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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份报纸的抗战》首映礼上。在纪录片领域，他很厉害，与日本NHK等电视台合作上百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获过N多大奖：法国国际电视节(FIPA)纪录片部门金奖、意大利国际电视纪录片节最高金奖、全日本电视制作联盟最高奖ATP奖、德国世界媒体影视节金奖、美国艾美电视纪录片奖最终提名奖……
1983年，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1988年，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赴日留学，继而留在日本工作，先在报刊社任职，后转入电视电影界。
我们相约在一个午后，进行了一次有关纪录片的对话。他不时迸出的金句，摇曳着智慧的光芒。有秘笈，有段子，有情怀。这样的刘庆云，你想认识吗？
一部好看的历史纪录片是怎么来的？
记者：刘老师，您好。首先恭喜《一份报纸的抗战》在央视平台播出。这部以中国报人和新闻记者的独特视角反映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片，填补了国内抗战题材纪录片的空白，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重大理论文献题材纪录片”。怎么想起拍这部片子的？
刘庆云：新闻界泰斗方汉奇教授曾评价说：“大公报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最辉煌的就在抗战时期。”2015年恰逢抗战胜利70周年，在纪念活动中，大公报的独特历史地位，屡屡被提及。大公报人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孟秋江、萧乾、吕德润、朱启平、方大曾等人，或是亲赴抗战前线，或是立言著述，以笔为剑，刺向日寇，激励鼓舞国人坚持抗战。它保留着最完整的抗战记忆，也是那个时代报人抗战的最强音。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间点，作为执行总导演，我荣幸地参与了这个向新闻界前辈致敬的项目。
从个人角度讲， 1983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丛书《新闻界人物》，当时我在上大学，跟同学合作写了其中三个人物，林白水、胡政之、王芸生。胡和王都是大公报老人。其实，我们还想对另外一个人物大书特书，就是被周恩来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张季鸾，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未能如愿，成为我们的一大遗憾。这次拍《一份报纸的抗战》，也是圆了自己多年的梦。
记者：观看本片，最直观的感受是，很好看。选题新锐，构思巧妙，在注重宏大叙事的同时，也不忘细节描述。将大量文字、照片和视频素材运用其中，以讲故事的方式披露出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下拍片的心得吗？怎么才能拍摄出好看的历史纪录片？
刘庆云：一部历史纪录片要好看，必须要有创新，给观众提供全新的感受。我们团队在策划阶段就达成了四点共识。
要有历史揭秘。抗战时期，大公报与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关联,有些甚至起了关键作用。比如，率先报道“九一八事变”、独家采访张学良；红军长征在哈达铺看到大公报的报道，做出到陕北去的决定；西安事变的起因及和平解决；最早和全程派记者采访欧洲战场、缅北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背后，大公报的关联却鲜为人知，这为我们的纪录片提供了巨大空间。
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到历史现场拍摄。传统纪录片的模式基本是影像资料、访谈、主持人串联；这次拍摄将历史和现实勾连起来，按照1/3历史、1/3现场、1/3人物访谈结构全篇。尽管时隔多年，但当事人或后人回到现场，历史的一幕幕通过他的口述呈现出来，跟坐在家里面叙述，或是用一些资料片来讲述，效果完全不一样。这部片子面临一个难题，当事人大都已经不在了。幸存的恐怕也近百岁，请他们到现场并非易事，但他们有后人，后人的故地重游，不仅能收获同样的效果，还会带给观众一种时光穿越感。
挖掘人物故事。好看的纪录片，人物要立体,故事有情节、有泪点、打动人。解构历史实际上是讲述人的活动，是由一个一个人物、事件串联起来的故事。可以说，《一份报纸的抗战》用顶天立地的群像把大公报历史串联起来。
版面的视觉化创新呈现。报纸版面是平面的，加上过去都是竖排，少有图片，单调枯燥。我们让后期包装把平面版面和资料影像结合，由版面化出影像、图片，再由影像回到版面的视觉化处理；原本竖排的报纸老版面重新横排，突出报纸眉题、引题、引文、大标题、小标题等的版式处理，这些前所未有的表现手法在屏幕上呈现出来，原本枯燥的历史文献立马鲜活起来。
记者：在我看来，《一份报纸的抗战》的厉害之处还在于，呈现人物时，不止讲述他在大公报期间的作为，还延伸到之后发生的故事，显得丰满、完整。比如小方，看到他的故事时，不自觉，眼角湿润。
刘庆云：讲人物时一定要有打动人的地方。方大曾在大公报只待了短短两个多月，但他的故事非常感人。他年轻、英俊，最后消失在战场上；此后，他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寻找，一直盼望着他的归来。马上跟现实拉近了。一般来讲，我们一个人物分配的时间只有四五分钟，但在讲述方大曾时，用了十多分钟，占了整集的四分之一多。该浓墨重彩的人物，你要舍得花笔墨，找寻大家共鸣点，只有打动观众，你的片子才会在他们心底留下烙印。记住了人物，记住了故事，就记住了这份报纸。
东方流应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主流
记者：除了《一份报纸的抗战》，您还为日本NHK等电视台制作了上百部中国题材的电视专题纪录片，高产优质，在国际上屡获大奖。NHK以制作高质量的纪录片闻名于世，与英国的BBC齐名，在您看来，NHK纪录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刘庆云：故事性，这是NHK纪录片的灵魂。讲故事，就要有情节，日本纪录片把咱们老祖宗的起承转合学得更好。起承转合，是东方流最基本的结构，它是东方人思维习惯和东方式审美的美学规律。反观国内的很多纪录片，把咱们老祖宗的东西丢了，太不注重故事性。
记者：具体而言，起承转合应该注意什么？
刘庆云：起承转合就是谋篇布局。写文章讲究起承转合，纪录片同样需要。我们筹划片子时，特别注重前期调研和现场踩点。前期准备实际就是构思谋篇的过程。想表达的主旨，通过什么样的故事表述；选取哪位人物，会有什么样故事；一目了然、四平八稳的标杆人物，往往难出好故事；那些有棱有角的人，反而会带来意外的惊喜，节目的出彩之处，往往在他的身上。
选人物就像谈恋爱，要选对的人。人选对了，接下来只需要跟着他拍，根本不用你去安排什么。合适的人物，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必定是波澜起伏、大起大落，有时甚至会让你应接不暇、惊喜连连。所以，起承转合不能等到拍摄完成后才考虑，应该贯穿于从前期准备到后期剪辑的全过程。
记者：有意思！您真是活学活用，老祖宗的起承转合被您用来跟纪录片无缝对接，选人物跟谈恋爱也有了共通之处。您口中的东方流，应是与欧美流相对，二者有何不同？
刘庆云：在我看来，东方流的纪录片应该是中国纪录片的主流。东方流就是遵从东方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方式，以起承转合为基本规律的叙事式表述。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讲好中国故事。问题是怎么讲？中国人都爱听故事，从小在《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的故事中成长，习惯了东方审美——起承转合的叙事方式。欧美人在圣经布道中成长，“因为”“所以”的论理式成为西方审美的主流；当下，国内纪录片基本尊崇欧美流,崇尚逻辑思维,注重论理，喜欢宏大叙事；一般会先设立一个主题，用一个又一个跳跃闪回的片段，来论证、阐述自己的主题，但往往显得支离破碎。东方流的纪录片则不同，往往通过一个或几个人物故事的情节和细节，展现人物的命运变迁，以叙事的方式把主题表达出来，循循善诱，润物细无声。
记者：倘若为国内纪录片注入东方流基因，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刘庆云：国内纪录片制作的两大怪圈是，吃得苦的没钱，有钱的吃不得苦。我接触过不少独立纪录片人，很辛苦，投入跟产出不成比例，但仍然锲而不舍。但他们有一个普遍的短板，缺乏基础训练。不少纪录片人，遇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或突发事件，热血沸腾，先拍下来再说；有的跟拍了很长时间，积累了上百小时的素材。看了素材才发现，支离破碎，难以成片。人物出场缺介绍镜头，中间缺过程，重要节点又没赶上，拍了一大堆，但都是半途而废，没有结果。素材一大堆，拍摄也下功夫，又是延时又是航拍。没有情节的故事，这些素材，再漂亮的镜头也只能用几秒。我们做节目时，前期会做比较详尽的准备，通篇结构框架了然于心，才投入拍摄。不仅全篇布局，每个情节也都有起承转合、前因后果。
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做到极致，这一点恰恰是国内很多纪录片人所缺乏的。给你讲一个故事，拍《麦客》的时候，我们的面包车经常跟在联合收割机后面行进。哪怕是在夜间，摄影师也不睡觉。不仅是他，他的助手——录音师也随时待命。有天深夜，我们在高速公路出口处停车，看到录音师下车抽自己耳光。我问你这是干吗？他说清醒一下，要不然犯困。因为他的师傅（摄影师）要求，哪怕是在车上、在晚上你也要随时观察有没有事情发生，如果睡着了，就可能漏掉重要的细节。
观照纪录片中的哲学思维
记者：您的作品涵盖社会、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等众多领域，如何做到在多种题材中自由游走并佳作不断？如何发现好题材？
刘庆云：这应该是一个记者多年修炼的结果。更深层次而言，我觉得是哲学的力量。简单来讲，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世界观决定了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价值取向；方法论则体现为一个人价值观的构建和呈现方式。达到一定的高度，高屋建瓴，你看待事物的视角自会不同。正如，有情怀是对一个记者最大的褒奖，但情怀从何处来？说明他的价值观得到了一种普遍认可。他有悲悯心、使命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弱者的关心甚至帮助，对社会进步的追求，都是自身价值观的体现。他永远保持与被访者的平等关系，对尊者无需仰视，对弱者更不能鄙夷。这种内心的强大和自信，建立在人和人之间平等，互相尊重的价值观之上。
记者：哲学的确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掌握它，需要经年的积累和独特的观察领悟力。您曾说，要用第三只眼看中国，为什么这样讲？
刘庆云：之所以说，第三只眼看中国，是当你有了两个国家纵横两个维度的比较后，再去观照国内的事情，会更加清晰和精准，而不会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比如，我们在拍《中国铁路大纪行》时，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为了生态保护的需要，当地政府开始推进牧民定居工程。关口知宏跟牧民沟通时，一些牧民发出生活习惯发生很大的改变，还是怀念过去自由自在的感叹。关口知宏就此发表一些感想和议论。但NHK有一个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会客观呈现当前存在的问题，但绝不评头论足。所以，在播出时，这段有关草原定居的议论被剪掉了。关口知宏很不高兴，第二天就罢工了。
我在拍摄现场，跟他分享了我的一段经历：这个地区我5年前正好采访过，那时候风沙特别大，吉普车车门一打开，狂风瞬间竟把车门刮掉了。但今天，这个地方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应该归功于牧场的生态保护。看起来，牧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了一些限制，但这是生态保护的一个必然；我们要做的是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如何保护牧民的传统文化。如此解释，他表示理解，拍摄得以继续。
记者：如果用第三只眼看国内纪录片市场，有何体会？
刘庆云：国内纪录片市场尚未进入投入产出成正比的良性循环模式，问题在于佳作难寻。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中国老百姓叫好。中国故事不是中国元素的拼图游戏，而是中国人精气神的故事化表现。一部好的纪录片，首先它是一个好故事，还需要有好细节，方能打动人。
也许是自己的偏爱，我认为纪录片是影像艺术的最高境界。在纪录片拍摄中，主人公的表情一开始可能是和缓平淡或者笑眯眯的，但在讲述的过程中，某一件事情触动了他（她），表情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最后眼泪慢慢滑落……这种人物表情的精细变化是演技再精湛的演员都无法诠释的，也往往是最打动人的细节。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这份感动往往比艺术电影来得更加深切和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