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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纪念抗战阅兵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任仲平文章《守望历史 为了和平——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以下简称《和平》一文）。这是“任仲平”近年来首次在头版头条刊发。代表了纪念抗战主题报道在中国主流媒体上的最高规格。它向全世界传递了为了和平而守望历史的中国声音，为第二天的纪念大会和盛大阅兵作了舆论铺垫，具有领航者和风向标意义，也为“任仲平”这一人民日报长篇政论品牌提供了又一典型范例。
在体现主题中突出“和平”重点
《和平》一文，是继去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9月首个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今年5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三篇任仲平文章之后又一篇长篇政论。如此密集地以反思战争为题材刊发长篇政论，在人民日报历史上并不多见。用意何在？此次任仲平文章的主标题作了明示：就是“守望历史”，就是“为了和平”。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抗战胜利？《和平》一文用全面客观的“抗战史观”解答了这一命题。文章围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纪念抗战主题结构全篇，对一些不尊史实的论断，如贬低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贬低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贬低敌后武装斗争的价值、贬低抗战英雄的象征意义等刺耳声音进行了反驳。文章宣扬与伸张了“全球抗战史观”，严正指出，“从世界战局的走向去观察、从人类和平的进程去考量，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东方主战场，其地位理应得到“恰如其分的说法”。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支撑起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胜利的方向，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形成共同对敌的态势”，抗战英雄“写入了民族的英雄谱、标注出精神的天际线”。铭记历史，守望历史，须先客观论史。《和平》一文，反击谬论直击要害，正面立论义正词严。
今天，我们以什么来纪念抗战胜利？在全面体现16字纪念抗战主题的同时，《和平》一文突出了“和平”这个重点，这是今天纪念抗战胜利的指向与目标。理解了“和平”这一关键词，就抓住了这篇政论的核心要义。初读文章，觉得标题普通，“守望历史 为了和平”，简单平实，与以往任仲平文章标题的昂扬激越似不相同，但联系时代背景，放眼国际大局，则能体会此中深意。可以说，《和平》一文代表中国最具权威的舆论之声，用追求和平的民族心声、捍卫和平的庄严承诺，回应了对中国阅兵宣扬武力的质疑，驳斥了“中国威胁论”，这正契合了今年阅兵的基调与氛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细心之人统计发现共有18处用“和平”一词，发布裁军30万的消息更体现了中国维护和平的诚意和决心。
细读《和平》一文，“和平”字眼贯穿全文。文章第一部分即开宗明义：首段两句，“跨越70年的检阅”，“面向未来的重温”，似开启穿越历史的大幕；从天安门的现实场景，切换到代表抗战不同时间刻度的历史情境；指出“庆祝抗战胜利的日子，我们守望历史，正是为了和平的尊严”。下文屡论“历史”与“和平”的关系，如“正确地书写历史、坚定地捍卫历史、深刻地把握历史，‘永久和平’才不会是一句停留在书本上的空话”，“这种从历史中收获的智慧和力量，让今天的中国能提交出一份守望和平正义、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等等。文章最后呼吁凝聚捍卫和平的巨大力量，“打造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看待历史，不能散布“复仇”情绪，要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因为和平来之不易、和平值得珍惜、和平更需维护，这是中国人民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
用雄辩有力的论证支撑政论主旨
论点、论据、论证是一般议论文的基本要素，长篇政论也离不开这三者。对“任仲平”这样的长篇政论来说，尤以论证为难事。论证方法，不外乎例证和引证、立论和驳论，比较论证、正反论证、反复论证、比喻论证等。说来易，落笔难。抗战至今70年，纪念文章无数，“任仲平”如何高出一筹？立意、构思自不待言，前文已详述《和平》一文以“和平”立意布局的做法，这里再以《和平》为例，探讨 “任仲平”的基本论证方法。
在例证方面，抗战史实被反复讲述，任仲平文章再来举例，易落窠臼，怎么办？一个方法是对典型事例进行不同于过去或是高于过去的概括与归纳。和以前多篇任仲平文章一样，《和平》一文用“从”什么“到”什么的句式加以举例，定语的使用颇费思量。比如，对重要战役进行例举：从“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南京保卫战，到“不惜用生命填进火海”的台儿庄血战；从“打完子弹就上刺刀冲锋”的平型关大捷，到“以血肉之躯消灭精良装备”的百团大战……人民日报的界定不同一般，体现标准、权威。另一个方法是对典型故事进行区别于以往的描述。《和平》一文讲述了“一位父亲”“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支持抗战的故事。三个故事都用“一位”引领，排比的节奏，让人感受千千万万中国人用血肉之躯抗击外侮的英雄气概；平实的叙述，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更具张力；姓名的披露，不让历史忘却英雄、不让先烈埋没英名，诠释了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再一个方法是用旁人很少用或尚未用过的新例，给文章带来新意。这就像历史研究重视考古新发现一样，随着抗战史料的挖掘和回忆录的出版，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出现不少新证。《和平》一文在敦促侵华日本老兵直面责任时，讲述了老兵武藤秋一父子持续对话10多年、最终公开战地日记《一生背负》的故事。前不久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这一新证的价值在于，真实反映了不少侵略者不肯承认历史是害怕否定全部人生的错误史观和扭曲心理，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在引证方面，从《和平》可看出任仲平文章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看准权威。文中多处引用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讲历史、讲和平、讲抗战精神，讲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尾引用、相互呼应，权威性很强。二是借力打力。“借”国外有识人士、专家学者之口，“打”歪曲历史、攻击我方之音。三是虚实结合。《和平》一文中，一些引语不出名字，如用“西方学者”“英国记者”“美国学者”“俄罗斯媒体”的话语，积极评价中国在抗战中的地位和在当今国际环境中的作用；一些引语点明主人，如印缅战区美军司令苏尔登将军、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德国总统高克、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中国历史学家罗家伦、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等，或回忆抗战，或反思历史，或痛斥谬论。“虚”涵盖面，“实”凸显点，都有助于增强说服力。
此外，《和平》一文还运用了比较论证的方法。一方面，拿战后德国的彻底反思和日本的不思悔改进行对比，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刻意遮掩史实、缺乏道歉诚意的言行，反对“自虐史观”和所谓的日本“受害情结”，抗议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聒噪。另一方面，用《朝日新闻》记者松井耶依搜集的慰安妇资料、动漫大师宫崎骏敦促日本领导人“痛彻反省”的正面例子，与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欲盖弥彰的反面例子进行对比，讨伐了罪恶，弘扬了正义。
“事意情理”讲究对辞章的追求
读《和平》，再观此前任仲平文章，似可总结出一条经验：长篇政论要想吸引读者阅读，“事意情理”四个方面皆要有所建树。
事者，叙事宏大。任仲平文章关注重大的事件、事物、事理，或解读党和国家抉择之大政方针，或阐明历史事件纪念之当代价值，或探究国际时局变幻之源流走向，或论述意识形态交锋之理论热点，如奥运、群众路线、核心价值观，还有此次的纪念抗战等。
意者，立意高远。任仲平文章常常把事物放在时间、空间等交织的坐标系中考察，找到意的最佳落点。这次纪念抗战以“和平”立意，以史为鉴，具有现实和未来的深远意义。
情者，激情澎湃。长文的文气如何延续？情之所至，能引共鸣。《和平》一文，不仅充盈着对民族抗战历史的敬畏之情、对抗战先烈的缅怀之情、对英雄老兵的敬仰之情，还饱含着对人类和平的向往之情、对篡史言行的愤慨之情、对战争阴霾的忧虑之情。
理者，论理透彻。政论说理，在于逻辑严密，在于论证有力，在于事例充分，在于援引得当。任仲平文章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析事明理，字里行间显示出开阔的视野和多面的思维。《和平》一文通篇贯穿对历史的思辨，在阐述伟大抗战精神时，更是把抗战从“战争史”提升到“精神史”“心灵史”的高度去认识。
上述四者都离不开辞章的外化表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精彩的辞章，可以将我们对“事”的辨别力、对“意”的概括力、对“情”的感染力、对“理”的说服力加以显性化。《和平》一文，在驾驭辞章方面反映了任仲平文章的诸多技法。
并列铺陈——开篇讲时间刻度，用“沉积着多少”“浓缩了多少”“铭刻着多少”的短语；讲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整体，用“在中国上空飞翔的，有”“在中国土地上作战的，有”的词句；讲历史的作用，用“对于7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如果看不到……就看不清……无法……；如果看不到……就看不清……无法……”的句法；讲中国抗战对世界的意义，用“中国……是……；中国……是……；中国……在……；中国……是……”的语句，等等，类似的并列句式多次出现，增强了阅读的节奏感。
步步设问——文章第一部分提出，“我们用鲜血铸就的和平格局是否坚实？未来的道路上又潜伏着哪些风险与挑战？”第二部分提出，“我们应该从伟大的抗战中记取什么、寻回什么？”第五部分提出，“历史是什么？”第七部分提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保存最珍贵的民族记忆？”文末又提出，“来自何方？所在何地？去往何方？”连续的发问，引人阅读全文、寻找答案。
画面展示——文章开头描述，“初秋的北京，天安门广场装饰一新，人民英雄纪念碑直指苍穹”，“当将士们由远而近的铿锵脚步震落时间的帷幕，历史的场景扑面而来”。文中论述中国在抗战中对世界的贡献时，展现这样的一幅历史图景：“参加救援的贺扬灵和美军飞行员杜立特的合影，至今还挂在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博物馆的二战展厅中”。富有画面感、镜头感的语言，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意象呈现——文中用湖南芷江城外被称为“中国凯旋门”的受降纪念坊作意象，将“四柱三门”看成大大的汉字“血”，点明“这不仅是鲜血之血，更是血性之血、血气之血”。结尾用“末日时钟”作意象符号，让虚拟之钟象征战争危险犹存，寓意警钟长鸣、呼唤和平。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文章能否吸引读者，含有多少信息量很重要。辞章除了作为“事意情理”信息的载体，还有一层意义，即审美也是信息，是指文字之美、语言之美、意象之美能产生令人欢愉的信息。
以上是任仲平文章修辞的一些做法，虽不能全部涵盖，却能说明辞章的用心。当然，任仲平文章还有可进一步思考的地方。比如，反复是一种论证方法，同义反复、句式反复、短语反复都是应有之义，但也有个量与度的问题，《和平》一文中对“历史”的论述着墨较多，是否可作精简？因为少可点睛，多则繁复，甚至打断文气。另外，有些正过来反过来说的句法看似颇具哲理，但用多了，会否让读者产生逆反心理？这些都值得探讨。
虽然现在流行快速阅读、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可视化阅读，声色音画诱人，但辞章的风采、文字的魅力依然闪亮。这也是纸媒的一大价值。近来微信朋友圈不停转发用文言文翻译英文的佳作，以及最近网上观者云集的宁杭诗文酬酢的例子，正说明文辞简而美的吸引力。由此想到，在信息获取渠道多元的今天，必读性与可读性依然是受众选择的指标。人民日报客户端转发《和平》一文后，有网友说：“凡有大事，必看任仲平”，这是指必读；有网友称赞这篇文章，“雄文，长我中华气势”，这是指可读。当然，这些是网友的褒奖，也是对“任仲平”继续保持品牌优势的期待。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研究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祝晓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