观世界而不是社会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一种态度，是在社会系统中产生影响的。工具理性是交往理性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要让它回到其合法范围内——用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用以提高社会行动的效率。
交往理性是从社会系统的角度去看待科技的行动和功能的。能自觉地在社会系统中确定自己的定位和行为，可以有效地克服科技理性的问题，提升科技的合理性。目前一些重视价值追求的新媒体公司，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比如今日头条用人工与智能合作做要闻推荐，每日置顶重要的时政要闻，它还建立了一套针对假新闻和谣言的智能系统，能够知道从算法和人两个渠道获得假新闻的信息——系统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数据库，可以不断累积历史上所有的虚假谣言，包含一些千年老谣，在民间流传很多但没有事实根据的内容等——当这些类似谣言再次出现时，系统就会自动发现并屏蔽。很多虚假信息在人工审核确认后，会针对阅读过之前假新闻的人推送一个辟谣，告诉你之前看的这个消息是错的，消除虚假新闻信息对用户的影响。另外，据称截止到2016年底，今日头条算法模型对自媒体平台头条号低质低俗的内容识别准确率已经达到80%，超过90%的低俗内容可以自动识别。还可以通过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的方法去识别“标题党”，然后加人工审核确认，确认过之后就会召回，撤回文章。
人机交互也成为目前智能算法中加强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手段。通过人+机器、机器帮人、不断迭代的大数据闭环，能够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体现人的主导性和价值观。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批准号：14AZD0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昌凤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石泽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建 文
注释：
①信息来自2012年10月16日某电视台该栏目负责人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座PPT资料。
②赫拉利：《人工智能最终会消灭人类吗？》，侠客岛微信公号2017年7月16日。
③Joseph A. Konstan And John Riedl，Deconstructing Recommender Systems：How Amazon and Netflix predict your preferences and prod you to purchase. http://spectrum.ieee.org/computing/software/deconstructing-recommender-systems , Posted 24 Sep 2012。
④参见今日头条媒介实验室的数据图，https://mlab.toutiao.com。
⑤今日头条副总裁、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马维英：《智能连接人与信息:信息流与人工智能的未来》，2017年5月25日于贵阳数博会论坛。
⑥今日头条人工智能实验室总监李磊：《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帮助解决信息治理困境——今日头条的应用与实践》，2017媒体融合发展高峰论坛，2017年6月15日于京西宾馆。
⑦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57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⑧陈芬：《科技理性的价值审视》，第16～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D.P.约翰逊著：《社会学论》，第257页，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⑩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第54～56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仰海峰：《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三大主题》，《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陈昌凤：《数据分析工具:驱动记者与用户的新型互动融合——数据助益媒体融合时代信息生产模式的变革》，《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11期。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78～84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