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战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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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对外传播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 孟 威 《 新闻战线 》(

    话语是交往的工具,也是文化的神经。话语权背后隐含着国与国之间地位、实力的角逐,记录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竞技。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打破西方垄断、谋求国际传播话语权提供了新契机,也为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开辟了新场域。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深刻理解并贯彻落实这一理论指南,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的舆论阵地,要求我们加强对外传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力。

    西方话语垄断下的国际传播现实图景

    法国后现代学者福柯说:“话语即权利”,①认为历史的塑造掌控于权力和知识的拥有者手中。长期以来,世界传播领域话语体系为西方主导,发达国家既是世界话语的主产地,又是传播渠道的主控者,内容与手段的双重操控形成的话语霸权,塑造了媒介世界的现实图景,进而遥控着“历史”的生成。国际传播中思想文化斗争十分严峻。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传媒形成了高度垄断的国际话语体系,维亚康姆、美国在线等六大传媒公司掌控国际媒体市场,②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四大通讯社更成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媒体的主要信源。其中,美属传媒集团控制全球超过90%的新闻和75%的视频节目制作;BBC、CNN裹挟着西方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无孔不入;好莱坞“铁匣子中的美国价值观”攻城略地,占据了包括俄罗斯、欧盟、非洲多国市场的80%以上份额。西方传播机构在不断吞噬全球传播商业利润的同时,推行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其政治影响力弥漫全球。

    在“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和传播语境中,中国话语的影响力显得比较微弱。最新的调查研究显示,当代国际受众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借助于西方媒体,信息获取率高达 68%,仅有22%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这表明,当代中国国际形象的树立主要源于“他塑”,而非“自塑”,中国媒体的话语空间遭受严重挤压。

    国际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从选择角度、新闻素材,到叙事结构、观点安排上无不充斥着西方观念、标准、立场和逻辑,连“中国议题”也往往为西方媒体所设置。近年来,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的西方媒体利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能源问题、昆明暴恐等重大事件、突发热点进行意识形态干预和操控,中国故事不仅得不到真实的呈现,还常常被误读、歪曲甚至“妖魔化”。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评价,也损害了中国的美好形象。

    西方学者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曾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③,意在证实长期以来东西方关系和地位的不平等。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不平等仍然存在于传播关系之中。在“东方主义”话语框定下,在自诩传播“普世价值观”的西方媒体的高傲面前,世界“中国记忆”被打上了浓重的“西方烙印”——遑论进步发展与否,东方仿佛始终代表着原始、落后与野蛮,西方“阳光”尚未普照到的“中国”则始终是专制、保守、落后、愚昧和不文明的“恶龙”象征。可以说,西方话语框架成为世界理解中国的巨大障碍和阻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声音、扭转国际传播中的不公正局面,意义重大、任务紧迫。

    中国发展“风景独好”,媒体讲述“未尽如人意”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获得长足发展,媒体焕发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国际传播能力迅速提升。对外传播在媒介数量、规模、质量上都有了快速进展。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的推进,国际传播中媒体首发率、原创率、落地率也得到很大改观。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政府之间和国际政治领域,而扩展到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中国媒体在新闻传播、争鸣讨论、舆论监督、促进交往等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功能拓展。

    然而,中国虽然已成为一个传媒大国,但相比于我们的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还很不相称,建成传播强国、实现“中国梦”的目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国话语处于弱势,既没有形成世界承认的独立话语体系,也缺乏普遍认可的世界级媒体,对国际主流社会的影响力尚待提高。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西方话语体系的强势压力所致;另一方面,中国媒体自身理论素养不足、观念上的滞后、传播技能的缺憾和整体传播战略的缺失也不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为此,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宣传思想文化队伍”。探寻内因、强身健体,对症下药,苦练内功。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中国媒体必须纠正几方面的现实问题。

    问题一:一些媒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相关政策制度缺乏深入理解,又受制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束缚,对西方媒体偏信、盲从或依赖,主动让出话语权。

    西方媒体舆论上牵制中国,常常打着客观、公正、自由、公信的专业主义旗帜,将其奉行的西方新闻价值观标准升格为约束全球媒体的“普世”标准,谁的新闻价值取向与其不一致,就会被贴上“压制言论自由”、“官方喉舌”的标签。对此,一些中国媒体并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一些媒介从业者在学习现代新闻传播技能的过程中,错误地把西方报道奉为新闻规律,产生了唯西方专业主义是从的思想倾向。对中国社会理论政策理解不透彻,更使他们在西方报道面前难以保持清醒的认识。面对一些新问题、新现象判断力不足,又难以直接提供一手信息、报道,便盲目追随西方转发议题,报道视角、观点上都出现依赖于西方主流报道的倾向。不仅谦卑地出让了话语权,甚至间接扩展了西方的话语影响。 

    问题二:固守既有传播思维,对传播对象、受众群体需求和接受心理不甚了解,使对外传播特色不足,缺乏吸引力,难“接地气”。

    最近一部双语主流动画片流传于网络,幽默对比中美政治体制,揭露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但是,这种观点鲜明、声画并茂、生动有趣的传播作品在当前对外传播中并不多见。“硬新闻”板着面孔,“软新闻”没有特色的问题还普遍存在。探究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传播对象选择、接收心理的了解,使得中国媒体在不同文化理念的公众面前,传播针对性不强,可读性也差强人意,难以达到理想效果。一些外国受众总认为中国的媒体都是官办的,往往给他们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这种怀疑与不信任态度的形成固然受其自身偏见的影响,也与中国媒体对国际传播的受众研究不充分、话语表达不给力有一定的关系。

    问题三:传播技术质量差距,影响中国话语表达的清晰度和接近性。

    从传输技术质量角度看,近年来,有业内人士提出:“尽管我国涉外频道都使用卫星来传送信号,但是比起有线电视而言,信号要差很多,电视节目质量不高,再加上国外电视频道多达上百个,所以关注我国中央电视台4、9频道及西法频道的人不多。” ④技术层面的另一种表现是,虽然我国网络新媒体发展很快,但在对外传播中,新媒体形态的应用、渗透比起西方媒介还有差距,视频和音频传播速度等问题也影响到了传输质量。目前,新媒体已成为国际传播发展的推进器。世界各国媒体都在加强新媒体传播,在虚拟空间开展新一轮的话语争夺战。在阿拉伯之春、西亚北非动荡中,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起到了组织动员、颠覆政权的巨大作用;“马航失联事件”、“乌克兰政变”,BBC、CNN等争相在第一时间实时跟踪、多媒体报道,传达其价值取向和世界消息,对新传播技术的狂热采纳和应用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世界主流媒体在新媒体技术方面的投入不遗余力,像路透社,不仅是最早采用电报技术的媒体,也是最早采用计算机技术的媒体。依仗卫星电视技术的运用,CNN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球媒体”。增强对外传播的话语表达能力,以先进技术作为信息传播后盾,已成为媒体发展建设的当务之急。

    提升对外传播能力,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满足世界了解中国的意愿,纠正西方社会的种种偏见,在国际传播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传播能力,才能真实讲述好中国故事、传达好中国声音、书写好中国的历史。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这是当代媒体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和历史担当。

    第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养、政策素养、文化素养和专业素养,为传播“中国声音”,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夯实理论基础。

    有了科学的理念,才有科学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要在对外传播中发挥好这一作用,达到最佳效果,媒体工作者首先要加强内功修炼,做好理论储备。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社会目标的新理念武装头脑、提升理论素养。同时,要不断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政策水平,新闻工作者要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要先提升自己,培养深度解读国家政策、措施的功力和能力,这样才能在是非面前、模糊语境中展露辨析力,把握好方向,不人云亦云。要坚定文化自信,扎实学习传统文化、当代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发自内心地真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跟进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和国际社会的需求动向加强调研,提高专业水平和引导能力。坚定信念、担当使命、提高素养、勇敢创新,夯实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开创对外传播新局面。

    第二,要积极探索运用网络新媒体传播手段推动对外传播,形成资源共享、立体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对外传播格局,提升话语影响力。

    为了同化、西化中国,在当前的对外传播中,西方媒体不断调整策略,新媒体业务手法花样翻新。比如,在面向中国受众报道中国新闻时,更加注重平等交流的姿态,更加注重以互联网为依托,更加注重从“草根阶层”入手,对我国公众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舆论渗透,手段呈现出宗教与政治、培植“精英”与向基层渗透相配合等新动向、新特点。

    鉴于此,我国媒体话语体系的建立要加强互联网新媒体传播的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宣传思想工作“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我们要通过主流媒体大力发展新媒体业务,拓展传播渠道,积极推进主流新媒体业态的健全、转型,拓展传播语种规模,全面建设多语种网站、网络电台、网络电视台、手机广播电视、APP新闻终端等服务,形成视听互动、资源共享、形态融合、语种集合的对外传播特色。要注重动员和发挥草根层面国内“意见领袖”、海外华人、留学生等群体力量,探索建立奖惩机制、展开多种喜闻乐见的活动等方式鼓励他们学习和传播中国理念、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建立立体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对外传播模式。

    第三,紧紧围绕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针对“信息需求”,选取“全球内容”,阐述“中国价值”,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讲清楚”,阐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新认识,也对中国媒体创建国际话语体系提出了重要任务和严格要求。

    积极挖掘并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中国话语权和实现良好国际交流的起点。事实上,我们看到,一年多来,从十八大的报告,到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在各种场合的发言和演讲中,我国已经开始了对外话语体系的全面创新。无论是对我国当代国际关系建构的总体看法,还是对国际金融、资源环境、大国关系、世界文化发展等具体问题的表述,都开始发出了中国的声音,传统文化观念与执政理念相结合,提法传统又新鲜,彰显了中国的话语自信。如用“大同世界”阐释全球观、“和而不同”阐释和谐观、“以人为本”表达政策观、“天人合一”表达自然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展现伦理观、“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展示进取观等,这样的表述为中国媒体的话语创新提供了范本。       

    为此,在对外传播中,应倡导媒体语言表述上的“中国色彩”,构建中国话语的独特性。结合当今社会新闻现实和典型事例,传达出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文化魅力,争取话语权和主导权。要促进媒体报道更加接近不同地区受众心理、文化需求,用人家能够“听得懂”的话来开展交流、施加影响。要学会以恰当的议程设置突出中国的主体性,展现中国的话语自信,提高对外传播的国家意识,表达和维护国家利益。

    第四,引导媒体建立以效果为导向的传播意识和话语体系,处理好“讲道理”和“讲故事”、“自己讲”和“别人讲”、“大声讲”和“柔声讲”的关系,既阐明立场和观点,又让人乐于接受。 

    构建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要注重效果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工作要把握好“时、度、效”,既要讲求宣传效果,让人们接受你的观点,又要使他认为是自己产生了观念、选择了行动。要在传播中实现此目标, 媒体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讲道理”与“讲故事”。媒体要学会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也要学会用中国的语言讲世界的故事。不仅需要讲宏观叙事的国家故事,还需要讲微观具体的百姓故事。要把“讲故事”和“讲道理”结合起来,而不是靠话语强势生硬地推销。

    “自己讲”和“别人讲”。媒体在自己讲述的同时要学会利用他国媒体,要善于发现、转述、旁引、阐释他人来表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让西方媒体的话语不知不觉间“服务”于中华文明的推广和价值观建设。

    “大声讲”和“柔声讲”。在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大政方针或阐释相关问题、解决舆论争端等“硬新闻”方面,中国媒体要敢于发声,敢于向世界大声宣讲我们的立场、意见和观点,不能战战兢兢、缩手缩脚。在文化、娱乐等一些“软新闻”的传播中,更应柔声细语,寓教于乐。要善用平台生动地表述,而不是照本宣科、僵化地宣教。惟其如此,才能“润物细无声”达到理想传播效果,使对外传播真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讲好中国故事,“事半功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新媒体管理与舆论导向”副组长、首席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新媒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注释:

    ①参见钱圆铜:《话语权力及主体位置——基于福柯理论的分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期。

    ②《浅谈传媒巨头对电视网渠道的掌握》,中商情报网http://www.askci.com/news/201401/

    03/0315511435262.shtml 2014年5月15日。

    ③参见(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页。

    ④参见《国外媒体传播手段的历史和现状》,来源:http://wenda.tianya.cn/question/7b6db10c

    20702455,2014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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