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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自从做新闻以来，我都是在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度过的。特别报道部专做深度报道，舆论监督报道是其中的拳头产品，我们力求以独立调查来开掘真相，以舆论监督来影响社会。做舆论监督报道时，采访对象大多数是官员，由此，我也亲眼见证了一些落马或被处分官员的众生相。
一路小跑的省政协主席
2008年，我第一次报道全国两会，那届两会的最大风波是山东济宁提出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其中包括国家纪念堂、国家讲堂、国学研究院、世界孔子学院总部等宏大工程。
2008年3月10日，在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与会的政协全体会议上，时任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做大会发言，力推中华文化标志城，主题竟然上升到“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高度。他呼吁将中华文化标志城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确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国家级文化功能地位。他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并纳入国家预算。
他的发言在全国政协委员中间炸开了锅，在下午的分组讨论中，委员们纷纷抨击孙淑义的发言。2008年3月12日上午，我来到全国政协中共界别的驻地，想采访孙对于反对声音的看法。
好不容易等到散会，我瞅准时机，从人群中钻到他跟前，跟他提起这一话题，他脸色一变，立刻说：“不知道”，再问，则答：“不回答”。继续追问，他赶紧离开座位，加快脚步往外走，我跟着他想继续采访，不承想，出了门，他竟一路小跑起来，想要甩掉我。我怔住了，因担心时年63岁的他有可能因此摔倒，为避免摊上伤害全国政协委员的恶名，我只好放弃了采访。
扪心自问，自始至终，我没有做过任何逼访的举动。孙身为一个正部级干部，在面对记者采访时竟是如此风度，着实让我震惊。
再次听到孙淑义的消息，是一年后的2009年12月，据中央纪委消息，他被免去山东省政协主席职务，并接受中纪委调查。
吐着烟圈的劳保厅厅长
2009年全国两会，我又碰到一个让我震惊的采访对象。当时正是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之时，珠三角民工失业潮一波接一波，民工就业成为热门话题。我决定采访时任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刘友君，看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
那年，广东代表团驻地在国谊宾馆，趁刘友君会议期间外出抽烟之机，我赶紧去搭话。刘友君的装束让我很意外，团里其他人清一色深色西装，他却穿着条白色休闲裤，显得特别扎眼。接受采访时，他的烟没有停过，一支接一支，要么吐着烟圈，要么一口烟喷出老长，回答问题则漫不经心，问起企业破产，他说：破产的都是经不起考验的，破产也好；对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他说：这不是我们该考虑的，珠三角农民工太多了，有些技能落后的就应该回去，广东正好借此机会“腾笼换鸟”……再继续问，就回绝了。
同行的记者评价说：这个厅长太不负责任了。两会结束没多久，我就看到报道称，刘友君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广东省纪委实行“双规”，并停职审查。
我后来想，像孙淑义、刘友君这些官员之所以落马，也许跟他们平时的作风多少有些关系吧。
声称记者没有权限采访的教科院院长
领导干部是如何面对舆论监督的？2013年，我又有一次观察的机会。这年上半年，我接到举报材料称，时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袁振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不仅在自己部门组织评审的课题中承接重点课题，还涉嫌违反课题管理办法，让其教英语的夫人获得了“教育公平”方面的课题。
袁振国当时还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正局级干部，他的显赫履历中，包括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过课。
在外围进行详细调查核实后，我联系袁振国采访，想就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听取他本人的意见。他在短信中回复我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需要知道消息来源和具体事实，我们见面需要有报社公函，谈话需要录音。如果你们同意，我会让办公室安排”。
我立刻表示同意出具公函、现场录音，他回复：“在部里开会，今天不行了。”
第二天，我再次要求当面采访，他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在人大学习，回头我让他跟你联系。”我愣了，心想你不是答应接受采访了吗，怎么又反悔了？于是给他发短信说，因为接到的反映中有些情况涉及其本人，需要向他本人求证。他回称：“涉及我个人通过纪委。”
此后，我再次发短信、打电话，他都没有回音。
我只好直接到单位找他。然而，即使在他的办公室里，正坐他对面，他仍一再表示，要安排副主任接受采访。
他甚至还说了一句让我很惊诧的话：“你没有权限来采访我个人的问题。”
那一刻，我确实很失望，因为我没想到，一个专家型官员，一个曾给高层领导人讲过课的学者，对新闻工作的理解、对舆论监督的态度竟是如此。难道他不明白，作为记者，采访权是职业所赋的必然权利？难道他不了解，新闻媒体和纪检部门的功能不同？社会不仅需要纪检部门，也需要媒体来揭露阴暗面，找出不完善甚至有缺陷的角落，以保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
在我的报道之后，媒体又挖掘出袁振国涉嫌携妻出国旅游、接受超标准宴请等问题，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后来宣布，袁振国存在出国(境)团组、出差报销违规等行为，教育部同意其辞职。
用19个“没有”否认指控的教育局局长
2009年9月，网上出现一个帖子——《最牛教育局长惊现武安，退居二线前一天一夜签署调令150多个》，我们当即决定操作这个选题。经过细致调查和大胆突破，我们获得扎实的证据，证实河北省武安市教育局局长冯云生离任时，并没有选择静静地离开，而是利用手中已不存在的权力，签署了大批调令，将数百名农村教师调入城市，并且在离职后的第二天，让武安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等人在武安市第五中学现场办公，办理调令，在过程中大肆敛财。
报道出来前，冯云生千方百计回避采访；报道出来后，他又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说要“沟通情况”。最终，我们在中国青年报社见了面。见面的细节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的是，对于调动中是否存在权钱交易、是否收受过钱物等问题，冯云生全部否认，一连断然回答了19个“没有”，说的时候，斩钉截铁，完全不假思索。
这其中包括这样的问题：
我：有没有人因为什么事儿给你送钱？
冯云生：没有。
我：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
冯云生：没有没有没有。
我：有没有给你送过礼物？
冯云生：他们没有给我送过，我也没见过。
……
在我看来，这明显违背了社会常识，如果说他从没收过钱，也许还有可能，但作为一个市的教育局局长，以当前的基层生态来看，断然否认有人送过礼，着实不符合当时的现实。后来，我把我和他之间的对答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报道中。
报道刊发后，河北省纪委迅速介入，很快查出冯云生通过办理调令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及进行权钱交易，他也拥有未能查明来源的大额财产。冯云生后获刑14年。
刚入行时，面对掌握权力者，我有时还会畏葸不前。经历过这么些次监督官员的报道，我发现，一些“心里有事”的官员，其实远比你更紧张、更害怕。舆论监督，也确能成为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问题官员，记者应无所畏惧，敢于亮剑。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报社）
责任编辑：邓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