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行走少年养成记
记者：向总好，祝贺您获得第13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这是记者的最高荣誉！您的徒步报道可以说是对范长江精神的完美诠释，然而如此多的“万里行”、“徒步行”并非一般人能够做到，能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吗？
向泽映：用现在的话讲，我是范长江先生的“粉丝”，这大概跟生长地域有关系吧。我老家在四川广汉，范长江先生的老家在四川内江，一条沱江紧密相连，所以我从大学起就对他了解比较多。过去读书看到有四川的名人就会特别关注，比如李白、苏东坡，长期在四川生活过的杜甫、陆游，等等。我们那边河流很多，所以从小对山水很有感情。这些大诗人也都是在长江边上才写出了那么多千古不朽的名篇嘛。
后来学历史地理，知道了司马迁、徐霞客。司马迁基本上把全国的名山大川都走遍了，他研究历史、编写历史，都要尽量到真实的历史发生地去采集资料，核对史实，所以他写的叫做“信史”。以前写史的其实多是关在官衙里面，资料加想象，而《史记》实际上就是“实纪”，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记者的同类，比如人物传记就像是现在的“人物通讯”。徐霞客也喜欢大山大水大湖，他的游记之所以吸引人就因为他选点、选线跟别人不一样，有点像田野考察，所以具有非常独特的地理意义。这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读书的时候就想着以后要过这样的生活。
记者：这种看似美好的“旅行”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甚至遭遇生命危险……您怎能走过如此之多的“万里行”？
向泽映：也许对于别人来说是苦，但我却甘之如饴。我生长在农村，小学、中学，每天都要走几里路，还要放牛、打柴、割草，经常翻山越岭、渡江过河，可能是那会儿打下了身体基础。最主要的原因是小时候调皮，左脚曾经被割猪草的刀划成两半，当时乡镇医院没有麻药了，就那么缝了15针，我学着《闪闪的红星》里面的潘冬子一声没叫疼。医生说我以后走路脚可能会不平衡，建议要经常运动，通过锻炼来增强适应力。从那以后我就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甚至常常光脚走路、跑步，让脚底的皮变厚。《大公报》有个记者听了这个故事后，笑着跟我说：“老兄，你真的是三只脚板走天下。”
记者：原来如此！喜欢历史地理，大学时主修专业也是历史，为什么改行做新闻呢？
向泽映：其实大学的时候我还喜欢文学采风、新闻采访，经常跨系听课。“文史不分家”，新闻与历史也不分家。也是在那时候接触到了范长江、斯诺的著作，自己也尝试发表了一些创作。系主任伍宗华老师发现了我写作方面的长处，就鼓励我“研究历史不如去记录历史”，还推荐我到新闻单位去。
当时，重庆是全国第一个计划单列城市，但它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既是大城市又是大农村，既有大工业又有大农业。所以重庆在全国率先搞城乡综合体制改革。我有这个机会，能直接深入社会、深入到改革最前沿去，记录它的改革、发展、变迁，也相当于记录了历史。所以去重庆日报社报到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村部，做了一名农村记者。当时很多人都希望到大学里去教书，到研究所去搞研究，或是到部委办局坐机关，选农村的可以说是最笨的，因为农村最苦、最穷嘛。（笑）
走出自己的“垄上行”
记者：但事实证明，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您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发表了不少广受好评的新闻作品呢。
向泽映：刚到单位的时候，书生气十足。第一次去采访，在别人办公地点外面转了好几圈都没敢进去，说明还是有距离感。当你和采访对象没有成为朋友的时候，搜集的东西是非常浅、也非常马虎的，他过经过脉的东西不愿意讲，你写的稿子就是单薄的。只有和基层朋友打成一片，才能了解新的线索、好的素材。
记得有一次我去采访永川县的一位劳模，她被大家称作“明白婆婆”。起先，我是想了解她的先进事迹，结果她跟我吐了不少苦水，讲了很多成为劳模以后的烦恼，比如有人说她风凉话、有些摊派也找到她，她觉得压力很大。我把她真实的烦恼写了出来，取名《“明白婆婆”为何烦恼？》。这篇文章很有针对性、角度也巧，评上了报社好稿。这是我写通讯的处女作，第一次通过交心挖掘到新鲜素材，第一次在基层抓到了鲜活的东西。我的部主任唐安良就鼓励我发挥优势：“从农村来又要回到农村去，在田坎上多走动，真正做你的田野考察，走出自己的路子来。”对他的话我记忆犹新。
记者：在此之后您似乎就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到基层一线去，到“田坎”上去，到农村最鲜活的地方去。那旅行报道又是如何开始的呢？
向泽映：那应该是1986年，领导第一次给我派独立的任务，去贵州。本来是要去两位的，但贵州山区交通不便，治安较乱，那位老同志不愿去，所以领导就让我独立出去采访，要写通讯、开专栏。当时觉得贵州是很神秘的，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都是在那儿发生的，现在要去采访，特别激动。于是一下车就进入状态，观察、采访、写报道。走了很多地方，行程上万里路。走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主要是注重细节和当地风土人情的描写。过去都说贵州是“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但我写的都是比较正面、正能量的东西。那是第一次旅行采访，准备还不太足，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觉得旅行报道比较适合我，符合我出去探险、旅行的个人爱好。
另外，当时《经济日报》的罗开富坚持一年徒步走完长征路，对我触动很大。那时候就觉得要向他学习。恰好读范长江的著作时，得知他曾计划“环川行”，但没能实现，我想接棒完成。领导综合考虑后，建议我先“环渝行”。因为当时重庆成立计划单列市不久，并入了永八县，共有21个区县，很多人对远郊区特别是边缘乡村都不甚了解，“环渝行”报道也许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这次旅行采访，我利用假期先拉练了一下，试着走蜀道、穿越龙泉山脉，走到哪儿黑到哪儿歇，在老百姓家搭伙，也学会了野外生存。试着走了2000多公里，脚都走坏了，回来的路上，别人都笑我：背个烂包、头发很长、拄着拐棍、疲惫不堪，鞋子也是破的，像个讨饭的。真有点悲壮的感觉。（笑）
开春的时候正式去渝郊万里行。找了一份重庆地图，带了一台很旧的相机，很多套衣服，很多双胶鞋、布鞋。带刀具是为了防身，防明偷暗抢，还要防野兽。出发点选择在长江边的朱沱镇。第一篇稿子是《朱沱欣逢淘金热》，我的写作并没有受到所谓新闻条条框框的束缚，是真的来自现场、来自一线，文字比较鲜活，描写了当地生产生活细节。稿件刊出，编辑部“轰动”了，好评如潮。第二篇《肥！肥！肥！》，是反映农民缺化肥的急迫心情。我深知，在基层不能光写“风花雪月”，要反映老百姓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困难和诉求。这次是读者反映强烈，来信来电不断。但接下来遇到了小麻烦，因为邮寄条件差，经常是走到下几个站了，前面的稿子还没寄到编辑部。读者比我急，等着看。
记者：我手里这本有点泛黄的《渝州万里行》，就是当年考察实录的专著。从标题到内容都很灵活、生动，除了您刚才讲到的两篇，还有《知否？知否？吴家土瘠地瘦》《高粱耶？“低”粱耶？》《负债经营：福兮祸兮？》等等，这些标题现在看来都不过时。此外，据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您万里访峡江，还带出了一位范长江奖获得者，是吗？
向泽映：对，也是我们重报的记者，罗成友。这次采访，相当于是当代三峡库区考察实录，我们俩合作，按照“田野考察”的思路“走田坎”，走出了一些成果，后辑录为《峡江行》。说起来，罗成友比我早获奖，还是我的“前辈”呢。
除了《渝州万里行》《峡江行》，还有《中国的红色盆地——当代四川考察实录》《万盛节会实录》《千里走乌江》等等。我这些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了“田野考察”，强调“现场实录”。要走到现场，到现场调查，在现场实录。这种文体现在被称作“实录体新闻”，我叫“行走新闻”：记录的东西不一定要有明显的主题，但是看到就把它记录下来，边走边写、边写边走，是一个行进的过程。文体是游记、札记加通讯的混合体，特点是题材丰富、内容丰富、知识丰富，有趣味性，且反映民生实际问题。
走，到灾区一线去！
记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您在担任重报副总编辑之后还坚持亲自带队去一线，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向泽映：我经常说一句话：“总编辑首先是总记者”，不仅要写东西，还要带头深入基层一线。因为只有你带了头，编辑部才会形成一种氛围。我是2007年10月份重新回到重报编辑部的，刚好那年武陵山区遇到百年不遇的雪灾。那儿属于国家级贫困地区，又是少数民族地区，还是革命老区，加上刚要过春节，很多农民工回不了家，情况很紧急。当时布置报道任务时，很多记者有畏难情绪：一是雪天路滑危险；二是过节大家都想回家团圆。所以我就亲自带队去。结果有好几次我们的车子打滑差点掉到山崖下面，由于太冷我们几人都长了好多冻疮。但我们到了一线，稿子就写得比较生动、鲜活，出色地完成了《武陵山剿雪记》一组报道。
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网络的挑战，信息浪潮汹涌，但同时虚假消息也很多，这就需要我们记者到一线去，反映真实的状况。当时我老家德阳广汉也是重灾区，电话都打不通，心里特别着急。巴蜀不分家，四川的灾情就是我们的灾情，离得这么近必须到一线去。我就主动请缨，带着三个记者去到了北川重灾区，我们是除了中央媒体之外第一批到达的外省市媒体。其实我们这几个人包括司机都是跟家里人留了话的，因为随时都可能有危险。白天采访、拍照，晚上写稿，刚开始只敢住在车里，后来住招待所，都是随时被惊醒，随时准备撤离。
我给栏目取名《目击震灾区》、《震区一线实录》，很多报道非常感人，中央领导评价很高。也是从那次起，中宣部提出新闻要抢第一落点。队伍一定要到第一线，要到新闻的发生地，要能吃苦、能打仗，像战士一样勇敢，才能生产出优秀的作品。这次由领导带队下去，效果非常好，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带动了整个重报集团走基层。
记者：对，在向总的带领下，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走转改”蔚然成风。您总结的“ ‘五千’精神访‘五区’”，是在新时期对范长江精神的延伸和拓展，也树立了新的价值标杆。
向泽映：“五千”精神，即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村万寨，融入千家万户，历经千辛万苦，排除千难万险；“五区”即边区、山区、库区、灾区、穷区。我认为，记者不仅要有专业功底（包括知识积累、人际关系、政治素养等），还要有超人的勇气，强壮的身体，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心理素质。“行走新闻”充满乐趣，也是对自身潜力的挑战。采访成功时对自身能力会有重新评价，对自身意志品质也是一种提升。记者必须走到一线去，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越是新闻的富矿。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责任就是客观记录，通过自己的脚来感知大地的变化，用手中的笔来讴歌时代的进步。只有勇于进取、甘于奉献的人，才能把新闻从一种职业升华为一项崇高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