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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发表于1951年6月6日，是目前所知被社会各界尤其是语言界提及最多的人民日报社论。
这篇社论发表30年、40年乃至50周年之际，中国语言学界都举行了专门的纪念会议；《人民日报》则先后发表纪念社论《大家都来讲究语言的文明和健康》（30周年）和《认真做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40周年）。2001年该社论发表50周年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
为本报社论再发表3篇文章专题纪念，在《人民日报》历史上是罕见的。
进入21世纪，“网络语言”已成为引人瞩目的语言现象，人们讨论语言发展的时候，还在引用这篇《人民日报》发表于六十多年前的社论。（注1）
社论的由来
长期以来，中国内地各种文书行文和语言有差异、不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新中国的成立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1950年11月22日，毛泽东给他的秘书、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要他以中央名义起草文件，纠正各地电报中的语言或行文不当之处：
乔木同志：
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①
胡乔木得到指示后，在他直接负责的新华社和党报系统先行一步，于1950年12月先由新华社起草了《关于使用文字应注意事项的指示》。指示说，各分社、各地来稿中常用许多方言、专门术语、简称、地方性度量衡及当地行政划分等，难以读懂，“此种情况必须彻底改变”。指示强调，新闻必须以大多数读者能完全明了为原则。
12月，刘少奇审阅该文件时给胡乔木写了短信：
乔木：
此件发个电报还不够，效果不会大……首先是党委政府军队的决议文件带头采用，然后报纸采用，大大普遍化。如需改正，必须由新华社写一评论或短评加以批评，公开发表。②
刘少奇这个批示，为后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关于语言问题的社论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随后审阅该文件，批示：“此件并转发各地党委政府宣传部及政治部。”新华社将这个指示于1950年12月6日发出。
胡乔木以中央名义起草了《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于1951年2月1日下发到地市、司局和军队师一级，还要求将此件“印发各机关所有负责起草及批阅文电的同志，在适当的会议上作传达，并在党内刊物上予以登载。”
这个指示所要纠正的语言缺点，已经远远超越毛泽东最初所指的“电报”范畴，囊括了所有公文文体，并将常见用词和文体缺点概括为五类：“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指示责成中央办公厅及各中央局办公机关各单位，在当年4月底之前完成第一次检查，到年底做三次检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第一次发布对语言文字问题的指示，拉开了新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序幕。
将这个指示精神推广至全民，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新语文建设。这个决心，是毛泽东做出的。
1951年春天，毛泽东谈及语言文体时说：“对那些全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像张申府、焦菊隐等人，要多向他们请教。”他谈到吕叔湘、朱德熙这两位中年语言学家时说，要请他们多为报纸写点文章。
毛泽东明确地说：“中国的语言应该成为最美好的民族语言，报纸上运用的语言必须纯洁。”③
毛泽东想请吕、朱两位写文章，即是指撰写现代汉语修辞讲座文章，通过报纸传播，推动现代汉语修辞的规范化。
《语法修辞讲话》的诞生
有了毛泽东的吩咐，胡乔木先找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希望他就纠正“报刊和文件上使用语言文字混乱现象，系统讲一讲。”时年52岁的罗常培认为自己承担不了，谢绝了。④
胡乔木转而通过语言学家叶圣陶找吕叔湘。吕叔湘觉得在报上发表指责“缺点”的批评文章，颇有为难之处，因为这往往出自各级领导或秘书手笔。叶圣陶告诉他：“乔木一定要有这么一个东西。”吕叔湘于是提出希望与胡乔木面谈。⑤
3月4日，应胡乔木之约，吕叔湘和叶圣陶来到中南海，胡乔木请吕叔湘撰写《语法修辞讲话》，由《人民日报》连载，供干部学习。
吕叔湘把任务承接下来，还提出他暂停在清华大学的授课，并商请同事朱德熙合作。
当时47岁的吕叔湘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朱德熙31岁，也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是罗常培教过的学生、语言学界后起之秀。他们从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一批未能刊用的稿件，剖析其中的语病和不当之处，加上已经收集的资料，分门别类加以研究，有针对性地撰写修辞文稿。⑥
5月底，吕、朱两人已写出一万多字，胡乔木审阅通过，决定尽快连载，其余部分随写随登。可见胡乔木将此事看得很重，抓得很紧。
这时，可能还是由胡乔木想到，为了在开始连载时引起社会广泛重视，需要配发社论。
吕叔湘回忆，社论初稿先由他试写。但他从未写过社论式文章，写后觉得不适用，即由胡乔木组织另写。
执笔人是黎澍
胡乔木指定时任中宣部秘书室主任黎澍起草这篇社论。
黎澍是著名历史学家和中国思想史专家，他的前半生几乎都在新闻编辑岗位上度过，1950年底，调到中宣部。
黎澍很快写出了社论，并将手写稿送交胡乔木审阅。
因为胡乔木参与了这篇社论组织和撰写的全过程，且在就语言问题的多次讲话中，他所用语言和社论用词颇有一致之处，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人民日报编辑部及语言学界的很多人都以为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的。
而吕叔湘当时就知道，社论由中宣部干部起草。经手签发社论付印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则明确地知道，黎澍是社论的起草者。⑦
20世纪50年代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姜椿芳曾在当时一个会议上介绍，这篇社论“是黎澍起稿，经毛主席修改过的。”⑧
本文作者请黎澍的子女黎继瑞和黎安泰辨认社论原稿笔迹，都认为社论原稿出自其父的手笔。
黎澍辞世10年后出版的纪念文集《黎澍十年祭》，也将这篇社论列入“著作要目”。
胡乔木做重要修改
胡乔木对社论原稿作了多处重要修改。
胡乔木将黎澍原稿的第一自然段删除，在清样空白处改写出社论的第一段话：语言的使用是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很可惜，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在他们所用的语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这是必须纠正的。为了帮助同志们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我们决定从今天起连载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的关于语法修辞的长篇讲话，希望读者注意。
原稿第二自然段，写了几位善用语言的中国古代著名诗人的名字：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胡乔木在他们的名字前面加上了“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定稿时，他删去了陆游，增写了关汉卿、王实甫这两位戏剧家。
原稿写道，古典文学家的“著作是保存我国一代代语言的取用不尽的宝藏，直到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远的影响。”胡乔木改写为：这些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胡乔木在这里点出了“白话小说”的重要性。（注2）
原稿写到鲁迅和毛泽东时说：现代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和代表中国文化最高成就的伟大思想家毛泽东同志是这种□□而□□的语言的选择者和创造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保存着我国语言、民间语和外来语的最优秀的部分，并且达到了最熟练和最精密的运用。（□是原稿中因涂改看不清楚的地方——本文作者注）
胡乔木将这句话改为：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
黎澍在倒数第二自然段中写道：“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报告，每一种报纸，每一种杂志，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的政策而存在的。”
胡乔木将这句话改为：“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注3）
毛泽东修改审定
胡乔木于1951年6月5日将社论送毛泽东审。
毛泽东当晚审阅了胡乔木送来的清样。社论开头“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之句，“经济”两字是毛泽东加的。
文章第二段第一句“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中，“千年”之前的“多少”两字也是毛泽东添加的。
毛泽东在社论最后一段胡乔木写的首句“我们是完全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之后，加写了两句话：“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
6月6日零时29分，毛泽东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照发”。
毛泽东签发的社论清样立即送到人民日报社交给总编辑邓拓，当即发排。这天晚上值夜班的是副总编辑安岗。
同日，吕叔湘、朱德熙撰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第三版开始连载，每周两次。
“6·6社论”的影响和局限性
由于党中央机关报的重要影响，还因为中央领导人的重视，社论立即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
国家出版总署于6月8日发出号召，要求全国出版工作者学习这篇社论和《语法修辞讲话》。
在这样的强力推动下，《语法修辞讲话》在年底刊完后汇集单行本发行上千万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习热。在这篇社论和《语法修辞讲话》的推动下，半文半白式文体完全退出了语言应用舞台。从这时起，现代汉语在各地报刊和出版物中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五四运动”倡导的白话文至此取得稳固地位，再也不可撼动。
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这篇社论成为中国语言学的经典文献，至今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语言是发展的，时间也检验出了这篇社论的局限性。比如，标题显然过长了，不容易记住；使用“斗争”这个词汇来表述实现言语“纯洁性”的途径，并不妥帖，用“努力”更为恰当。而主要的缺点，则是对“语言纯洁性”这个概念判论过急了一些。任何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语言对吸收健康的外来语都具有极为强健的容纳力，而且在吸收外来语进程中又使自己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具表现力。
事实上，总结了历史经验的语言学家们，在今天更注意把“语言规范化”作为应用标准或发展的目标，这样更能经受时间的检验。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的舆论引导和党报示范》的子项目）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
责任编辑：冷 梅
注1：作者采用“读秀”学术检索系统，获知截至2013年12月底，涉及该社论相关的条目为2368条。涉及相关中文图书87种。又据对《人民日报》的全文检索，2013年8月29日第24版刊登的文章《文从字顺是基本要求》一文，为本报第39次全文引用该社论题目。
注2：原稿提到著名文学家名字的段落段中，有黎澍对《水浒传》作者的判断：“《水浒传》是一部许多民间艺人的集体写作，施耐庵是一个为他们所共有的笔名。”胡乔木删去了这句话。
注3：黎澍原稿和胡乔木的修改，均引自凌远征《学好用好祖国的语言文字——胡乔木的语言文字思想》，语文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25～29页。
注释：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②《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第585～586页。
③⑦安岗：《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见《安岗新闻工作5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8年版，第126～127页。
④⑤⑥李行健：《〈语法修辞讲话〉写作的前前后后》，《语文世界》1992年第2期。
⑧丁守和：《历史学家黎澍的品格》，《炎黄春秋》1998年第4期。
