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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本文以框架理论为基础，以话语包分析为方法，在新闻文本层面展现《华尔街日报》报道“亚投行”的话语结构及其所反映的态度变化，并尝试解释其原因。研究发现，该报有关“亚投行”的报道包含“观望”“无可能”等十二个话语包。这些话语包所表现出的态度虽总体上以偏否定为主，但其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非常否定”与“非常肯定”之间有所游移，这种游移反映出世界各国围绕“亚投行”所展开的博弈。这些报道一方面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导向；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动机性推理的痕迹。
2014年10月24日，21个国家与地区在北京正式签署备忘录，共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亚投行”虽冠以“亚洲”二字，但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效应，成为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国外媒体如何看待“亚投行”？自“亚投行”筹备至其正式建立，国外媒体对“亚投行”的态度是否曾发生变化？本文拟以《华尔街日报》为分析对象，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本文采用甘姆森的话语包分析法分析《华尔街日报》有关“亚投行”的报道。话语包分析建立在框架理论之上。学者甘姆森认为框架具有构建文本的意义，框架是新闻报道的“有组织的中心思想，为新闻事件赋予意义”①。甘姆森在其论文《阿以冲突的政治文化》中将文本分成一个个话语包（Package），并且通过一组元素来反映话语包的核心框架以及对话语包进行简要的表达，并对话语包进行标识（Signature）。甘姆森在研究话语包时，通过框架与原因两部分描述话语包，呈现文本的话语结构②。
本研究分析的内容总体为自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亚投行”筹建倡议至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时间区间内《华尔街日报》有关“亚投行”的所有报道。研究以“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为关键词，通过ProQuest搜索引擎抓取此时间区间内《华尔街日报》有关“亚投行”所有报道，共得相关文章150篇。删除文章主体与“亚投行”无关的文章和线上线下重复的13篇文章后，最终锁定137篇报道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文本。
在文本分析过程中，本文借鉴甘姆森话语包分析法，先选取每篇报道较为典型的三至四段语篇中的关键词、关键句和关键段落为分析对象，按时间顺序将文本内容划分为相对应的话语包。然后标识出话语包的“标签”“核心立场”“例证”“描述”和“根源”。最后，根据话语包的标识分析话语包所呈现的态度并讨论《华尔街日报》有关“亚投行”报道的特点。
《华尔街日报》有关“亚投行”报道的话语结构
基于对上述137篇文本的话语包分析，可将《华尔街日报》报道“亚投行”事件的基本话语结构表示如下（详见表1）：
“观望”：《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提出的“亚投行”对于印度自身和整个亚洲经济发展的好处显而易见。《华尔街日报》多次引用印度官员的说法，表示印度期待“亚投行”的成立，但由于信息量过少，自身仍处观望状态。
“无可能”：在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之后，各国因不甚明了中国此举的目的及怀疑中国能力而纷纷表示不会加入“亚投行”。日本财政官员更是称，日本“不会，也没有必要”加入“亚投行”。
“挑唆”：在美国得知中国要推进“亚投行”建设进程之际，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在国际上挑唆，试图阻止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华尔街日报》甚至发表评论称，中国试图向其他国家兜售“亚投行”，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缓和”：中国在推进“亚投行”的过程中也积极对外投资项目。面对中国所展现的实力，《华尔街日报》对“亚投行”的态度有所缓和，开始客观报道中国对外投资的成果，以及中国推进 “亚投行”建立的进程。
“疑虑”：虽然《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积极对外投资做了详尽的报道和描述，展现了中国有能力和资金继续推行“亚投行”建设。但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心存疑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试图孤立中国。美国在世界上依然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西方各国仍以美国为核心。
“示好”：美国对盟友的威胁未能奏效，世界上多个国家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和未来发展的考虑，纷纷倒戈。《华尔街日报》大幅报道了韩国加入“亚投行”的实际利益。《华尔街日报》认为欧洲重要国家加入“亚投行”可能会产生联动效应，其他国家可能也会跟风加入。
“友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响下，《华尔街日报》报道了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和台湾迫切加入“亚投行”的情势。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之举对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势力有所削弱；俄罗斯宣布加入“亚投行”，是对美国体系的又一重大冲击。
“认可”：在各方对“亚投行”示好的情况下，美国也不得不考虑同中国合作的可能性。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也向“亚投行”伸出了橄榄枝，表示同“亚投行”的关系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希望能够和“亚投行”共同发展，这是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最大认可。
“担忧”：由于各方对“亚投行”纷纷示好，美国和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受到了动摇。《华尔街日报》分析了美国在亚洲影响力逐渐减弱的事实，认为美国虽然仍然在亚洲占据主导位置，但并非不可撼动；《华尔街日报》还表达了“亚投行”削弱美国影响力的担忧。
“抵制”：眼看游说的方式已经不能够阻止“亚投行”推进的步伐，美国和日本两国推出了跨太平洋贸易协定，试图以此压制“亚投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日本的相关外交和金融策略，美国再次发声要抑制 “亚投行”。
“怀疑”：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对中国管控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能力也表示怀疑。《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国家官员的看法，担心中国不会按照国际秩序来管控银行。同时表示如果中国管理“亚投行”不当，将会对世界金融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
“批评”：虽然“亚投行”属经济领域内议题，但西方媒体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存在泛政治化倾向。在眼看建立“亚投行”之势不可扭转之时，《华尔街日报》转而指责中国阻碍国际社会认可“台湾”独立；批评宣布加入“亚投行”的英国在西藏、香港等问题上做出让步，认为英国如此让步只会助长中国的野心。
话语包所展现的态度变化
为清晰反映《华尔街日报》报道态度在时间轴线上的变化，本文对上述12个话语包所反映的《华尔街日报》有关“亚投行”报道的态度分为“非常肯定”“肯定”、“不置可否”、“否定”和“非常否定”五类，并分别赋值为2、1、0、-1、-2。
具体来讲，客观表达新闻事实、无明显态度偏向的话语包归类为“不置可否”，赋值为0，“观望”、“缓和”属于此类。偏向西方、批评中国的话语包依程度不同归类为“否定”和“非常否定”，分别赋值为-1与-2。其中“担忧”、“疑虑”、 “无可能”归至“否定”类，“挑唆”、“抵制”、“怀疑”、“批评”则归至“非常否定”类。偏向中国、展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处于被动地位的话语包归类为“肯定”和“非常肯定”，分别赋值1与2。其中，“示好”、“友好”归至“肯定”类，“认可”归至“非常肯定”类。依据上述分类，可将12个话语包所反映的态度依时间顺序如图所示（见图1）：
由图1可知：第一，图中态度值曲线斜率为负数，故《华尔街日报》有关“亚投行”报道中所包含的话语包总体呈现“否定”态度。第二，《华尔街日报》话语包所反映的态度随时间变化而有所不同。首先呈现出偏否定的态度：“亚投行”作为中国发起并主导的一项国际事务，自然有中国自己的战略考虑。“亚投行”的成立有可能打破原有国际经济乃至政治格局，这不免让美日等国心存忌惮，对“亚投行”的态度迅速由最初的“观望”转至“无可能”甚至“挑唆”，表示出偏否定态度。
其次呈现出偏肯定的态度：美国虽然仍为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的中心，但当中国用实际行动显示出强大的对外投资实力时，当一些经济不太景气的欧洲国家（英、法、德等）和一些亟须加快发展速度的亚洲国家与地区（韩、中国台湾）纷纷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量表示要加入“亚投行”时，报道中转而表现出“肯定”、“友好”乃至“认可”的偏肯定态度。
最后再次呈现出偏否定的态度：当“亚投行”成立事宜一步步落实之时，对“亚投行”的反感再次占据主导地位。先采取实际行动，借跨太平洋贸易协定抵制“亚投行”，进而借西方国家官员与世界银行组织官员之口，表达对中国管理“亚投行”能力的怀疑，甚至不惜将“亚投行”经济问题泛政治化，借西藏、台湾、香港等问题继续责难中国。
由上述《华尔街日报》话语包所反映的态度变化可知，《华尔街日报》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及直接表达观点，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一批西方国家对“亚投行”的态度。此态度实质上反映的是世界各国围绕“亚投行”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内所展开的博弈。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忌惮之心始终存在，但“亚投行”给成员国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是撬动原有国际经济格局的动力，原联盟国的共同利益与国家个体利益间的冲突有可能打破原有联盟关系。
结论与讨论
“亚投行”作为中国面向亚洲、甚至面向世界的重大项目，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本文从关键词、关键句和关键段落入手，提取了包括“观望”、“无可能”等十二个话语包。从话语包所呈现的态度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亚投行”的态度总体上看偏否定。但是，此态度亦随着世界各国的博弈而在“非常否定”与“非常肯定”之间表现出游移，态度游移的背后是国家利益的角逐。
第一，《华尔街日报》作为一家美国报纸，其报道话语包倾向于以美国利益为导向。
“亚投行”的建立无疑会打破世界原有经济与政治格局，这让美日等国心怀忌惮，《华尔街日报》分析“亚投行”将打破美国在亚洲重要地位、援引美国政府怀疑中国领导“亚投行”能力的言论、批评宣布加入“亚投行”的英国及责难中国在西藏、台湾、香港问题上立场等做法，均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
第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流露出动机性推理痕迹。
新闻记者在组织写作材料和成文过程中，识别、处理所获得材料。其处理信息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理性推理和动机性推理③。采用动机性推理方式者，往往在潜意识中会预期或判断某些观点，并在得出结论之前已形成答案。
《华尔街日报》报道“亚投行”的话语结构流露出动机性推理痕迹。譬如在描述中国当时所开展的一些军事演习和行动时称，“北京方面正试图让其他国家相信，接受中国成为亚洲霸主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此外，其还渲染中国威胁论，认为“亚投行”之举是中国要谋求亚洲霸权的表现。再如，《华尔街日报》在“亚投行”还未完全成型之时，推理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将会受到很大冲击”，“中国正在以军事、政治和经济大国的形象迅速崛起，美国地位大不如前”等等。报道较明显地将中国和美国置于对立面，将中国行为看作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以中国威胁论为主要的论调，质疑中国在国际上的举动。
本文不足之处：首先，量化处理话语包所表现出的态度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其次，本文结论仅局限于《华尔街日报》，尚不具有推及美国或西方媒体的普适性。
（作者丁汉青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导；张晟系该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芳秀
注释：
①Gamson, W. A., Modigliani.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 1-37.
②沈国麟、王倩：《利益冲突和观念落差:“中菲南海冲突”的对外传播话语结构及其“二次传播”效果》，《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2期。
③刘亚琼：《政治冲突信息中的动机性推理综述》，《社科纵横》201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