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生活政治话语的历史嬗变

    摘要：国家发展的主题变化了，新闻话语也跟着变化，当代中国媒体新闻生产越来越注重将个人群体命运与国家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媒体开始注重呈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微观话语。媒体参与具有重大公共意义事务的讨论与呈现，是转型期解决中国发展各种矛盾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协商与对话的存在是社会中公民之间相互尊重的一种表达。

    关键词：媒体     生活政治     微观话语     公共话语

    近年来，媒体报道中日常生活叙事大量出现，新闻关注的视野从以往的国家、民族之大事逐渐转向百姓切身的生活状况，并力求把公民话语与国家话语相联结，找到共鸣点。探究新闻和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辅相成的共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生活政治”的概念。他认为，当前的社会正在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即由强调阶级身份区分、企图主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破不平等的权力格局、使个体获得自由和独立行动能力为诉求的“解放政治”，向注重身份、人与人相互关系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以求得个体的自我实现以及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政治”的转变。① 

    “生活政治”的倡导反映了时代社会发展的主旨已经由谋取正义、自由的宏大叙事，转向关注生活世界个人生存状况的微观叙事。在从传统政治转向日常生活这一点上，东西方有着较大的相似性。这就为重新思考媒体报道作为新的历史阶段的表征，如何与“生活政治”和“微观权力”联系起来提供了某种契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闻实践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如何演进的？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生活政治”如何逐渐取代“解放政治”而浮现在新闻中？媒体对于生活政治的呈现图景经历了怎样的孕育生成过程？本文通过若干特殊历史与社会发展节点，将转型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闻生产活动与彼时隐藏在新闻活动背后的政治现实相联结，对二者的互动关系加以阐述，从而考察“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如何在过往的新闻实践中消退和凸显。

    一、媒体解放政治话语的困境反思

    新闻学作为一个非独立系统镶嵌在政治生态的大体系中，中国政治的发展动向往往能够在新闻中得到体现。因此，考察媒体生活政治的话语嬗变，一条较为便捷有效的路径就是从新闻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加以分析。

    从1949年到1991年，时间跨度很大，但以改革开放为界，这一时期媒体政治话语的主要特点分为两个阶段：解放政治的兴盛与松动以及生活政治的登场。

    （一）“火热”的解放政治

    19世纪以后的中国一直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年代学无法避开的分期。新中国成立后，个人与社会寻求生存机会、追求平等状态的解放政治理念支配起了随之而来的政治行动。

    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多以“运动”的形式开展，激发全民高涨的政治热情，共同投入到打破传统、加速发展的奋斗中。仅从政治理念层面上来看，这一时期是以“国”为中心，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将一切陈旧的政治文化加以扫除。这种从官方到民间致力于建立全新政治文化观的尝试，实质上也就构成解放政治的观念基础。

    此时的中国新闻界，尤其是报纸版面上满是宏大的革命话语，“充斥的都是由语录、口号、文件和革命导师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组成的拙劣文章。” ②嵌扣在这种政治生态中的传媒以话语霸权得以立足，政治家和亿万群众均成为拥趸。后人常以“政治味浓”诟病这个时期的传媒内容。在这一阶段中，人们刚刚从不平等和被剥削惯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媒介内容中所体现的战胜自然、解构传统、消灭剥削，正具备吉登斯所述解放政治所蕴含的精神气质。

    以“解放”为年代学的分界，中国当代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建构一直处于一种以民族解放为内涵的现代性的框架下。由于中国特殊的时代发展要求，作为政治话语表征的新闻自然而然就开始了以革命为核心观念、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现代性建构。在“舍小家为大家，舍大家为国家”为主流的时代，媒体也就自然而然地忽略了对于个体本身的关注，缺乏对人的全面启蒙。

    （二）不充分的生活政治

    把1978年作为分割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重要节点，把1991年作为分割“不充分”和“充分”的生活政治的重要节点，并不是说这些时期之间有明显的分界，而是意味着在探讨中国媒体的政治话语时，不可回避地要将重大政治、经济变革考虑其中。1978年到1991年间，媒体政治话语总体表现为：解放政治慢慢松动，生活政治有了浮现的空间。

    媒体政治话语的转变是以实践转变为前提的。“自70年代末以来，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依托的现代性转型主导了中国社会发展，而市场体制的建立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则酝酿了利益、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性。”③ 随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否定以及后续推动“拨乱反正”的反思与实践，人们逐渐抛弃了解放政治的理念，生活政治的理念出现并慢慢地壮大。媒体也逐渐从宏观到微观，对人体和事物的实际状态予以关注。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商品、市场和消费的力量开始介入中国主流文化话语的生产，毫无疑问地影响了新闻这一特殊的文化样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后，中国迎来了办报高潮，经济类报纸“1979年仅为5家，1986年发展到112家。”④随之而来，强调阶级分隔，企图主要通过革命暴力方式打破不平等的社会格局，使个体获得独立行动能力为诉求的“解放政治”在新闻产制中逐渐松动；强调注重个人认同身份、人与人相互关系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以求得个体的自我实现以及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政治”逐渐浮现在新闻生产领域。20世纪80年代，各报刊开始周末版大战，以“软新闻”为主、“被冠以‘社会速写’、‘经济广角’或‘大特写’的社会新闻样式，纷纷出现于报端。叙述活泼，思辨色彩的语言较少。” ⑤媒体的话语也逐渐呈现出由谋取宏大叙事下的正义、自由的诉求向注重微观世界的个人生存状况转变的时代发展主旨，这正是“生活世界”所提倡和重建的。

    从以上两个时期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新闻生产一直受制于以解放、革命为核心的观念知识体系的约束，“国家”“民族”等宏观话语淹没甚至取代了人的全面启蒙。改革开放后，逐渐摆脱了以革命为核心观念体系的束缚，新闻文本也有了“人”的踪迹，初步建立了以人与社会生活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新闻表征体系。

    二、媒体生活政治话语的浮现回归

    改革开放后，在新闻产制领域，中国新闻事业市场化、产业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媒体的生活政治话语由不充分的状态逐渐表现得更加明朗。下面就以这个时期媒介话语的几个标志性变化来阐述这一嬗变过程。

    （一）电视语态的改变与人性“小叙事”

    1992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开播，掀开了中国电视改革的序幕，核心便是把“人”摆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在当时新闻言必称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的年代，普通老百姓的个人生活也成了国家电视台所探讨的议题。生活政治话语的回归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影响着新闻的表达与内容生产。

    首先就传播方式而言，电视语态的转变呈现出既概括精炼，又带着民间世俗的具体语境。新闻节目中的口语化方式，打破了媒体和观众之间的分隔和戒备，使受众在接收新闻内容的同时有了人际交流的角色认同和情感互动的愉悦。这种传播方式把新闻当做是一种沟通，唤起了个人的参与感，使新闻内容本身与个体的生活方式、自我认同这些微观层面联系起来。

    其次就传播内容而言，新闻议题实现了平民化，宏大叙事转向具体而微。逐渐形成的“小叙事”，开始把角度下移，以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为载体，新闻定义被放大，更加理性地向人的本身、人生活的真实状态回归。这种平视视角的运用是对个人如何生活、如何扮演社会角色的反思。“小叙事”并不意味着个人与社会、国家相割裂，相反，它是借助新闻语言，将个体生活的变化与国家政治经济的变迁相联结。

    这一特性还从电视新闻领域逐渐扩展到报刊新闻，都市报的勃兴让市井民众也能在报刊上找到自己的身影、自己的生活。

    （二）社会新闻的勃兴与“市民”话语空间

    中国第一份都市报华西都市报首创“市民生活报”定位，使都市生活成为报纸内容的主流。都市报适应了媒介时代市民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以市民生活为核心议题的社会新闻唤起了民众的参与意识与主人翁意识。

    都市报没有拘泥于都市生活，而是强化时政报道的落地化解读力度，尤其是与市民生活紧密相关的政策法规的解读。这一时期，都市报的政策解读类新闻努力建构起一个国家与个体共同参与的情感共同体，形成一种公众参与的交谈模式。

    新闻的平民化变革产生的积极结果就是使市民的权责意识增强，家长里短的新闻表达中凸显出生活理念、生存观念，亦可把家与国很好地结合。很多都市报依靠媒体的公共性特征开始发挥作用，进而履行起建构话语空间的使命，这一使命在过往的新闻生产实践中体现的是高层立场与精英视角，而市民话语空间则把原有的“对立”转化成了“统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出现报业集团，新闻业的市场化运作越来越成熟。由于重视市场化、发行量，新闻内容需要依据受众的口味，改变以往的话语实践，这是外力倒逼的结果。这意味着新闻业逐渐回归到按市场规律办事、按新闻规律办事的轨道。因此，新闻生产者对解放政治话语的扬弃与对生活政治话语的推崇并不是“有意而为”的结果，而是在各方面力量作用下“无意为之”的产物，而正是这种“无意”，契合了新闻产制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

    三、媒体日常生活话语的公共延伸

    新世纪以来，在经历了生活政治话语浮现与回归时期后，党在政治层面提出了更为接近生活政治的理念。这无疑是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政治力量对制约中国人政治观念的解放政治的扬弃。它也就此全面开启了当代中国人和媒体新闻生产的生活政治思维与行动。

    （一）日常生活议题与公共话语实践

    国家发展的主题变化了，新闻话语也跟着变化，当代中国媒体新闻生产越来越注重将个人群体命运与这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粗略检视后能够发现，当前媒体的生活政治话语中暗含了两组关系，这集中地体现了媒体与公共利益发展的关联。

    1.群体与国家

    当代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时期，面临着利益关系的调整。近年来，人们对环境问题产生忧虑，开始格外关注自身生存环境的变化。环境问题正是生活政治关注的议题之一，在媒体上集中体现为公民意愿的表达与公共权益的维护，随之而来的就是媒体公共议题的兴起。在环境问题的抗争中，解放政治抗争诉求因其日常化特征而可能成为抗争者的一种生活方式。

    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增损与社会阶层分化必然伴随着多元的意见与诉求，这一变迁逻辑对作为现代社会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传媒提出了具体的功能需求。如今传媒领域已经成为重要政治参与、政策协商平台，几乎重大公共问题都会呈现在这个平台上，成为人们关注、讨论的对象。传媒空间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政治活动、政策对话的空间，对公共议题最后的走向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与修改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群体与群体

    在当今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生活政治理念开始扩展，逐渐延伸到其他更加个人化、生活化的领域。例如，生活政治所包含的身体、性等话题成为媒体话语的主流，女性主义开始成为中国人关于两性关系重构的重要理念。在以往的解放政治话语中，性别问题处在悬置的无人问津的状态，而生活政治的理念开启了人们对于性别问题的思考。女权、性别歧视、多元性取向等在成为街谈巷议热门话题的同时，也成了媒体的报道议题。

    这其中体现的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对于生存空间、生活方式等各种“权力”争夺。不同的社会群体力量要达成共识，就需要相互妥协，通过商谈达成理解。此时，媒体在日常公共议题的报道中，由民众关注的角度切入，不渲染、不盲从，探讨各方对话提出的立场及背景，呈现对话甚至冲突的过程，以协助民众了解社会各类群体的生活状态，并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公共生活。

    （二）互联网对话民主与现代性重建

    新世纪以来，以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媒体呈现出颠覆式的发展态势。根据吉登斯的论述，生活政治着重关心的是“人如何生活”，直面身体、认同、自我、道德、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等解放政治以之为平常、琐碎的问题。乐观地看，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在互联网这一开放平台上获得了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互联网，个人可以直接生产属于自己的议题，新闻生产者与受众之间的障碍被最大限度地扫除，界限越来越不明显，实现了多渠道的自由接触，更难得的是，互联网平台天然的对话特质成为了催生民主的重要质素。

    在很多情况下，基层群众自治更需要对话的环境。媒体“通过呈现冲突来关注和解释民众复杂的利益诉求及其与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的互动，在矛盾冲突中，各方才能最大限度地平等发声，尽力消弭群体间的权力差异。”⑥媒体呈现事实的天然特性使得生活政治所倡导的“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的基本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

    整体来看，在这一时期，媒体开始注重呈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微观话语。媒体参与具有重大公共意义的事务的讨论与呈现，是转型期解决中国发展各种矛盾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协商与对话的存在是社会中公民之间相互尊重的一种表达。

    四、结语

    根据本文的爬梳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媒体生活政治话语的历史嬗变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在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媒体是绝对国家意志的宣传工具，其内容充斥着宏大的国家、解放、民族话语，“火热”的解放政治呈现其中。改革开放以后，解放政治逐渐淡出视野，人们根据切身感受和现实需求，开始关注个人的生存空间、生活方式。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也开始了个人生活的“小叙事”尝试，生活政治话语浮现在新闻文本中，人们逐渐告别了单纯的解放政治时代，进入了一个比解放政治时代更加复杂的生活政治、权利政治时代。事实上，老百姓这时对于自己处境和生活状况的关注远远胜过其他问题。

    第三阶段，新世纪以来，媒体越来越多地将对日常生活议题的讨论和呈现运用在新闻生产中。公民的日常生活、利益得失与公共权力的高度关联，使得具有公共性的媒体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更多元的方式积极自觉地参与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复杂的舆论环境与天然具备民主、开放特质互联网的结合，会使生活政治越来越影响到媒体的新闻生产。

    从新闻生产角度提出生活政治的理念主张，并不是要以生活政治取代解放政治，而是要以生活政治的种种特质来弥补解放政治的不足。中国人回归生活政治，应当“在政治实践中养成从事现代政治的德性。理性协商的政治而不是区分敌我的政治，构成为今天中国人建立现代政治生活模式的必然选择。”⑦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升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15ZDA042）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总编室）

    责任编辑：冷  梅

    注释：

    ①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7～253页。

    ②④⑤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页，第382页，第386页。

    ③胡百精：《中国公共关系30年的理论建设与思想遗产》，《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2期。

    ⑥常江、许诺：《新闻连续剧：叙事策略与传播样态探析》，《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5期。

    ⑦任剑涛：《政治的疏离与回归——近三十年中国政治观的演变与动力》，《天涯》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