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反转背后的逻辑

    摘要：高频率的新闻反转现象是转型期社会问题和网络传播媒介快速迭代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网络技术变化、网络文化市场发展以及社会公共性追求，共同作用着新闻反转现象，日益成为公众性表达和民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

    关键词：新闻反转     技术逻辑     市场逻辑     社会公共性逻辑 

    2013年，新华网发布《盘点2013十大“反转剧”：有图未必有真相》，反转新闻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反转新闻成为舆情“新常态”，每当公共事件进入公共视野，公众就开始预测和期待新闻发生反转。2016年，伴随着几起重大反转新闻，更加剧了公众的这种传播期待心理。

    网络技术逻辑

    社会的维系与发展离不开信息，而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离不开技术的支撑。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传播与意识形态构建必然受到网络技术发展的影响。WEB2.0时代，各种网络应用技术的创新和普及，迅速地解构原有的媒介生态环境，在信息生产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信息流程中，网络技术悄然改变着人们观察世界和审视世界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反转是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一，网络技术进步降低了信息传播门槛，为反转新闻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支撑。网络技术变革的最大特质就是“去中心化”，将原先被传统媒体垄断的传播权力分散给独立的公众，使其从信息传播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信息的主动生产者，信息传播主体出现多元并呈局面。从新闻生产与传播流程看，垄断的信息传播体制很难发生新闻反转现象，而多元的信息传播格局由于赋予每一个传播主体传播、评论和质疑的权利，在追求“事实真相和意见正确”传播目标驱动下，新闻反转的发生便势所必然了。一方面，在未经调查求证的情况下，网友的发帖爆料真实与虚假混杂，为新闻反转埋下了伏笔，如《上海女逃离江西》《46万一平，谁买走了北京天价学区房》《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等都是通过网络自媒体平台率先发布的，因没有经过严格把关而事后被证实有虚假成分而被反转。另一方面，各大贴吧、两微一端等平台将活跃于不同网络社区的群体串联起来，彼此分享信息和观点。他们作为网络不可或缺的节点，每一次阅读、点赞、评论、分享都使新闻反转的传播势能呈几何级增加。一旦新闻真实性受到质疑或者被确认有虚假成分，那么，质疑的声音将瞬间传遍网络空间并蔓及网下，加快新闻反转进程。

    第二，技术化再造“真相”在反转新闻制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从反转新闻的类型来看，最为常见的是“真假反转”，它是指新闻报道中真实性层面发生一次或多次反转的新闻类型。①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技术使失真性新闻有了更完美的外壳及包装形式，让人无法一眼识破。网络时代，“有图未必有真相”，技术已经成为新闻叙事表达的重要元素，它将文字、图片、音频与视频等传播元素糅合起来再造新闻，这样的新闻既有可能是真相，也有可能是假象。所谓“骆驼被截肢后乞讨”的新闻只不过是拍摄角度造成被砍的假象，而“上海女逃离江西”事件则完全是网友瞎编杜撰配以不知何来的图片拼接而成的假新闻。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的“探照灯原理”为我们审视反转新闻提供了理论依据。媒体后期编辑制作通过剪切、复制粘贴、去除logo等技术性操作突出某一细节或者放大原本属实的局部元素，将本质元素或者矛盾焦点予以巧妙性转移，让人陷入技术创设的“媒介真实”中。如，反转新闻中的“主从反转”，事件本身是真实发生的，但在媒介技术作用下事件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发生逆转，“淮南女大学生扶摔倒老人”、“成都女司机被打”等反转新闻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网络环境下，技术化再造的“探照灯”效应既给公众阅读增添了乐趣快感，又将给公众造成阅读的迷惑与幻象，致使视觉感受大于意义探掘，表面信息代替本质发掘，即鲍德里亚所说的：“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历史、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假象。”②

    第三，网络技术带来信息碎片化，使新闻不再是一次性完成的产物，而是多次生成的精神产品。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的刊登有固定的时间，从事件发生到呈现再到传递至受众，有一定的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里记者和媒体能够不断补充并完善信息，力求新闻各要素具足。新媒体时代，版面、传播时空不受限制，任何一个事件都能随手拍、随手写、随手录并随手传，即使是一张图、一句话甚至几个字都可以变为一条新闻在网上传播，这种碎片化的生产与传播将随着新闻调查的进一步深入，让更多的细节与面貌慢慢呈现出来，同时也可能因前期碎片化生产而发生新闻反转。相比较疏忽大意与恶意传播而发生的新闻反转，因新媒体碎片化传播所造成的新闻反转，符合新媒体时代的新闻采写规律。这也是为何一些学者强调反转新闻并非都是“狼来了”，同样具有积极意义的原因，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相的动态过程。

    网络文化市场逻辑

    新媒体具有意识形态和网络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从新闻产品生产与传播特性看，新闻产品的意识形态性根植并牵引文化产业发展，也就是说，新闻产品生产遵循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服务于意识形态。对新媒体发展来说，遵循网络文化市场规律是最基础性的原则。③但是，网络文化市场是一个他律和自律兼具的场域，对于一些边缘性和探索性问题，他律规则尚未健全，自律意识暂未完善，新媒体难免成为少数利益集团和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近年来，反转新闻频繁发生，也折射出这种市场发展逻辑。

    第一，媒体为博取点击率、导引流量，放松把关标准，为新闻反转埋下诱因。在互联网经济冲击下，各大传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有限的发展空间中相互博弈，力求争取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传播影响力。“媒介产业化，从宏观活动的空间角度来看，是‘市场化’，媒介作为社会的一员，参与社会分工与交换；从微观活动的角度来看，是‘企业化’，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与行为方针。”④由于报道资源被资本化，需要赚钱谋生的媒体机构在市场浪潮中作为经济意志载体，必然催生通过捷径牟取市场利益的想法和发展策略。诸如降低成本、变相求快、极尽求异以满足公众需要等，已经成为媒体最基本的市场化策略。反转新闻虽然大多来自于网民的“最先报道”，但是专业媒体在后期报道中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觑，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专业媒体的推波助澜，就没有新闻反转。

    传统媒体发表新闻一般经过两层到三层的严格把关，新媒体时代基于人力、时间成本等考虑，一些传统媒体也有意无意地放松把关，直接将网络信息占为己有。在“拇指经济”时代，快节奏社会运作方式使得信息的发布与获取变得越来越快，正所谓“唯快不破”，但媒体只为在速度上抢先发布，则容易在网络文化市场中迷失媒体的公共属性。如通过设定标签突出新闻中的对立元素，或者是经过偏好性选择加以编辑，同时用言辞予以包装，打造“眼球效益”，造成戏剧化的传播效果，往往成为新闻反转的诱因。

    第二，企业的营销炒作。还有一种反转新闻就是“披着新闻的外衣”进行企业营销炒作。

    2016年底发生的“罗一笑事件”所包含的营销策略令人深思与警惕。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在2016年11月25日刷爆朋友圈，阅读量与点赞数在短短的时间内突破10万+，网友心疼小女孩的病情，为父亲的爱女之情打动，纷纷慷慨解囊，该篇推文收到的打赏金额很快突破单日5万元的微信上限。这个原本伤感而又温暖的新闻却在11月30日被爆料是作者与小铜人金融服务公司公号“P2P观察”合作的一场营销事件。该文章作者即深圳某杂志社主编罗尔，名下有3套房、1辆车。此后，罗尔公开道歉，承认有关房产和车辆的信息属实，并称将所得的262万元善款全部退还给热心网友。这场被称为“带血的营销”背后有完整的公共团队与宣传链，自行通过引导或孵化网络媒体运营商，对公众进行倾向性误导，彻底背叛了新闻的公共性。

    第三，公众的逐利欲望被充分释放。人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创造社会的同时也为社会所塑造。马克思曾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人的社会化”属性从以集体利益为主导的“政治人”逐渐转变为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看来，追求个人利益具有先天的合理性，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是市场逻辑的必然。当人置身于自由开放的网络环境中，基于“经济人”的逐利欲望必然得到调动和释放。

    很多反转新闻出自网民之手，他们借助新媒体的传播便利，利用公众的同情心、愤怒感、抑或其他情绪，吸引公众眼球，利用舆论造势，新媒体俨然成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工具。如，网民通过撒谎、推脱责任等方式维护既有利益。在“大学生为救落水儿童身亡”这一反转新闻中，被救女童家长害怕承担责任、拒不承认孩子是被救的事实，施救者付出生命却得不到被救方应有的尊重。在“为救女孩被狗咬”新闻中，当事人通过编造新闻将自己塑造成“英雄式”人物，抹上了一层“悲剧性”色彩，以此骗取善款。人性之恶在物质追求与利益驱动下被新媒体深化与放大，正成为网络文化的组成部分。

    社会公共性逻辑

    网络时代，无论身处社会中上层的强势群体，还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都需要通过公共平台的信息交换和意见交流以达到对自我身份和社会愿景的建构。因此，社会公共领域信息交换越充分，意见交流越透彻，社会公共性目标就体现得越清晰。反转新闻作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和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的透射点，集中反映了当下社会公共性的表达和建构。

    第一，愈演愈烈的“污名化”反转新闻体现了社会利益格局调整中对公共性的重新论述。污名是指“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污名化过程”，⑤其主要表现就是为被污名对象“贴标签”，反转新闻中的“老人”已不是和蔼可亲、受人尊敬的“老人”，“大妈”也不是勤勤恳恳、朴实善良的“大妈”，选择不同的标签，就是对所报道的事件、人物的性质给予不同的界定，它反映贴标签者对新闻事件、人物的不同认知和态度。新闻报道中，是谁在贴标签，给哪些群体贴标签？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权力格局的调整与争夺。某些在现实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职业一旦被贴上职业标签，那么，将引发公众对新闻事实的重新调查及评价，直至发生新闻反转，如，新闻事件主人公被贴上“官员”“富商”等标签后，就将成为公众嘲讽甚至唾骂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发生现实“强者”与媒体“弱者”的身份转换。

    在“污名化”反转新闻中，原有人物身份所代表的价值符号被颠覆，它反映了部分公众对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体系建构以及自我处境的愤懑。这样的讨论借助反转新闻而展开，超出了私人性论述的狭隘性和个别性，对于社会公共性论述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戏谑性表达透射出公众的利益诉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更加突出。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这种技术统治的愿望，今天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变为现实，甚至连基本理论也没有。但是，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增强，网民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臣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转变，自身权益的诉求与表达也逐渐增多。在反转新闻的“围观”中，以注意力效应给予新闻温度、热度及力度，既是一种自我表达又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同时也是社会政治层面从宏观的反抗日益转向微观层次的话语反抗。“在社会微观层面上发展起来的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强调主体行动的、自主的政治。它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推翻特殊机构中的权力与等级，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⑦

    综观反转新闻，虽有专业人士的职业化分析，但更多的是网民基于现实不满而抓住此次机会的戏谑性表达，有宣泄更有渴望。这一切都透射出社会权利保障体系倾斜以及权力结构性失衡，公众通过反转新闻说事，寻求欢乐，不只是无聊，更多的还是为了权益诉求与戏谑性反抗。总之，反转新闻正成为公众公共性表达的重要形式之一。

    （作者林凌系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芳婷系该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郭潇颖

    注释：

    ①宋祖华，李艳：《反转新闻再思考》，《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11期。

    ②[法]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全、全志刚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③林凌：《以人为本 探索创新 开放包容》，人民日报2010年7月28日。

    ④黄升民、丁俊杰：《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⑤[德]埃利亚斯著，翟三江等译：《个体的社会》，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3页。

    ⑥[德]哈贝马斯著，莉黎、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⑦刘国强、袁光锋：《论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机制》，《现代传播》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