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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3月1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专门召开了一场关于他的座谈会，授予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号召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学习他的先进事迹。
刚刚过去的2015年，他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成为全国新闻行业唯一一名、安徽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先进典型。
他叫高思杰，安徽阜阳广播电视台外宣科科长，一个高大消瘦的皖北汉子。
做有良知的记者，拍有温度的新闻。高思杰心怀大爱、乐于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力量，感动江淮，感动中国。
记者：高科长您好！自1997年进入阜阳广播电视台后，您一直从事一线采访工作。每年发稿量近600条，在中央电视台和安徽电视台发稿200多条； 72件电视新闻作品获得“安徽新闻奖”“安徽广播电视新闻奖”等省市级奖项，这都是令同行望尘莫及的。
18年来你怎么干的？有哪些事令您记忆深刻？
高思杰：我1973年出生于阜南县朱寨镇三河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阜南师专毕业后做过初中语文老师。1997年7月28日，我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对于新闻来说，当时的我是一个实打实的门外汉，就算是一篇简单的消息都要写上特别长时间。
2004年除夕夜，我顶着大雪连续采访9个单位坚守岗位的值班人员，结束时已是大年初一凌晨。路上积雪达半尺之深，我用雨伞紧紧护住摄像机走了数公里路，到家的第一时间，用冻僵的双手给家人先递去怀中已然焐热的摄像机……18年记者生涯，我连续17个大年夜值守。
新闻作品是一名记者的最好名片，新闻工作者的成就有多大，关键在于深入基层面有多广、扎根基层根有多深。
2003年，阜阳成为“非典”疫情重灾区，学校放假，街上没人，谣言四起，所有人都陷入恐慌。当时，朋友、同事都劝说我在家休息，但我还是决定走进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隔离病房。
我个子高，必须使劲把头往后仰才能穿上防护服。穿上之后，行动不便还影响拍摄。防护服不透气，又带着两个12层的口罩，拍摄起来，脸上全是汗，一趴在寻像器上，寻像器就起雾。为了保证拍摄效果，我干脆拿掉手套，摘下口罩。
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那段时间，从医院回来，整晚整晚睡不着，把体温计放在枕头底下，每夜都量四五回。有时还会做噩梦，感觉自己在发烧，体温在上升，可是第二天一早，我还是会拎起摄像机，直奔医院。
我想，如果记者都害怕的话，那么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一定会更加恐慌。作为记者，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让大家看到党和政府组织抗击“非典”的紧张有序、医务人员的奉献付出和“非典”病人的日渐康复，让老百姓相信“非典”可防、可控、可治。就这样，我在报道“非典”的第一线坚守了40多天，全面系统地报道了阜阳从疫情发生到取得抗击“非典”胜利的全过程。
火热的基层是寻找新闻报道的源头活水。选择了新闻事业，就意味着选择了奔跑。在同事和同行眼中，我可能是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狂”，很多人说我是“拼命三郎”。
记者：在您的新闻作品中，很多故事都是讲述您所在的这片土地、这群人，看得出来您很在乎家乡，关心家乡的老百姓。新闻报道中，您的这份温情和执着何以保持？
高思杰：新闻工作能不能做深入、做扎实，在于心中有没有装着老百姓。围绕老百姓的需要干事，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干的。
我的老家三河村地处淮河人工支流小运河沿岸。每每淮河涨水都会遭受影响。从小到大，无数次逃水灾、抗洪水，我就是一个在水涡里长大的孩子。灾区的人民，于我而言都是像亲人一样熟悉的人。
2003年7月，淮河爆发特大洪水。浊浪滔天，形势危殆，怎样才能将灾情更快更好地传递出去？
刚到救灾一线的那个夜晚，当疲惫的人们纷纷睡去之后，我内心仍久久不能平静，就决定到群众安置区看看。
一排排临时搭建的帐篷之中，有一对母女吸引了我:年轻的母亲正在收拾匆忙搬迁带来的物品；年幼的女儿侧身熟睡在凉席之上，大腿到膝盖的位置上，密密麻麻趴着数十只蚊子……
心里瞬时就不是个滋味。当时，我刚刚有了一个女儿。同样是孩子，她怎么遭了这么大的罪？就是在那个瞬间，我决定要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将灾区群众的情、群众的难更细致地记录下来。
在灾区的17个日夜中，我每天都在用镜头记录，《生活之舟运送忙》《救灾公示暖民心》等60多条稿件陆续发出，其中《救灾公示暖民心》一稿还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播出，把灾区的民主之风、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及时传递给亿万观众。
《科学种田让0.48%等于1%》《抗击非典一线的特殊生日》《八旬老党员的特殊党费》《轮子上的旋律——走进阜阳火车站春运》……这是我给当地老百姓代为发声的稿子，文章不华丽惊艳，却装着我对群众苦与乐的真情和对家乡百姓关切的深情。
记者：2015年2月14日凌晨，您12岁的女儿高雨桐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女儿和家人对于您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份感情？
高思杰：前不久，我刚和爱人一同去给孩子上坟。一年多了，心中的牵挂仍然不能放下。后半夜，还是会突然惊醒。努力不去想，但女儿的音容笑貌还是会清晰浮现。女儿走后，我和妻子经常带上一束鲜花和几本女儿最爱读的书，到郊外的墓地陪陪女儿，和她说说话。
没能多抽些时间陪陪女儿，是我心中最后悔的事。
我也曾是个幸福的父亲。可幸福太短，雨桐的生命在12岁这个含苞待放的年龄早早定格。
由于工作忙，平日我基本不在家，女儿打小在姥姥身边长大，有时十天半个月也见不上爸爸一面。那个时候，雨桐经常会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爸爸，为什么你从来不到幼儿园接我？”“爸爸我能去你家吗？”
2014年12月7日，脑干肿瘤、丘脑肿瘤等字样先后出现在女儿高雨桐的病历上。为了治病，我和爱人带着女儿从阜阳到上海、从上海又辗转到北京求医。可小雨桐一天比一天虚弱，从不能走路、不能吃饭，到不能说话，再到最后无法自主呼吸……
家人是最亲最爱的人，我也想多陪陪他们。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必须一有线索就出发。这是我的责任，我也应该有这份担当。每每想起这些，我觉得心酸，对不起家人，自古忠孝难两全啊。
小雨桐的姥姥前年患上了脑血栓，头脑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大家担心老人承受不住打击，雨桐去世大半年的时间，我们都一直瞒着老人家。
办完女儿后事4天，我就扛起摄像机去了阜阳火车站，开始了春运的报道和直播。接着，全国两会、植树节、学雷锋日、阜阳地震等一系列采访接踵而至，要干的工作很多。
记者：女儿去世后，您把她的眼角膜和肾脏捐献给了其他患者，您为什么有这样的举动？
高思杰：“爱让我们懂得付出，让我们给予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爱的力量！爱使迷途中的人获得希望，使黑暗中的人重现光明，使沙漠中行走的人找到水源……”这是小雨桐作文中的一段话。
做爸爸妈妈的留不住女儿的生命，我们替女儿选择了延续和奉献——在专家组确定高雨桐脑死亡之后，我和爱人就同意在2015年2月14日，这个充满“爱”的日子，捐出了女儿的肝脏、肾脏、眼角膜，用以挽救别人。
我想这就是女儿说的“爱的力量”。
孩子的遗体被推往手术室，在摘取器官前，所有医护人员向这个12岁孩子的遗体深深鞠躬，而病房外的走廊那头，我和妻子非常悲伤。我打开手机相册，想再看看女儿。
2014年是雨桐的本命年，我都答应再陪女儿拍些照片的，可是从年初到年尾，一直忙于工作，总认为以后有的是时间。现在，只剩下遗憾和思念了。
女儿去世后，我给她写过一封信，叫《女儿的温度》。信中写道：“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父女，爸爸再也不会因为其他原因把刚满周岁的你丢在医院吊水，再也不会让你在那么近的距离将情感的表达只停留在书信里，再也不会忽略一丁点的细节而要把你的健康铭刻在心底。”
去年4月1日，我到阜阳市红十字会填写了一份器官捐献志愿书，准备百年之后捐献自己的眼角膜、肾脏和肝脏器官。女儿只陪了我们12年3个月零26天，我真的舍不得她，想通过这种方式，陪着她一直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