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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谈起中国的报纸，人们也许不知道，《大公报》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张大报。
《大公报》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今天，除了香港有《大公报》以外，大陆的《大公报》又去往何处了呢？了解一下大陆《大公报》的前因后果，考察一下她的来龙去脉，对研究中国传媒业的创新和发展是有意义的。
《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跨越了晚清、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和平建设等历史时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
报馆从天津起家，曾在上海、汉口、香港、重庆、桂林、北京等地出版。随着全国各地相继解放，天津《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出版，上海《大公报》保持原名出版，重庆《大公报》则改为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维持原样，始终未作变动，至今正常出版。
1953年，上海《大公报》奉命迁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以《大公报》原名出版，1956年北京大公报社新楼落成（今北京西城区永安路北京邮局大楼），天津《大公报》迁至北京出版。“文化大革命”到来，受到红卫兵的严重冲击，《大公报》于1966年9月15日被迫封停，更名《前进报》出版，只办了45期，当年12月29日再次被红卫兵封停。
1978年，北京《大公报》的旧部，奉命办起了《财贸战线》报，后改为《中国财贸报》。1983年1月1日，《中国财贸报》更名为《经济日报》出版，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的财经大报，出版至今。所以，把今日之《经济日报》看成《大公报》的延续似无不可。
文人论政 曾经辉煌
北平解放不久，我就进入由《大公报》改名的《进步日报》工作，延续几十年，算得上是大公报社的老人了。余生也晚，对于晚清和民初时期的《大公报》既不了解更未参与。最早认识《大公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我作为流亡学生在四川读国立中学，从初中到高中，不仅是我，可以说所有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都关心国事，他们最喜欢读的报纸是重庆《大公报》。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大公报》津、沪两馆人员撤退到汉口、重庆，一边努力办好报纸，一边兴办各项事业，通过文艺宣传，不断扩大报纸的影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汉口时期，曾组织了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公剧团”，首演抗日名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舒绣文等一批名演员参加演出。公演时，总编辑王芸生致词后，郭沫若即席讲话，邵力子、沈钧儒、邹韬奋、田汉、洪深、阳翰笙、阎宝航等知名人士购票观看。苏联驻华公使、美国驻汉口领事、英国代理领事和女记者史沫特莱等也都来观剧。连演七场，收入悉数捐给伤兵医院。从武汉撤退后，“大公剧团”到重庆继续演出，盛极一时，一票难求。这幕话剧对全民奋起抗战起了宣传鼓舞作用。
上世纪40年代，我国有一支篮球劲旅——“大公篮球队”，成立于上海，驰名全国。球队1947年11月17日成立，由报馆时任经理、编辑主任等为领队，队长、队员既有当时篮球界名将，也有报社的编辑、记者，如吕德润、高集、潘际炯、詹琛、张根生等。从成立到翌年5月23日，共比赛了34场，打遍江南各省市，对手有地方强队，更多的是与美国空军、海军、宪兵篮球代表队比赛，取得31胜、3负的战绩。当时的比赛除少数友谊赛外，多是赈灾义赛。篮球运动经过提倡，扩大到各地报馆，天津、重庆馆分别组织了“大公篮球队”，在比赛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当时的《大公报》受读者喜爱程度可称得上首屈一指，它的事业兴旺发达，用“如日中天”来形容也不为过。在陪都重庆，每天清晨，有多家日报率先出版，但购报者却寥寥无几，《大公报》因印量大，报纸发行先外埠后本市，往往要在九十点钟才在街头露面，可是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记得有一段时期，重庆《大公报》刊登过启事：因印刷能力有限（当时是用平板机印报），头天的报纸到次日上午还未印完，因此劝读者不要再订阅《大公报》了，请大家一份报纸传着看。为什么读者对此报情有独钟？无非是因为她的报道比较客观、公正、翔实，敢于针砭时弊，能替老百姓说话。
在旧中国，《大公报》一贯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是一张“文人论政”“以文章报国”的民办报纸。她既敢于痛骂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及其要员的腐败和反动行径，也不时刊登一些文章批评当时在野的中国共产党。
批评国民党当局最甚者，例如1943年2月1日刊登了记者张高峰写的《豫灾实录》，如实报道了河南人民遭受“水、旱、蝗、汤”灾害，景况惨不忍睹。总编辑王芸生对比重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情况，奋笔写出《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评论，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70年后，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就反映了这一段史实）。由于《大公报》不断地对国民党尖锐抨击，重庆《中央日报》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其主义是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其目的是助长动乱，危害国家”；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批评共产党最甚者，是1941年5月21日，王芸生写了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无端指责十八集团军“不积极抗日”。当夜，周恩来在致《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函中，逐条加以驳斥。又如，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论，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指责。4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逐一予以辩驳澄清。
当时的《大公报》对两党虽然“左右开弓”，但批评中共的文章为数不多，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则连篇累牍。国民党政府宣传“戡乱剿匪”，诬共党共军为“匪”，命令所有报纸都把“匪”字加到共党、共军头上，《大公报》敢于不听“训令”，报纸上仍直书“中共”“共军”。当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时，毛泽东坚持让《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坐首席，还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大公报》，亲自做《大公报》的工作。重庆谈判期间，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多次会见《大公报》的负责人。一次是1945年9月5日下午，毛主席在桂园接见了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谈话三小时，并留吃晚饭，作陪的有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第二次是9月20日，毛主席再次接见三人，进行长时间谈话。第三次是当晚7时，《大公报》在重庆李子坝报馆回请毛主席和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时，毛主席为《大公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当然，蒋介石也重视做《大公报》的工作。抗战期间，他曾两次礼贤下士，邀请王芸生到重庆南岸黄山总统官邸，为他讲学。
“旧瓶新酒” 走上康庄
全国解放前夕，《大公报》总管理处设在上海，下辖上海、天津、重庆、香港4个分馆，分别出版同名的4张日报和重庆《大公晚报》、香港《新晚报》，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报业集团。
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天津市解放在即。如何处理和对待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天津《大公报》，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共有关部门立即把已在解放区的原《大公报》人杨刚（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孟秋江（解放后任天津《进步日报》社长、北京《大公报》副社长、香港《文汇报》社长）等人邀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下，决定：一、天津《大公报》按民营企业对待，不予接管；二、《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出版，报头由毛泽东命名，由郭沫若正楷书写。
接着，杨刚等人即衔命随解放军进入天津，会同天津报馆地下党员徐盈、彭子冈、李光诒、胡邦定、刘桂梁等，发动全体职工进行改组，《大公报》更名《进步日报》继续出版。事后，中央领导同志对报纸易名进行了反思。毛泽东看到新创刊的《进步日报》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报名也可以不改嘛！”
1949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迫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王芸生等由上海秘密赴香港。他听说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非常懊丧。后来，他同一批著名民主人士由海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周恩来说：“上海《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果然，周恩来即派杨刚同王芸生一起奔赴上海，使上海《大公报》没有中断，继续出版。
毛泽东对《进步日报》和《大公报》一直十分关注和重视。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时，他天天阅读天津《进步日报》。解放初期，我去西柏坡参观他的故居时，发现报架上陈列的几份报纸中就有《进步日报》，讲解员说这是毛主席每天必看的报纸。1950年10月底，北京大学曾昭伦教授等在《进步日报》撰文抗议美国发动侵朝战争，11月3日，毛致函胡乔木：“乔木：此件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可发表，请酌办。毛泽东11月3日”。其后，毛泽东也一直运用《大公报》指导工作。当他看到1957年4月13日北京《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时，批示：“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4月26日，他还写了一个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这一批语写在4月24日《大公报》报头上，注明“乔木阅”。
1953年，中央决定，上海《大公报》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出版新的《大公报》，升格为中央一级全国性报纸（原《进步日报》和《大公报》分别是天津市和上海市的地方报纸），分工负责财经工作和国际方面的宣传。1956年，在北京出版的《大公报》逐步明确为李先念副总理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下的一张全国性财经报纸，从此摆脱了发行和广告少的困境，走上了坦途。
财经党报 影响扩大
1953年1月4日，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指出：“为了适应社会及国家建设事业规模和发展的需要，《大公报》改组以后，已按照中央意见，重新确定了编辑方针，即除了加强国际问题的报道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财经问题，特别是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为主，各级党委应该领导和督促各有关部门，重视运用这份报纸，使之成为发表意见、解释政策、交流经验的工具。”1954年10月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的通知，重申了《大公报》是财经党报的性质，并提出今后要向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报纸方向发展，还要适当注意配合国际问题的宣传报道。这两个通知虽然有当时的时代特征，但它影响深远，可以说开了我国专业经济报纸的先河。
旧《大公报》多年来一直是综合性报纸，以政治、文化、教育报道为主，现在不同了，全体编辑记者要一门心思钻研财经，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公报》的全体编辑记者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很快掌握了经济知识，报纸日新月异，发行量月月年年增长，在读者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
这张报纸也很快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直接领导报社的是李先念副总理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报社的负责同志可以参加或列席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重要会议，便于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央精神。有一次，财经部主任潘静远去国务院财办，听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做报告，中心内容是国家既要用大量资金搞经济建设，又必须以适当财力安排好人民的经济生活。这是个两难的命题。由于我国经济不发达，财力有限，只能在紧张中求得平衡。陈云讲话论据充分，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潘静远得风气之先，回到报社，根据记录整理成文，以《论紧张的平衡》为题，作为社论，送请财办段云副主任审阅后见报，对当时的经济工作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其后不久，中央明确：王芸生任社长，不再任总编辑，不再主持报社的全面工作。1954年，派杨永直（原中央华东局机关报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前来任党组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主持全面工作。大约两年后，杨离去，由袁毓明（原中央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接任党组书记、总编辑，主持全面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中，袁被错划成右派，中央又派常芝青（原《晋绥日报》总编辑、中央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社长、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主持全面工作。芝青同志在《大公报》工作了10年，善于组织领导工作，对报纸多有建树，经历了3年困难时期，全社人员奋发努力，风清气正，齐心协力把报纸办好，使报社事业蒸蒸日上。
常芝青在位时办了两项带有开创性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期，根据他的申请，由国务院财贸办发文，请所属各部为《大公报》配备“驻部记者”，前期是兼职，后来都改为专职，编制在报社，他们将各部政策精神、业务措施、重要部署、中心工作等等及时向报社汇报，同时组织相应的宣传报道。这一举措进一步密切了报社与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联系。另一新政是，由中央财贸工作部发文，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为报社配备“地方记者”，成立各地记者站。记者编制在报社，党的关系在地方，办公处所就设在地方财贸部门内。各地的先进经验、模范人物以及新鲜事物等等可以及时传到报社来，自此从中央到地方逐步组织了一支有力的财经宣传队伍。这样，《大公报》在中央财经机关和各地都有了信息、耳目和“腿”，组织宣传报道就方便多了。
除了组织新闻报道和不时发表评论之外，报纸还开辟了许多适应财经部门职工需要、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专栏，如《商品知识》《生意经》等。文化副刊有《大公园》和《群众文艺》等专版或专栏，经常发表财经系统干部、职工的作品，从而培养出不少有成就的作家。1964年3月27日，经李先念转呈毛泽东批准，《大公报》创办了《经济评论》专版，请中央有关经济部门的专家（多为研究室主任）组成编委会，他们不仅出点子而且自己撰写有分量的文章，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英文《北京周报》转载了发刊词，此后也经常转载《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
中央领导同志和报社联系较多的是原商业部长，后任国务院财办副主任、财贸小组组长以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他为报社审改了许多重要文章，《财贸战线》报初创时，还亲自审阅报纸的大样。上世纪50年代后期，李先念副总理亲自领导、由中央华北局财办主任挂帅，到河北省唐山地区进行“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的调查，以打破计划经济按行政区划组织商品流通的陋习，形成一整套经验后，要写成文章转发到各地推广。但几次成稿，李副总理都不满意，最后，他指派时任《大公报》记者组长的我专程去唐山采访，写出调查报告，用“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发到全党。其后，又召开了全国商业现场会，推广唐山经验。
先念副总理重视《大公报》工作还有一例：上世纪60年代初，报社召开全国记者会议，请求中央增加报社地方记者的编制，先念到会讲话，他说：“听说报社驻各地记者只有一两个人，地方那么大，一两个人怎么够，一个市、一个专区一两个人也不够啊！”听会的人满腹欢喜，以为要给增加编制了，可是先念话锋一转，说：“办报怎么能用那许多人呢？还是毛主席说的，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把群众办报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你们的队伍就壮大了。”这个讲话风趣幽默，深入浅出，使全报社同志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大公报》设有一个力量很强的国际部，每天都有国际版，和外交部也有固定的联系。每当国际上有重大问题时，《大公报》都紧密配合《人民日报》发表自己的评论文章。上世纪60年代前期，中共与苏共论战，陆续发表“九评”长篇文章，主要是康生主持的。可能考虑《大公报》在国际上很有影响，有一天康生找到王芸生说，《大公报》有人才，也参加和“苏修”的论战吧，你们自己选题，写出文章后由新华社统发。王芸生回到报社与时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常芝青商定，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为题，撰写“反修”文章。他还拿出一个简单提纲，最后以杜甫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结。为写此文，报社抽调国际部主任张契尼和俞振基、徐洪烈还有我，四人集体写作，昼夜奋战，几易其稿，仿效“九评”笔法，一篇万言长文完成了。送请康生审阅满意，经他署名“范秀珠”（“反修组”谐音）发表。因为完全依照“九评”的写法，当时新闻界内有“九评加一评”之说。
“文革”冲击 委曲求存
1966年“五一六通知”以后，文化部门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冲击，北京《大公报》也在劫难逃。6月初，《大公报》的上级领导机关中央财贸政治部派出以副主任马定邦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报社，发动群众广贴大字报，揭批当权派及所谓的“牛鬼蛇神”。社长王芸生、副总编辑孔昭恺等人立即靠边；报社中共党组成员、副总编辑李光诒以及党组成员、财经部主任胡邦定和记者部主任姚仲文等一批领导干部也相继被“停职反省”，成为“黑帮”，正常工作秩序遭到破坏，报社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6月中旬，中央财贸部工作组撤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遣以某装甲兵学院政委吴泰如为首的工作小组进驻报社，“参加领导报社的文革工作”。此时的报社人员已经成为“热锅上的蚂蚁”，朝不保夕，人人自危。
不仅报社内部乱了套，来自报社外部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社会上的红卫兵纷纷指责《大公报》在旧社会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一张“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报纸”，因此要把《大公报》的牌子“砸烂”。当时还在位的报社中共党组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常芝青和大家商量，为保护牌子，在报社大门口，用长长的宽幅红布，上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汉白玉石雕刻的“大公报”三个大字遮掩起来，使路人不知此楼是报社。可是，红卫兵并未因此而罢休。
这时，内部人员逐渐分成两派，互相指责、殴斗。报社大乱，报纸还得按日出版。因报社高中层干部多被打倒，芝青同志先是起用编辑庄怡负责全盘出报工作。时间不长，他被免职，又改任我为总负责人。我和总编室副主任沈春波等人一起，率领当时还能工作的编、排、采、校、收电、制版、印刷等人员，每天坚持上岗，每晚都是精神极度紧张地工作，唯恐出现纰漏，引火上身，影响报纸的出版。那时新华社截稿很晚，一旦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直到次日上午九十点钟报纸才能付印。我们连轴儿转，难有合眼时间，苦不堪言。
就在最困难时刻，常芝青奉调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大公报》职务虽未免，但他已很难顾及了。他任命我为代理总编辑，把领导报社的重担交付给我。临行他表示将向上级请示另派人来，同时勉励我谨慎小心，尽一切努力，保住报社，使报纸不间断出版。我牢牢记住了芝青同志“保住报社”这字字千钧的嘱托。此后，一直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地维护《大公报》这块具有光荣历史的招牌，不让她在我手上消亡。但人算不如天算，最终《大公报》还是在我任内被封停，这是后话了。
《大公报》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报纸，嚣张万分的红卫兵怎能放过？他们不时寻机挑衅闹事。记得当时正值批判孙冶方同志的经济理论，报纸一版往往用整版篇幅刊登毛泽东的大幅人头像，二版则是批判版，经常用“砸烂……”之类文字制作标题。有一天，当把这天的报纸透过阳光两面对照时，恰巧“砸烂……”这个黑体字标题出现在毛泽东像的耳朵上，因而招来横祸。读者纷纷来电话责难，北京商学院红卫兵打来电话，声称历史上一贯反动的《大公报》潜伏着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要用巫师的手法陷害伟大领袖。他们要来揪斗报社总编辑。电话总机值班员用了缓兵之计，告知报社总编辑晚上8时上班，请他们夜间前来。当晚，办公室负责人安排报社四门大开，张灯结彩，强颜欢笑，欢迎红卫兵小将。具体接待由我出面。我无可奈何地准备跟随小将们前往北京商学院接受学生的批斗。
晚8时许，4名学生代表气势汹汹地来到报社，兴师问罪，并声称几百名学生正集合在学校等待与报社去的人理论。我和办公室负责人一起好言好语，先请他们在会客室落座、用茶，然后问是否参观过报社？他们均答从未参观过。我说，此时大楼内灯火通明，夜班人员已经开始工作，是否请几位参观一下报纸的流程，亲眼看看编排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了解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他们对此感兴趣。我们便有重点地让他们看了1至4版四个编辑室的工作。他们得知各个版都是独立编排、各负其责的。各版编辑只是负责本版的稿件编排和标题制作，并不知道其他版的内容，即二版编辑并不详知当天一版的稿件和图片是如何安排的。他们当即质问我，你是夜班总负责人，你看四个版的大样，应统负四个版的编排之责。我告知为了提早出报，每天夜间都是完活一个版，签发一个版；两版大样从来不用灯光照射着看，因此不可能发现什么问题。而且，人们看报一般都是一个版面一个版面看，不会把正反面两个版用阳光、灯光照射着来看。我们还向他们介绍了《大公报》虽然是一张旧报纸，但新中国成立后17年完全由党领导，是一张财经党报，努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功劳不能一笔抹杀。学生代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感到释然。答应回去向同学们解释，“赦免”我不需要去学校“请罪”了。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煎熬下，报社感到难以为继。为改变这种窘境，首先想到请中央领导同志重新题写报名，以缓和紧张形势。正所谓“有病乱投医”，1966年8月间，报社给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写了一封请示报告（康生当时是中央文革顾问，有权有势，给他写信是因为康生曾授命《大公报》写过一篇反修文章，我是作者之一，可能对我有点印象）。报告这样写道：“最近一个月来，我们不断地接到许多读者来信，要求把《大公报》报名改掉。即使报名不改，也要把现有的三个报头字重新书写一下。我们请求康老给予支持。可否设法请主席写一个，这是广大读者的愿望，也是我们自己最大最高的希望。办不到的话，是否请周总理写一个，或者请康老写一个。写好后就换，或者择期（例如国庆节）再换。”
当时急欲改换报头字体是受光明日报的启发。“文革”初起，光明日报受红卫兵冲击，也是岌岌可危。后来，总编辑穆欣用毛主席在一个信封上书写的“光明日报”四个字加以放大，作为新报头，声称毛主席亲笔书写了报头，并大肆庆贺，镇住了红卫兵，使报社相对稳定。
随着社会上的动乱日益加剧，《大公报》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们天天盼望康生能有指示，挽救这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但是，盼来的却是康生秘书打来的一个电话，传达康生意见：“此事可以先给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写报告。”
仓促改名 狂潮挣扎
这时，社会上讨伐《大公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大公报人感到《大公报》这块牌子保不住了，退居其次，只有更改报名。报社于1966年8月22日给先念同志写了报告，说：“广大读者和报社革命职工纷纷来信或贴大字报，要求改换《大公报》报名，并提出将报名改为《东风日报》或《进步日报》等建议。近日来，首都许多革命学生又要求报纸限期改名，有些中学的红卫兵还向我们提出警告”……在未接到回示时，惶惶不可终日的报社同仁又迫不及待地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报社内外革命群众迫切要求立即砸碎《大公报》这个旧招牌，此事不宜再拖，建议先把报名改掉，可否改为《进步日报》”……
事后得知，毛主席把报告批转给中央文革小组处理。最后由陈伯达向报社传达：报名可用《前进报》，意思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报纸改出四开小报，每周出版三期。这个指示传到报社，全体哗然。
“前进报”三个字请谁来书写，又颇费一番周折。一方面报纸要改名，另一方面报头用字一直定不下来。先是请毛主席写，遭到拒绝。又转到周总理处，周总理也难于书写。报社每日电话请示，均无下文。那些日子，报社同志焦急万分，但也无可奈何。直至9月12日夜，李先念副总理给报社写来一个字条：“刚才到总理处，总理指示，按鲁迅字先出版。”
据此，《大公报》立即刊出“本报改名和改刊启事”：“本报根据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以及广大读者的要求和建议，并经上级批准，决定9月15日改出《前进报》。”
就这样，在1966年9月13日夜晚，我无可奈何地在最后一期《大公报》大样上签字。
为使新报纸安全生产出来，9月14日，《大公报》的原班人马照常出勤工作，大家小心翼翼、精雕细刻，编排出一张改头换面的四开小报，报头《前进报》用的是鲁迅先生字。
有一个小插曲：当时，首都已有多家大报停刊，唯《大公报》能够改名出版，传说是由“上峰”钦定，是“有来头”的。还有个小道消息，说其他报纸也要陆续改为四开小报。因此，在《前进报》创刊的这天下午，人民日报的唐平铸、解放军报的胡痴、光明日报的穆欣以及新华社、工人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均亲自登门致贺，由常芝青出面接待。唐平铸特地送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词，有的送来锦幛和镜框等。报社群众则在大门口敲锣打鼓，以示庆祝，一时热闹非凡。其后，光明日报、工人日报还专门派人来了解大报改小报的经验。
新出版的《前进报》虽然是一张小报，又是周三刊，但“报格”并不低。此时常芝青已正式履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天天上夜班，对《前进报》实无暇顾及，故每次唐平铸主持召开的首都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我都代表《前进报》“躬逢其盛”。其时，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已被“砸烂”，唐平铸成了中央宣传口的主要负责人。
《前进报》创刊后，编辑人员战战兢兢地紧跟“文革”进程，大力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宣传报道并没有自己的特点，只是一味地“紧跟”，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马首是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报社内部的两大派不断发生冲突。大楼内大字报铺天盖地，好不热闹；群众斗群众，天天吵吵闹闹，几无宁日。在乱哄哄的气氛中，编报困难重重。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忽地有一天，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强行进驻报社，一群男男女女，风风火火地前来介入报社的“文化大革命”，俨然报社的主人。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使得报社更无宁日。报社各种斗争会、批判会不间断地进行，群众思想混乱，偌大的报社已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其间，中央宣传口调解放军报副总编叶寒青到《前进报》任总编辑，想通过这位着军装的总编辑来稳住形势。可是红卫兵不理会这一套，照样任意而为，报社继续乱糟糟的。叶寒青工作了一段时间，感到回天无力，便自动退回解放军报了。
1966年底，年关将届，因受当时“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的影响，当时还能工作的编辑采访人员包括我在内，都已无心再把报纸办下去了。因此，1966年12月21日，报社又给中央写报告，希望暂时停刊。报告说：“《前进报》社内部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群众已把主要精力放在运动方面，维持正常编辑出版工作已有困难，容易发生事故。我们意见，目前暂时休刊。”这份报告很快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于是，《前进报》内定于1967年元旦休刊。
我和夜班同志都表示，站好最后一班岗，仍然坚持天天上夜班。我们的任务是编完1966年最后一天的报纸，同时刊登报纸休刊启事。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12月28日夜10时许，我们正在编辑29日的报纸，“八八战斗队”的学生们冲进夜班编辑室，宣布封报。我和他们据理力争，毫无结果。想打电话给报社上级领导李先念副总理，学生把住电话，无法联系。29日凌晨，我们坚持把整张报纸编好，由我签发付印。可是学生们齐集在印刷机前，不准工人开动机器。这最后一张已经编排好的《前进报》硬是被扼杀在“母腹”之中了。
12月29日的《前进报》没能与读者见面，报社大门口却堂而皇之地贴出了由所谓“《前进报》（《大公报》）治丧委员会”发布的白纸大字“讣告”，历数《前进报》（《大公报》）的所谓“罪行”，宣判死刑，验明正身，寿终正寝。
短命的《前进报》在首都新闻史上可算得一个“怪胎”，她匆忙出生，很快又无疾而终，几乎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
恢复旧貌 报道财贸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底，中央决定召开全国财贸大会。为做好大会召开前后的宣传工作，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姚依林根据李先念副总理指示，请原《大公报》总编辑常芝青、副总编辑李光诒和经理王柱国到财贸小组开会。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办一张四开小报，请常芝青负责筹办，尽快试刊出版。会议结束时，依林同志风趣地说：“老常，你过去是大报总编，现在请你来办小报，真有些委屈你了！”常芝青笑笑说：“这倒无关紧要。十多年没事干，现在又能办报了，当然很高兴。由小报到大报，逐步发展嘛。”会后，常芝青邀集了李光诒、胡理棠、高永毅、庄怡、方诚浩、毛铭三和我七位同志进行筹备，并于1978年2月底集中。在复报的过程中，曾经酝酿恢复《大公报》，先念同志也说过：“恢复《大公报》，登广告。”后来，考虑到在旧中国有一种说法，即《大公报》对蒋家王朝是“小骂大帮忙”，名声有些不好，故未能实现。
经过1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定名为《财贸战线》的四开小报在当年3月28日试刊，3个月共试刊13次，为全国财贸大会的召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舆论准备工作。1978年7月4日，在大会召开之日，《财贸战线》报创刊，一时成为代表们争相阅读的报纸，并亲切地称她为“我们自己的报纸”。当天的《人民日报》在一版刊登了新华社的详细报道。
《财贸战线》报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的。办公用房最初是租用北京东城区东单北大街北方旅馆四间客房；桌椅不够用，就趴在床上写稿、编稿；没有交通工具，就步行或骑自行车；吃饭要到附近的东安市场食堂搭伙；排版印报要到体育报印刷厂代排代印；校对和版面编辑没有办公室，只能站在排字房拼版案子前校对和看大样。为数很少的工作人员，为了创业，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
报纸创刊不久，常芝青因年迈且哮喘病加剧，基本上不再主持工作，全面工作由李光诒主持。其时对干部虽有分工，但未作任何任命。报社党员成立了党支部，李光诒为书记，我为组织委员，胡理棠为宣教委员，于是形成了党支部领导一切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了许久。
《财贸战线》报一创刊，发行数就达47万份。由于受到广大财贸干部、职工的欢迎，发行量猛增，到1978年底，期发数高达80万份。当时新闻纸紧缺，国家出版局不能增拨，财贸小组就找轻工业部商量，把纸厂超产的部分拨给《财贸战线》报，为1979年扩大发行和改出对开大报提供了物质保证。为了救急，当时我还利用任《大公报》东北记者站站长时期与东北三省领导同志熟悉的关系，分头到三省请求支援，顺利地得到每省一车皮卷筒纸供应，解了燃眉之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还亲切地接见了我。
1981年元月，《财贸战线》报更名为《中国财贸报》，并改出对开大报，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人员不断增加，北方旅馆租用的几间房子实在不够用了。此时，国务院财贸小组由西黄城根九号院迁入中南海，经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磋商，报社迁入财贸小组原来的办公用房，这才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
1982年，国务院各委办进行机构改革，财贸小组并入新组建的大经委，《中国财贸报》的隶属关系也随之变更。1982年3月10日，经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批准，《中国财贸报》为国务院总局级事业单位，归国家经委领导，在宣传工作上，受中央宣传部领导。与此同时，中组部发文任命了报社的正副社长和正副总编。
《中国财贸报》历时四年半，共出版573期。她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动员广大财贸职工肩负起搞好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重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加快实现四化的新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沧桑正道 经济日报
报社划归国家经委领导不久，以国务委员张劲夫为主任的国家经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宣传，于1982年7月14日以经发〔1982〕62号文件向中央宣传部提出《关于〈中国财贸报〉改名为〈经济日报〉有关问题的报告》：“《中国财贸报》归国家经委领导以后，我们考虑，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拟将该报从1983年1月1日起改名为《经济日报》，扩大宣传内容。《经济日报》将是一张以经济宣传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报纸，每周暂出六期。读者对象主要是全国经济战线各个部门的广大干部职工。这张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国家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报道经济建设中的新形势、新成就、新经验、新问题；介绍经济战线上的先进典型；探讨经济理论，传播经济知识；向经济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反映群众的建议和呼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对于国内外重大政治时事新闻，适当进行宣传。希望中宣部今后对该报的宣传工作，同中央直属的报纸一样，加强领导，及时给予指示。”
中宣部于7月30日召开部务会，由邓力群部长主持讨论筹办《经济日报》问题。经过讨论，完全赞成。
为创办一张新报，原《中国财贸报》的全班人马随即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作好安排。当年底，中央调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前来任总编辑。由《中国财贸报》转出来的人员包括副总编和全体编辑、记者以及行政人员、印厂工人等转入《经济日报》继续工作。《中国财贸报》按计划遂于1982年12月31日终刊。第二天，1983年元旦，《经济日报》创刊。
这张崭新的报纸之所以很顺利地诞生，是因为她是在《中国财贸报》多年成功宣传的基础上创办的。而《中国财贸报》又是在《财贸战线》报基础上办起来的。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各报都只有一个发行序号，而《经济日报》报头上有两个序号：序号是《经济日报》的发行号，而总序号是从《中国财贸报》创刊号开始，由《经济日报》延续至今。以2016年2月18日的《经济日报》为例，当天发行号是“第11903号（总12476号）”，括弧内的数就包含了《中国财贸报》的发行号。年老的读者都知道，两张财贸报是原大公报人创办的。由此可证，今天的《经济日报》和《大公报》有着割不开、剪不断的渊源。
《经济日报》一问世，就被定位为以报道经济新闻为主的综合性中央级报纸，是党中央、国务院指导全国经济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1984年，邓小平同志为报纸题写了报头。
199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成立，目前拥有《经济日报》《中国建材报》《中国纺织报》《中国花卉报》等8家报社，《中国企业家》等5家杂志社，经济日报出版社等两家出版社和1个国家重点网——中国经济网以及经济日报印务中心等直属单位，涵盖了综合经济、纺织服装、花卉、建材、装饰装修、书画、印刷等10多个领域，拥有丰富的新闻报道资源和一大批专业人才。在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心城市设有记者站，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几十个国家派驻记者。
今天的经济日报，经过30多年辛劳建设，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和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业绩，是以往《大公报》《财贸战线》和《中国财贸报》无法比拟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她阔步前进，锐意创新，可以预期，今后在传播正能量、共筑百年中国梦的征途上，将起到愈来愈重要的宣传引领作用。
“人间正道是沧桑”。作为一个亲历无数变故的老报人，喜看今日由百年大报《大公报》脱胎而成的经济日报取得了辉煌成就和飞速前进，真有说不尽的欢欣和鼓舞，因此愿叙述往事，记录鉴证这一切，并为她鼓与呼。
（作者原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中国建材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责任编辑：冷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