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学术娱乐化的败北

    2001年《百家讲坛》突然点燃全民历史热，伴随着节目的红火，该节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不仅捧红了“学术明星”，更创造了学者“动辄上百万册的销量”神话，可现在沦落到“红”的不“红”，畅销书乏人问津，后来加入的学者连名字也难以被关注。如此鲜明的对比，似乎可以得出《百家讲坛》不再火热，畅销书成为历史的结论，不过，盛极而衰的命运是时代的必然还是早就注定了呢？

    事实上，《百家讲坛》系列丛书销售持续低迷有着社会环境变化原因，也有读者群变化和兴趣点转移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百家讲坛》和学术明星已经无法满足受众的期待，难以走进受众的内心。当《百家讲坛》被质疑为“说书场”、“娱乐秀”和学者是在把文言文翻译成口语时，节目的浅层次和表层性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相反，以收视率沾沾自喜，学者不以高深学问而以畅销书自恋，可以说，神话的坍塌就是命中注定，不是受众抛弃了《百家讲坛》和学术明星，而是一种自我抛弃，或者说是缺少反思只知利益至上和娱乐为王的结果。

    对观众来说，《百家讲坛》和学术明星曾经的“红火”是一种虚假的满足。《百家讲坛》是作为标准的“文化工业”流程进入到市场之中，捧红的学术明星并非都是严谨的学者，成果时常闹出抄袭的纠纷，由此产生的已经不是文化，而是制造和迎合公众消费的商品。作家阿来拒绝《百家讲坛》节目组后说，“我又不是讲评书的，何况真正评书讲得好的也不只是讲故事。”这道出了《百家讲坛》的致命缺陷。更有记者在2008年就以“百家讲坛：死亡倒计时，现在开始”进行了评说，并从学术选秀、学者包装、利润产生等环节揭示该栏目的娱乐化和庸俗化，“这个时代，所谓娱乐至死，或是娱乐到死；或是因为娱乐，所以死了。”

    《百家讲坛》的没落倒逼我们反思电视文化。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消费文化，不仅影响物质文化的生产，也影响着精神文化的建构。后现代主义指出，文化已经完全是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理论家们用自己的理论来发财，而是说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推理开来，就是说，当文化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普通的消费品。消费化和商品化的逻辑促使《百家讲坛》的红火，而对受众的抛弃也导致其没落的现实。

    进一步说，《百家讲坛》的“红火”有偶然性，仅仅是暂时性地找到了文化性、学术性和大众性、娱乐性之间的平衡点，找到了学者讲述方式与叙述语言的契合点，而不随时代和观众进行改变，平衡点和契合点消失时，梦魇自然就到来了。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了娱乐遵循的三原则：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观众在观看你的节目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第二，你不能给观众出难题，动脑筋的事儿别涉及；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传统演说方法。 但反观《百家讲坛》，条条具有针对性，这只不过是娱乐节目罢了，何必较真呢？没落就没落了吧，反正当下的人们娱乐的方式和手段越来越丰富了。

    当观众质疑“《百家讲坛》不是在传播和弘扬经典，而是在歪曲经典”时，就意味着标榜的栏目宗旨既欺骗了自己又蒙蔽了观众。让经典庸俗化和娱乐化的节目，恐怕不值得留恋吧？“《百家讲坛》畅销成历史，系列图书低迷乏人问津”这样的消息出现，也确证了一场学术娱乐化、庸俗化的败北。

    （转载自8月6日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