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击埃博拉一线

    2011年底，我被派到人民日报非洲中心分社工作，主要负责西非和中部非洲国家的报道，在2012年曾跟踪过埃博拉疫情在中部非洲的小范围蔓延。2014年3月，埃博拉疫情在几内亚爆发，我又随同中心分社领导到几内亚采访，并专门前往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最大的东卡医院的传染病治疗中心。7月底，《人民日报》开始关注西非埃博拉疫情，相继推出《我在抗击埃博拉一线》和《离埃博拉最近的人》两个栏目。8月14日至8月27日，我被派到塞拉利昂采访，13天时间里共发回了十余篇稿件。选择塞拉利昂，是因为当时那里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而且签证相对好办。

    一场特殊的战争

    抗击埃博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没有硝烟，但触目惊心。

    几内亚之行，我就曾和埃博拉擦肩而过。3月27日，我们前往中国-几内亚友好医院采访，医院普外科主任是一名曾在中国留学的几内亚人，在我们采访院长时他曾敲门想进来说话，但没有被同意。同日晚些时候，中国援几内亚第二十三批医疗队队长孔晴宇告诉我们，曾接触感染者的医疗队队员曹广当天开始接受隔离观察，而那名想进来说话的普外科主任几天前也曾接触过感染者并出现了一些症状，如果他进来，我们很有可能会和他握手，那样我们被感染的可能性很高。4月初，该名医生因感染埃博拉病毒不幸去世。

    在非洲，共有9家航空公司经营塞拉利昂航线。在我前往西非时，只剩下4家航空公司还有飞塞拉利昂的航班。由于担心返程票会因为航班取消而作废，我当时只购买了去塞拉利昂的单程机票，从南非约翰内斯堡飞往肯尼亚内罗毕，然后转机经停加纳阿克拉，最后飞抵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整个行程共20个小时。在抵达弗里敦后没两天，肯尼亚航空公司就宣布20日暂停飞往相关国家的航班，而实际上飞机在18日就停飞了，肯尼亚、南非等多个非洲国家相继宣布禁止从疫区回来的非本国公民入境。有3位国内媒体同仁购买了19日离开塞拉利昂的机票，但由于航班被取消，他们被迫留下来等待月底的航班。我本来就做好了特殊情况下长期坚守塞拉利昂的准备，当余下的航班越来越少时，我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

    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人与人的接触传播，无声无息。塞拉利昂的疫情在7月下旬开始越发严重，进入8月以后，疫情迅速蔓延。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确诊或疑似病例数量也增长迅速，这里人口密集，城市有超过100万人口。塞拉利昂是西非地区最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国家，几乎所有公立医院外面都有士兵和警察共同执行任务，保护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安全。他们24小时轮流值班，吃住都在那里。我曾和一名军官开玩笑说：“你们手中有枪，但是子弹无法消灭埃博拉病毒。”对方回答道：“我们虽然无法消灭病毒，但是我们可以保护医务人员的安全，他们处在抗击疫情蔓延的第一线，我们将支持他们的工作。”在塞拉利昂采访期间，我还曾驱车前往距离首都70公里的地方采访，从弗里敦到外省来回都要经过4道关卡，回程时检查力度尤其严格，所有人都要测量体温，措施越发繁复谨慎。有一处关卡甚至聚集了近30名持枪军人，埃博拉是他们的头号“敌人”。

    再次与埃博拉擦肩而过

    记者在报道工作中要接触许多不同层面的当地人，因此在疫区采访个人防护工作必须做足。在前往塞拉利昂前，我在南非购买了足够数量的一次性口罩、一次性医用手套、湿纸巾和手部消毒液，仅有这些虽然不具备去治疗中心采访埃博拉感染者的条件，但至少可以给自己一些信心。最重要的还是了解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方式，尽量避免同当地人身体接触，注意个人卫生并保持健康的身体和乐观的心态。虽然病毒不通过空气传播，但是近距离讲话还是有飞沫传播的危险，因此专家建议尽量保持1.5米的采访距离。病人只有在自身出现症状时才有可能感染他人，但由于近期发现的感染病例症状开始变得不明显，从人群中认出感染者的难度较大。

    中国援助西非三国的紧急人道主义物资中，包括医用防护服等个人防护设备以及监护仪、喷雾器、药品等医疗设备和物品，都是疫区急需的物资。援助物资虽然陆续被分发到公立医院和治疗中心，但相关国家防护用品依然比较短缺。8月19日，中国支援塞拉利昂的新一批专家在二级防护的情况下，在中国援塞拉利昂医疗队所在的金哈曼路医院巡诊并指导医院中方和塞方医务人员的工作。我当时曾有机会体验一下二级防护，但想到稀缺的连体式防护服穿一次就要扔掉，还是将专业设备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它们的医务人员吧。

    我在网上看到有西方摄影记者将自己和照相机都防护到位，参加一名埃博拉感染者的葬礼，很是敬佩他的勇气。当中国援塞拉利昂医疗队队长王耀平22日问我是否愿意在有防护的情况下同专家组去疫情最严重的凯拉洪区时，我立刻答应下来，可惜在27日离开塞拉利昂时未能遂愿。虽然没有直接接触感染者，但我采访了因治疗感染者而接受隔离观察21天的中国援塞拉利昂医疗队队员王煜，在塞拉利昂-中国友好医院的隔离区内较近距离采访了当时已接受观察20天的90后护士梁筱琦，了解他们的故事。“对于死亡，我的理解比较简单，只是感到突发的疾病无声无息地来到身边，有很多无奈。埃博拉是可怕的，但是只是一个记忆”，曹广告诉我说，亲身经历难以想象，那种身在其中的感觉就像是在打仗一样，顶着炮火也要向前冲。“不可预测的事情有很多，埃博拉也可以被理解为和车祸、火灾一样，我平安无事，但我的战友永远离开了。”

    在金哈曼路医院，我再次和埃博拉病毒擦肩而过。19日上午，我去医院采访，下午医院分诊台就发现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的病人，通知当地治疗中心将其接走。20日上午再次去医院采访时，我在医院门口亲眼看到一名30多岁的男子快步走进来，声称自己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当时所有在医院就医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那名男子，医院工作人员在测量体温后将其带到医院门外。我当时坐在医院门口的长凳上，该名男子距离我不到2米，还对我笑了一下，和我打招呼。幸运的是，当天晚些时候从当地医务人员那里得知，该男子并未感染病毒，是故意来医院吓人的。21日上午，金哈曼路医院分诊台再次发现一名症状与埃博拉出血热症状吻合的病人，经询问是一名开救护车运送感染者的司机，病人很快被送走。

    “希望你离开后还会回来”

    紧张和恐惧已经成为西非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埃博拉疫情所带来的最直观影响，不只是一个个生命的逝去，还有对社会和经济的冲击。塞拉利昂人口近600万，感染者数量已经超过1000人，平均算下来每6000人中就有1名感染者。但问题是，仍有一定数量的病毒传播链没有被发现，隐瞒感染者的情况比较常见。凯拉洪区和凯内马区虽然仍是重点疫区，但洛科港区、弗里敦所在的西区等行政区感染者数量近期也在快速增长，疫情完全得到控制仍然需要一定时间。我问过很多塞拉利昂的朋友，他们都说身边没有亲朋好友感染病毒，但都感觉到疫情就在身边，可能以非常突然的方式出现。

    西非埃博拉疫情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一次疫情，同之前爆发的疫情相比其特点表现在：第一，疫情跨境蔓延并有继续蔓延的趋势。目前报告有确诊病例的有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5个西非国家，其中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的疫情都是由利比里亚、几内亚等国的输入型病例引起的；第二，疫情在城市与农村同时蔓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首都都出现了疫情；第三，此次疫情致死率接近53%，低于以前埃博拉疫情致死率的平均水平，感染者早发现、早治疗，存活率高；第四，被感染的人群主要是照顾感染者的家人、参加感染者葬礼的亲朋好友、同感染者有直接接触的医务人员。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疫情中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占到感染总人数的近1/10。相关国家本来医务人员数量就有限，其中医生数量尤其不足，部分地区医务人员由于防护措施不足和自身保护不到位等原因被感染，直接影响到民众对医院的信心。

    阿伯丁区位于弗里敦的最西边，我住的宾馆就在这里。我喜欢走路，喜欢和当地人交朋友，阿伯丁区主要街道都被我走遍了。这里有些居民住宅看着比较整洁，但穷人聚居的棚户区拥挤不堪。前两天我每次走在街上都戴着手套，几乎所有当地人都向我的手投来奇怪的眼神。“Chinaman，埃博拉，你好”是我一开始听到最多的称呼，但当我在区域内出现的次数多了，尤其是在将手套摘掉后，人们习惯了我的存在，会打招呼叫我“Chinaman，朋友，中国朋友”。

    在药店工作的法姆纳告诉我，“店里的一次性手套，一副的价格是2000利昂（约合2.8元人民币）。”这么算下来，戴几个小时就要换下的一次性手套足够买两块面包了。在这里，个人防护用品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完全是奢侈品。法姆纳说，“我自己都不戴手套，用一次就扔掉太不值了，注意防护就好。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每天外出上班，我从不和人握手，有人没人过上15分钟就洗洗手，用用消毒液。我店里的顾客一般是买止疼药什么的，我也害怕，但是我会祈祷，相信上苍会帮助我们。”

    在塞拉利昂，打开任何一个广播频道都可以收听到用当地语言宣传埃博拉的节目，当地著名歌手甚至将疫情编成饶舌歌曲。“广播能传到国家每一个角落。将埃博拉唱出来，再广播出去，能引起公众的注意，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出租车司机默罕默德对我说：“十几年前战争结束后，国家慢慢稳定，游客也多了起来。可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所有人都吓跑了。跟近10年的战争相比，无影无踪的埃博拉更可怕。”他说，“我一天天老去，女儿想去国外读书追求她的梦想，我希望她能离开然后重新回到祖国。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埃博拉，塞拉利昂会有多美多好。我希望你离开塞拉利昂以后也还会回来。”

    （作者系人民日报非洲中心分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