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访郑和下西洋

    2000年只身重走郑和下西洋航线，无疑是人生最难忘的采访之一。

    历时两年的采访，让我多次面临生死抉择，经受了从未有过的职业考验。庆幸的是，我虽没有得满分，但绝没有交白卷，保持了一位中国记者的职业尊严。

    萨那古城深夜的枪声

    十五世纪是人类大航海时代。长期以来，在人类向海洋进军的历史上，一直雄霸着一大串欧洲航海家的名字，而早在十五世纪初叶就进行的明朝郑和下西洋航海事件，却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更耐人寻味的是，东西方航海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至今影响世界格局。武汉晚报派遣我重走郑和航线采访，历时长达两年，在沿航线上的18个亚非国家对郑和船队遗踪的苦苦追寻，就是试图唤起人们对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的关注。

    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也门，是郑和下西洋到达的重要一站。赴也门采访之前，我在沙特阿拉伯的一家酒店从电视上得知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很快，也门被美国宣布为空袭目标之一。中国驻也门使馆准备紧急撤离在也门的中国人。去不去也门成为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重要选择。

    我知道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即便中途回国，报社也会原谅我。当时内心十分纠结，也在进行一场“战争”。可是记者的天职驱使我选择了继续执行采访任务。如果后退半步，内心会因临阵脱逃而永不安宁。

    当时，许多国际航班出于安全考虑纷纷停飞，乘班机已成为一种冒险。我赶在飞往也门的班机还未停飞之前买了机票。

    到也门首都萨那之后，我只身住在一家小旅馆，半夜被爆竹般的枪声惊醒。平生第一次离枪声如此之近，房间狭小无处可躲，的确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惧！第二天才知道，昨夜是当地搜捕“基地组织”爆发的枪战。那些天街头经常举行持刀举枪的大游行，空气中充满浓郁的火药味。一些没来得及离开的西方人为防袭击，甚至换上了阿拉伯民族服装。

    也门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当地妇女出门大都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作为一名女记者，要拿着相机在街头采访，无疑有风险性。为了记录郑和航线发生在今天的历史，我用一块头巾裹紧头发，背着相机走上街头。每天回到旅馆时，冷汗都把衣服的后背浸得透湿。

    离也门数百公里之外的港口城市亚丁，是郑和船队造访进行贸易的地方，如今这段路以绑架人质闻名。在萨那的几位中国劳务人员听说我要独自乘长途巴士去亚丁，非常吃惊，劝解我说，他们去那儿都是自己开车，而且还要带上当地保镖。为了不让重走郑和航线采访留下空白留下遗憾，我还是决定按计划前往。

    当完成在亚丁的采访返回首都萨那时，得知出发的当天，这里就发生了一起绑架外国人质的重大事件。

    寻访帕泰岛上的法茂人

    帕泰岛是肯尼亚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小岛。多年前对郑和下西洋航海事件颇为关注的一位美国记者，费尽周折来到帕泰岛，找到当地传闻中郑和船队船员的后人——法茂人。据传，郑和下西洋时期，有一艘中国船只在帕泰岛附近发生海难，死里逃生的船员来到这座小岛后再也没有离开，他们与当地人繁衍的后代被统称为“法茂人”，即“死里逃生的人”。

    肯尼亚同样是郑和船队抵达非洲东海岸友好贸易的重要一站，我来到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后，就四处寻找去帕泰岛的可能性。我想，西方记者追访中国航海史都能登上这座僻远的海岛采访，作为中国记者追访自己国家的历史更不应该知难而退。

    在内罗毕一家中餐馆，我通过餐馆的华人老板结识了一位常驻肯尼亚的华人杨女士，希望精通几国语言的她能与我一起寻访帕泰岛。她被我的执著打动，欣然同行。

    来到肯尼亚东海岸的拉姆岛后，从地理位置来说，距离生活着法茂人的帕泰就不远了。然而，拉姆岛上的许多渔民虽知道法茂人，但去过帕泰岛的很少，或者开出高价才会帮忙寻找。我的采访经费相当有限，成天和人在海滩上讨价还价。直到天黑，才找到两位自称去过帕泰岛的黑人船夫愿意出航。

    凌晨三点，两位年轻的黑人船夫找到我俩，说趁涨潮赶紧出发。我提着装有摄像器材的箱子和杨女士匆匆跟着他们来到停泊着小船的海边。船在星光下出发之后，我又有点害怕。和两位船夫素不相识，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如果两人起歹心劫物，将我们扔进这黑夜之中的大海，是神不知鬼不觉。虽然半夜出发，可躺在船上不敢合眼。还好，一夜相安无事。黎明到来的时候，他们告诉说帕泰岛不远了，可是时近正午，帕泰岛还没有影子。船夫神色慌张，有时爬上高高的桅杆张望。在我和杨女士的追问下，他们沮丧地说迷路了，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承认没有去过帕泰岛，只是为了拿到出海的佣金才贸然出船。

    太阳晒得船板发烫，真担心在这条迷路的船上晒成鱼干。为了找到法茂人，船夫在我的指挥下继续前行。在寻找附近的渔船打听方向时，我们遇到了一艘因故障困在海面的渔船，它竟是从帕泰岛方向开来的。

    找到帕泰岛后，我们踩着泥泞的小道穿过一片片茂密的红树林，来到了传说中的法茂人聚居的村落。听说我来自中国，村里的法茂人很高兴。这些皮肤黝黑，头戴白帽，信奉伊斯兰教，说着斯瓦希里语的法茂人讲，祖祖辈辈都相传：祖先来自中国。他们还热情地带着我们去祖先的墓地，只见一座拱形墓上有许多圆坑，法茂人说，当年里面都镶嵌着精美的中国瓷盘……

    告别帕泰岛的时候，村长专门派人爬上高高的椰树砍了好多椰果给我们返途解渴。回望他们的身影，不由万分感慨：有这么一群人，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到这里，肤色改变了，语言改变了，甚至宗教信仰都改变了，却一直记得风吹来的方向。

    莫桑比克街头的“拔河比赛”

    严格地说，我是一个文字记者。但为了更全面更生动地报道郑和航线上的所见所闻，我携带了摄像机、照相机等多种采访器材。

    沉重的背囊，使我看起来更像名副其实的“驴友”。其实，背包重些倒不打紧，重要的甚至要命的是，带着这些摄影器材很容易成为歹徒抢劫的目标。

    重走郑和航线时，在肯尼亚就遇到一场虚惊。那天，我正在街头拍照，忽然有辆小车在身边停下，里面坐着两位着印度服饰的妇女，面露惊恐地指着我的相机喊着什么。仔细听了才明白，街上经常发生抢劫事件，我已被人盯上了，两位好心的印度裔妇女还坚持捎我返回旅馆。

    即使如此，作为一个记者，还是不能将相机放在包里沉睡。

    一个月之后，我来到莫桑比克的首都马普托。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人来车往的大街上十分热闹。拍完照片的我将相机放进摄影包里，在十字路口准备过马路。职业的敏感让我感觉有两个年轻的黑人小伙似乎在贴近我，当我本能地抓紧摄影包的背带时，对方就猛地冲过来，抓住了我的摄影包。

    于是，马普托的街头出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拔河比赛：一个年过四旬的中国女子和两个年轻力壮的黑人小伙，一方要抢，一方死抱住摄影包不放。

    我根本来不及恐惧，只有一个念头，保住采访器材！这时有很多路人愤怒地围过来，及时帮我抓住一位抢包的小伙子，另一位见势不妙跑掉了。我以为接下来要将他送到警察局，可是路人见我的包没有被抢走，训斥了对方几句就将他放了。他们还告诉我，我是幸运的，人没有受伤，前不久一个被抢劫的人死掉了。

    那又怎么样呢？第二天我依然挎着我的武器——相机，又出现在马普托街头。

    2005年7月11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举办“范春歌追寻郑和下西洋”摄影展。从上万张照片中挑选出来的二百五十多幅图片静静地注视着来宾。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它们都是用命换来的。

    今年55岁的我，要告别以生命相托的记者职业了。没有遗憾。因为当记者之初就下决心不让今天留有遗憾。

    （作者单位：武汉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