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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近日，因为某地方电视台一档公益节目，广西隆林少年杨六斤的遭遇打动了很多人，他的个人账户在短期内便获得捐款500万元。然而，随着另一家媒体的深入调查，“杨六斤并非节目中那般孤苦无助”“政府赴深圳抢人”“家属侵占爱心款”等舆论引发了更多关注和一些质疑。一时间，“杨六斤事件”成为了备受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滥用社会爱心”“骗捐”等言论充斥着各个舆论平台。在此事件的持续发酵中，媒体的公信力再次遭遇了信任危机。
且不论“杨六斤事件”本身的是是非非。自其成为公共事件起，笔者就在思考：面对救助性报道，媒体要做的仅仅是“一事一报”，呼吁爱心人士参与募捐吗？如果是这样，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待救助的弱势群体，媒体怎么会有能力将其困境逐一报道？“有困难找媒体”本身就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社会现象，由这种现象衍生出来的信任危机，不单单存在于受众对新闻事实的质疑，更有对媒体选择求助对象标准的不解、对频繁求助信息的接收疲劳等。要从根源上解决救助性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媒体需深入思考，面对求助对象，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报道视角，来体现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搭建桥梁促沟通，力促保障机制健全
有困难找媒体，媒体出面，捐款踊跃，困难解决。在人们心中，媒体已经成为一种包治各种疑难杂症的机构——这实际上是媒体的一种尴尬错位。如果有效救助都要靠报道才会解决，社会应有的解决问题的机制便会更加缺失。
事实上，目前各级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政策越来越多，社会上日益活跃的爱心群体也越来越多。只是，处于信息末端的弱势群体一般知之甚少。面对求助者，媒体首先应该搭建信息沟通的桥梁，而不是单纯地渲染作为个体的求助者的悲情故事，以赚取社会爱心人士的同情。
以《唐山晚报》为例，今年4月12日，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公益之星社团：一路走访一路爱》的消息，主要记录了由数十位唐山爱心市民自发建立的爱心组织——唐山市公益之星社团下乡救助贫困学生的新闻事件。至此，关于唐山市公益之星社团的报道，《唐山晚报》在一年之内已刊登了近10篇左右。
在历次报道中，《唐山晚报》并不是对求助贫困学生的情况一事一报，而是将求助学生的资料打包汇总，甚至还通过不同渠道寻找贫困学生，然后提供给有救助意愿的公益之星社团，并派记者与社团成员们一起到贫困生家中进行实地考察，最终确定救助对象，刊登新闻报道。
这样的合作模式，使唐山公益之星社团已先后救助全市各县区贫困学生71人，发放助学款10万余元。这，成为了政府救助的一个有益补充。试想，在这样的救助性报道中，媒体成为了爱心人士与贫困学子之间沟通的桥梁，这样的新闻报道，又怎么会有损媒体的公信力？
笔者所在的《唐山劳动日报》也曾有多篇救助性报道处理得比较成功。例如，曾有一位中学生，幼年时期就因家庭变故从河北邢台投靠到唐山的亲戚家生活。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本地户口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了她的正常生活。中考临近时，这位中学生向本报求助，希望能破格报考唐山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接到求助信息后，记者经深入调查，得知这位学生的情况其实符合落户政策。为了不影响其中考，该报记者果断联系《邢台日报》记者，双方共同行动，很快便把这位学生的户口从邢台农村迁至唐山。在整个新闻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本报不但为受众讲述了一个救助故事，而且配合事件详解了相关的户籍政策，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搭建了一座信息桥梁。
授之以渔促自立，帮助求助者走出困境
在“杨六斤事件”中，凭借一篇报道，使来自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500万元善款汇聚杨六斤的个人账户，这样的报道效果可谓令人瞠目。此后，就连刊播报道的媒体都不得不出面喊停：捐款已足够多，请市民不必再捐。从“弃儿”到“宠儿”，媒体的救助性报道真的已把杨六斤带上了幸福的生活轨道吗？浏览该新闻事件纷杂的后续报道，真的难以令人对此结论作出肯定。
不仅仅是“杨六斤事件”，在日常的救助性报道中，许多媒体往往习惯于突出对求助者的“物质”帮助，却忽略了关注对他们的“精神”扶持。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导致许多受助者对资助人形成过分依赖，缺少自强自立的精神，甚至把别人出于善心和关爱的资助行为看成理所当然的给予。这显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初衷背道而驰。笔者认为，针对救助性报道，媒体不应该把报道的重头戏放在如何渲染求助者的不幸和如何展现资助者的爱心上，不妨多一些精力引导爱心人士对求助者“授之以渔”，引导受助者以正确心态面对别人的捐助行为（既不自卑也不依赖），并鼓舞他们首先从精神上“站”起来，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尽快实现自强自立，甚至以一颗感恩之心，再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013年5月，唐山市残障人士王某的贫困处境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在这篇救助性报道中，笔者所在的媒体有意弱化了社会各界对王某的“钱财”的帮助，而更突出了有关部门对他的“精神”支持：帮王某置办了一口加工食品的锅和一辆早餐车。报道刊发后，记者继续追踪，之后把王某自食其力的现状、对社会救助的感恩之情呈现给读者，引发了受众对于爱心表达方式的深入思考。这篇救助性报道媒体立意长远，真正承担起了“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
弘扬善举促和谐，构建向善好氛围
针对“杨六斤事件”，许多坊间评论释放了社会负能量：“媒体哗众取宠，滥用社会爱心”“透支整个社会的同情心,让公益事业受到伤害”……诸如此类观点，组成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相反，巨额捐款背后的一个个善行义举，反而被淹没得几乎没有声息，这无疑是个不小的遗憾。
传播信息是媒体的基本功能，但媒体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在推进救助性报道中，绝不是忙碌地穿梭在困难人群中绞尽脑汁地解决个体问题，而是理应站得高看得远，要从宏观上致力于弘扬善举，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人文关怀”氛围,减少冲突,调和矛盾。同时，理应发挥高瞻远瞩的引领与建构作用，使“好人文化”盛行，推动整个社会稳定和谐、健康有序地发展。
今年4月28日，《唐山劳动日报》刊登了一篇消息《高俊忠助学小组：又捐助54名贫困学子》，短短几百字的消息，讲述了这样一个感人故事：一个爱心企业家曾资助百余名贫困学生，时隔多年，很多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其中有8名已陆续加入资助行列，与这位爱心企业家一起，组成了9人爱心小组，共同继续这份爱心事业。在整篇报道中，记者没有提及任何被捐助学子的贫困情况，更没有渲染爱心人士的大爱之情，却传递出了令人动容的正能量，使许多人心中潜存的慈善之被唤醒，被打动，从而转化为慈善行动。媒体选此视角开展救助性报道，以呼吁社会传递爱心，共同努力促进和谐，体现了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总之，在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记者不应该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而应该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搭建信息沟通的桥梁，为求助者寻求相应的救助渠道、争取政策支持，让受助者真正从精神上“站”起来，弘扬善举，给人以振奋，给人以力量，这正是媒体开展救助性报道的社会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唐山劳动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