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救国时报》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报道

    《救国时报》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在海外创办的宣传抗日救亡的报纸。时报自创刊始，就不遗余力地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宣传报道。这些报道，极大地鼓舞了海内外华人抗日救亡的斗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救国时报》以沟通中外抗日信息为宗旨

    《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创刊，1938年2月停刊，总发行了152期。目前尚存的144期（第42期至第44期、第46期至第50期缺失）中，有70余期均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了报道，有东北抗日义勇军各部及英勇作战的情况，也有东北抗日局势等内容。报道形式有通讯、专栏文章、来信刊登等体裁多样的新闻作品。据统计，仅在1936年9月到1938年2月，时报就刊登了东北专栏文章14篇，东北义军捷报27篇，抗联文告16篇，抗日烈士传略5篇及大量的其他各类文件。其间还附载了不少新闻图片，图文并茂，增加了报道真实性和感染力，为许多同期报刊所不能见。

    《救国时报》能在存续的两年时间内，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连续报道，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

    抗日救亡的时局，要求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持续报道

    《救国时报》创刊之时，正是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华北危机愈益深重之时，“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对外，建立全民救国战线”。国破家亡的前景，急切需要精神的鼓舞和榜样的力量。

    《救国时报》是中共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其办刊宗旨是“竭力阐述中华民族一致团结对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竭力“沟通中外的中国人的救国运动消息，使中国的救国运动，从各方面汇合成为一伟大的洪流”。这一宗旨，同义勇军“数年来从事于抗日反‘满’战争之宗旨完全符合”，决定了《救国时报》从创刊之始，就将他们作为榜样，不断地报道“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情况”。

    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及海外办报，使时报能获得珍贵的素材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后，实际指导东北地方党组织的是中共代表团。为有效进行指导，代表团在海参崴设立了负责东北党、军联系的联络站，并经常派遣人员前往东北，指导党的工作，获得了很多东北抗日义军的素材。如1934年代表团成员杨松受命到吉东地区领导党的工作，掌握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很多情况。杨松回莫斯科后，在时报上发表《东北抗日义军之发展与现状》等文，将东北义勇军的情况直接展现在读者眼前。更难得的是，时报编辑部能“时接义军通信”，为他们带来了很多第一手素材。如《救国时报》第102期就表示“接到东北抗日联军之文件多种，”且都是“不可多得之贵重救国文献”，因而比其他报刊报道得更为详尽。

    其次，《救国时报》编辑部在莫斯科，印刷和发行在巴黎，消息的来源渠道很广。在时报的报道中，经常有发自国外各大通讯社及各地的稿件。而且，先后负责时报编辑和发行的人员如李立三、吴玉章等人，都是中共党内富有经验的优秀宣传人员，他们善于采用各方资料，进行有效报道。如《救国时报》第94期就是“据四月十四日东京电”，报道了“东北抗日联军及各地义军发展情形”。巧妙利用 “敌方”的消息，既说明时报编辑的思路灵活，善用敌人之口宣传，更说明了他们信息来源的广泛。

    《救国时报》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持续报道，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激励着更多的海内外同胞投身抗日的洪流，也极大地鼓舞了在冰天雪地中与侵华日军苦战的义勇军广大将士。

    《救国时报》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连续报道的影响

    《救国时报》的报道，极大鼓舞了东北抗日将士的士气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伪当局对新闻、舆论的严密封锁，使广大义勇军将士很久没有能看到中国报，“不用说关内的报，就是满洲国的报纸看到的时候都很少。所以关内的一切消息是一点也不知道”。信息的隔绝，加上东北严酷的环境，使将士们“虽然是还未被日本子的枪弹碰死”，但很多将士的“身体是已经长满了病——肺病、腰痛”，甚至 “脑子是已经坏得不像样子了”。在越来越艰难的斗争中，不少人因孤军作战而绝望。《救国时报》对他们的大量报道，以及“团结全民，一致抗日”的主张，使广大义勇军将士看到了全国一致抗日的呼声和希望，激发了他们 “一步也不向日本退让”，坚持抗日的豪情。如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战士们阅读报纸后，“抗日杀贼的意志愈变坚决兴奋。”为使广大人民知道他们“怎样在东三省做抗日反满救国的神圣事业”，很多义勇军将士纷纷提笔致信编辑部，介绍他们“所做的，经过什么困难，以及结果如何等等，”鼓舞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收复失地，保我河山。”

    《救国时报》的报道，激发了海内外同胞的抗日热情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为在思想上控制人民，实行了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九一八事变后，为进一步加强对新闻的监管，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新闻检查标准》，规定“各报社刊布新闻，须以中央通讯社消息为标准”。南京国民政府对媒介舆论的压制，使国内广大人民对义勇军的情况知之甚少，抗战热情也远非高涨似火。《救国时报》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大量报道，如久旱逢甘露，“给爱国的读者们提出了他们所渴望着的回答”，被严密封锁的东北战场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知。正是由于《救国时报》的报道，很多人感于“东北抗日义军，在白山黑水间，在冰天雪地中，不断进行艰苦之民族自卫血战，五年如一日，使日寇及其傀儡不遑应付，”他们英勇卓绝的英雄行为，激励了众多的国人纷纷起来奔走呼告，声援抗战。不少年轻人甚至辗转到东北参加义军，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

    《救国时报》的报道，扩大了自身及中共的影响

    《救国时报》的抗日宣传为其自身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和支持。常有读者来信，表明因“贵报对义勇军消息记载特详”，吸引他们常“争先恐后”、“互相传递”阅读，直到报纸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不肯放手。读者的喜爱，使时报的销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五千份迅速增到两万份，而这个数量还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很多读者纷纷写信要求购买。其读者遍及海内外各地。在海外，有43个国家9600余订户。在国内，不仅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读者，也有一些小县城甚至西康、新疆等偏远地区的读者。当《救国时报》因资金不足向海内外读者募捐时，许多读者慷慨解囊。如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将士们节衣缩食，从月饷中募集国币1300元。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在时报创刊时，就曾慷慨捐款“国币一千二百元正”，以后又数次发动了全军将士捐款。王德泰领导的军队“除全军慨捐五百元外，并向民众代捐一百元”。其他很多读者，在自身生活非常艰难之时，也纷纷捐款，帮助渡过难关，充分说明了时报在他们心中的影响和地位。正是在广大读者的热心支持下，《救国时报》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它所负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救国时报》不遗余力的海外宣传，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共产党“打哑巴仗”的被动局面，使中共关于抗日救亡的立场、观点和政策，为广大国内外读者所知悉，在客观上扩大了中共的海外影响。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媒介应担的责任。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激励全国人民的斗志，帮助人民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是媒体当仁不让的职责。《救国时报》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报道，无疑是勇敢地担起了自己的责任，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正是由于《救国时报》的报道和宣传，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军民抗日士气，也激发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受中共代表团“左”倾的影响，《救国时报》的某些观点和报道也存在缺陷和错误，但瑕不掩瑜，它应是忠实遵循自己的宗旨，完成了历史使命，在中国新闻史及中共党史上都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不愧为三十年代的 “海外权舆”、“抗日先锋”和“革命民众的喉舌”。时至今日，《救国时报》敢于担责的义举，顺应时代潮流的勇气，以及广阔的新闻视野，仍应为许多媒体学习和借鉴。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

    注：文中引用多参考《救国时报（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