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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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行走在路上的“总编导”

——周朝永访谈录

陈 野 郭潇颖 《 新闻战线 》(

    既然做着幸福的工作,又有什么理由不把它做好?

    记者:周老师,你好,首先恭喜你荣获“最美央视人”的称号。“寻找最美央视人”活动自去年7月启动,目的是发掘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的员工。作为“最美央视人”,你觉得工作中的美体现在何处?

    周朝永:就我而言,美就是一种责任。作为一名节目编导,我理应把工作做好,何况我热爱这个行当。节目播出后,观众喜欢,同行点赞,可能觉得我与众不同,但实际上,我只是做了本职工作而已。15年前,从我踏进央视大门开始,就一直在采编一线工作。日复一日,我对于电视新闻工作的热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退,相反对社会的责任感却随着对央视认识的深入与日俱增。

    前段时间,我在云南拍摄《记住乡愁》纪录片,其中有个故事很触动我: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县汤满藏族村,因为出产尼西土鸡而被很多游客所关注。2013年,有一名导游带着旅游团来到汤满村一家农家乐吃土鸡,为了拿回扣,导游要求店主提高每只鸡的价格。这个看似店主、导游双方都能获利的想法却被店主断然拒绝了。我们得知后,采访了店主都丹,他说不赚钱没关系,但做人要诚信,做生意要诚信;做了诚信的事,晚上睡觉安稳,自己心里也踏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记者:的确如此,诚如拉斯金所说:除真挚的心灵外,别无高贵的仪容。2012年8月,你和摄制组徒步4天走进被人称为“高原孤岛”的西藏墨脱县,这条路也被人称为“徒步生死线”。徒步过程中,你受了伤依旧坚持前行,可以给我们分享下当时的情形吗?

    周朝永:其实在2011年拍《边疆行》系列的时候,栏目组就有前往墨脱拍摄的计划,但因为雨季无法成行。2012年《北纬30°?中国行》系列又有机会经过墨脱县。这对《远方的家》来说,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收获口碑的机会。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管多艰险,一定要走过去。但是在徒步的第一天晚上,我的右脚后跟就被锋利的岩石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我怕同事担心,也怕影响大伙情绪,导致前往墨脱的拍摄半途终止,选择了不告诉他们。之后我简单处理了伤口,继续扛着一台高清摄像机用脚尖行走拍摄了三天。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是不是人的身体在某种信念的支撑下会分泌出一种可以缓解疼痛的物质。在整个徒步墨脱的行程中,摄制组翻越了雪山、冰川,穿越了雨林、塌方区,经历了风雪、暴雨甚至蚂蟥、毒虫叮咬的严酷考验,记录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感。

    其实,我们就像观众的眼睛,也是探路者,辛苦当然有,但至少还能看到不同的风景,终究属于比较幸福的一群人。既然做着幸福的工作,又有什么理由不把它做好?

    记者:功夫不负有心人,《墨脱纪行》播出后,吸引了一大批90后的年轻观众,很多网友评价你们是用生命做节目,是最可以信任的电视人。在西藏,牦牛被称为高原之舟,擅长识途,走险路,“野牦牛”绰号跟这次经历有关系吗?

    周朝永:“野牦牛”的称呼由来已久。我在央视工作期间前后19次去西藏采访,短的一周,长的一个多月,去过西藏74个县市中的63个县,总计在西藏的时间超过200天,所以我非常适应高原的生活。而且因为我天性爱自由,喜爱户外活动,身体素质比较好,工作中也就比别人走得快,扛得多。这是其一。但我认为,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故事更具说服力,2012年,我们在拍摄《北纬30°?中国行》时,赴西藏阿里羌塘自然保护区拍摄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况。在拍摄前一天听当地人说,那里很可能有一群被称作“神牛”的金丝野牦牛经过,但保护区面积超过二十多万平方公里,能不能找到都是未知数。当时我主张去寻找看看,因为寻找的过程本身就很有意义。那天我们运气非常好,找到了一个拥有30多头金丝野牦牛且依旧处于生育繁殖期的活跃群体,最后记录下了20多分钟珍贵的高清金丝野牦牛活动影像。

    没有到达就不可能有体会,不实际行走就没有发言权。

    记者:在《远方的家》栏目组,你是单集45分钟节目摄制时间最短的创造者:从选题策划到前期拍摄,再到节目制作完成、播出,全过程只用了11天时间。因为你的带动,《远方的家》栏目组形成了较强的战斗力和编导每月较高的节目完成率。可否分享你的经验?

    周朝永:其实,不管从事任何行业,都要尽量去了解它的规律,做事情才不会有偏差,否则,你的成功只能是偶然,失败才是必然。我每拍一部片子,首先是确定方向,也就是确立一个主题。假设你到达了一座陌生的城市,首先应找到属于它的特质,再去寻找它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跟当地人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节目也有产出比,镜头在打开的那一刻,先告诉自己想要什么。想清楚了以后要跟团队沟通,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分工的,在他们思考工作的具体细节时,我会去观察现场、找点,因为想象跟现场观察是有区别的,这样的结果使拍摄速度快、得片率高。

    我们栏目组大都是年轻编导,尽管之前有《编导操作手册》作为指导,但是毕竟年轻,对一些现象、事物的把握没有那么精准,尤其节目聚焦点都是普通百姓,如何从寻常中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从平凡中寻找到伟大,就需要编导深入思考。在把握度这方面,我会跟团队中的年轻编导们沟通,而不是简单下命令;我不会指手画脚,而是以身作则,让他们看到我是怎么去做节目的。因为没有到达就不可能有体会,不实际行走就没有发言权。

    记者:你似乎长于策划,总能捕捉到平凡中的不平凡,带给观众别样的视觉享受,是如何做到的?

    周朝永:我们经常提到“影像盲区”这个概念,也就是影像记录不到的地方,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个地方没有东西可拍,拍摄者不想去;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地方不易到达,想去拍去不了。后一种很好理解,不容易到达的地方肯定是富矿,因为影像、新闻或者其他元素都具有新鲜度。而第一种情况肯定不能说是富矿,但取决于选题角度。我一直跟编导们讲,如果选题很好,你做好了,这叫正常。但如果选题本来很一般,你做好了,这才叫水平。

    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一个比例,50%是通过在北京的案头调研确定的。到达拍摄点后,通过跟接待人员沟通、实地踩点,又可以获得30%的拍摄内容。做好以上功课,我们基本可以保本,但剩下的20%才是精彩部分,为了达到点睛之效,我们要始终带着发现的眼睛,在短时间内快速反应,及时做细微调整。

    记者:《远方的家》栏目拍摄行程超过百万公里,在节目制作的过程中,会不会有留下遗憾的地方,对于这档节目又有哪些期许?

    周朝永:因为《远方的家》是日播节目,不像其他纪录片有可能几年磨一集。当然创作是不封顶的,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求每位采编人员尽可能做得更好,因为央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节目不能开天窗,在保证导向正确、质量过关的前提下,节目的按时播出是第一任务。不过,电视节目注定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每一次行走,每一次拍摄,都追求尽可能的完美,不留太多的遗憾。

    说到期许,《远方的家》从开拍到现在,将近1000集,虽然我们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总觉得欠缺深入度,存在走马观花的现象。有时候想,如果有机会我们应该回过来,把这1000集当做素材,以此为基准,提炼主题,制作出更有意义、更有看点、更完美的节目。别人走过的地方,我们再走的时候会做一些变化;而我们曾经走过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究也会发生变化。因为生活是动态的,世事的变化其实可以传递更多故事。

    节目是由一张一张面孔组成的,把它们拎出来实际上就是中国面孔。

    记者:《远方的家》自开播以来,虽然只有短短5年的时间,却取得了不俗战绩:栏目组2011年获得中宣部“走转改”先进集体;2012年被评为中央电视台优秀节目一等奖;2013年被广电总局评为先进集体;2014年又获得第19届中国纪录片十佳栏目等诸多奖项。开辟这档栏目的初衷是什么?

    周朝永:《远方的家》最初定位为大型日播旅游节目,以主持人坐在演播室里对话旅游达人的方式在黄金时段播出。播出两周时间,收视率很低,栏目组压力都比较大。之后节目开始改版,砍掉了演播室,慢慢形成了如今的风格。但改版之初,节目拍摄基本处于散拍状态,缺乏连贯性,这有些吃力不讨好,因为你没有给观众一个追下去看的理由。播出一个多月后,当时的中文国际频道总监杨刚毅提出一个想法,可以沿内陆边疆线拍摄一系列节目,因为他在1996年的时候,曾负责《中国新闻》中每天三分钟的“边疆行”。我以前一直做旅游节目,这方面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先调出了1996年《中国新闻》的带子,从头至尾观看一遍,写出策划案,跟同事杨霁各带一个摄制组去拍摄样片,确定了节目的大致风格。最后,写出了《编导操作手册》,这是为了节目持续播出,需要统一操作方法,有了标准才有复制的可能。

    从《边疆行》开始,我们将定位更改为旅行节目,因为旅游意味着更多的吃喝玩游购娱,但旅行是不一样的,“行”意味着带着思想去观察、行走。2011年初,在中宣部还没有提出新闻媒体践行“走转改”的时候,我们已经自觉地走在基层的路上,真实、真诚地关注普通人。也就是因为走得远、走得深,《远方的家》被人熟知。

    记者:纪录片被称为讲述中国故事的最佳途径,《远方的家》也因此被观众称为“央视最有诚意的节目”。到目前为止,《远方的家》已经推出5个大型系列节目:《边疆行》《沿海行》《北纬30°?中国行》《百山百川行》和《江河万里行》,你们又是依据什么标准选择拍摄对象的,有何规律?

    周朝永:《边疆行》播出之后,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在策划下一选题时,我们思考从包围大陆板块的角度让节目更具有完整性和承接性,因此,《沿海行》应运而生。从起点到终点,从终点又到了另外一个起点。《沿海行》是关注中国经济的桥头堡,是最具活力的一条线。沿海城市里包含各种各样的人物故事,有养殖者、有种田人、有在海风里搏击的人,也有在海边从事艺术创作的人等等。出于一种社会责任,台里不遗余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做这种投入产出比不高(从经济效益角度衡量),却能够“润物细无声”、 “传递正能量”(追求社会效益)的节目,而我们的节目就是由一张一张面孔组成的,把它们拎出来就是中国面孔。

    记者:具体而言,《远方的家》又是如何在节目中传递“真善美”的?

    周朝永:作为电视新闻工作者,无论在何时、何地,始终都不要忘记给社会注入正能量,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我编写的《编导操作手册》中明确规定了节目的追求方向:内容真实,表达真诚。要求编导记者真听、真看、真感受,用真情打动观众。为了避免人为设计和摆拍,我们完整记录采访过程,尽可能朴素地呈现生活的真实。在云南德钦县,一位67岁驼了背的藏族老阿妈,11年间自发在滇藏公路的一个经常塌方的地方整理碎石。老阿妈的手骨节已经变形,记者问她图什么,她说:“我什么都不图,就是不想让经过这里的车出事”;在西藏阿里5000多米海拔的丁嘎哨所,大风中记者用手去摸冰冷的洗脚水,真实感受高原卫士守边保家的热度。正是凭着这种真情实感,观众对片中一些略显粗糙的内容也给予了足够的宽容。

一直行走在路上的“总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